《平凡的世界》有一种陈腐的气息，里面的主角，如孙氏兄弟、田氏二女，都是随时准备抱着义务去投河的那种人，像一群小白鼠，不会为自己争取点儿民主权利。我发现了这个秘密，告诉《平》的读者群，这些人不但不认同，反而冲我瞪眼睛：义务难道不好么？用义务来塑造人难道不是非常好的手段么？
我对《平》的抵触和强烈排斥，可以说由来已久。从读大专的1993年开始，我就烦透了这本书。这本书的字里行间里，充满了说教，仿佛不停在说：“义务好，义务真是好，义务就是好……”对于人生义务的简单崇拜，让路遥的作品变得偏激而又单薄，塑造不出丰满的人物形象。
其实你仔细思考一下就会发现，《平凡的世界》中的几个主要人物，恰恰是被义务毁灭的。这一点，小说写得很真实。但同时，小说还要适当揭示这个“平凡的世界”里的人物悲剧命运是怎么造成的，这就难办了，既然义务好，为什么这个义务总要伤人？
而且，《平凡的世界》还担负着一个政治任务：赞美改革开放给人们的生活带来的巨变。那么男女主角的命运如此悲惨，背后又是什么力量追杀他们呢？咱们以孙少平为例，根据上下文提示，孙少平应该是58年出生，中学毕业后，正好赶上改革开放，那是相当幸运的一代。那代人即使在学龄期间被耽误了学业，自学成才率也远远高于其他年代。孙少平生活在那么好的时代，又不是《静静的顿河》那样的时代，为什么命运那么悲惨呢？这就是《平凡的世界》整体构思的失败，对于主人公命运中的杀手缺少一个揭示，为悲剧而悲剧。这种强扭的悲剧削弱了“赞美改革开放”主题，显得很矛盾。一部作品，如果从整体上失败了，即使局部写得好，也难以扭转颓势。
穷困不失志，而又负重前行，充满了义务心，这种姿态，从感性上，很容易打动人，获得共鸣。四五十年代人教育我们，好像有这么一个共识：义务是成就人的，你的人生要靠义务来成就，你越是愿意负重，就越有远大的前途。如果你拈轻怕重，屡屡躲避义务的重担，你就会被国家和人民抛弃，你就会走向衰亡。我曾经深受毒害，信奉过这种“理论”，后来升学考试、分配工作受到重大打击，惊回首，才发现这种理论的重大缺陷。
人生，并不单单是靠义务来成就的，成就人的，除了义务，还有权利。但是最终成就人的，既不是义务，也不是权利，而是对于义务和权利之间的综合权衡、合理取舍。权利和义务都是药，是药三分毒。过多地吹捧和强调义务，已经毁掉了我们中的一批人，本人也曾是受害者之一。
我们那个时代的人（七零后），义务心强烈。贫穷和繁重的农业劳动压迫着我们，让我们无法用平常心来看待上学这种事情，本来是简简单单上个学，可是在我们自己看来，是去赌博，用家庭的血汗进行一场豪赌。因为家底不行，赌起来自然也不行。九十年代学费非常贵，还有各种变相收费，因为学费问题失学者不在少数。兔死狐悲，我虽然没失学，也挣扎在失学的边缘。我们上学感觉是仿佛欠了债，带有强烈的悲怆感和内疚感。一个家庭的主要收入拿来给孩子们上学，想想这真是一个病态的社会。这种巨大的压抑影响了我的性格，我后来变得脾气很不好，跟上学代价太高有关。学费重了，义务重了，可是我们的心态坏了。这义务根本不是成就人的，而是毁灭人的。
很多学生，没有考上学，想行使一下复读的权利，不敢提。为什么？家庭负担重，不去劳动，躲着上学，心里有愧。一大批性格善良的学生被毁掉了，而某些心肠硬、根本不懂得体恤父母的无心无肺的坏学生反复留级考上了学，有的还上了本科。后来我反思：是什么毁了那一批道德品质好的学生？是强烈的义务心。
后来我就悟出了“是药三分毒”的道理，对“义务”这种存在，进行合理的批判。
至于说到《平凡的世界》，对待义务的态度，是不足取的。它主要依靠义务来塑造人物，手法单一，换用别的方法来塑造人物它不会。所以，路遥笔下的几个主要人物，就像是小白鼠，不会为自己争取权利，看得让人气闷。除了性别和年龄之外，孙少安、孙少平、田润叶、田晓霞等人不过是义务的载体。作者的写作技巧就是扒皮实草，这里所谓的“草”，就是义务。《平凡的世界》是一本写义务的书，所以它令人感到很烦，很陈腐。再配上那个年代的穷困和短视，还有那个年代的特殊说教，这书一看就让人痛苦、气闷、头疼。早在一九九三年我就说，《平凡的世界》热销不是一件好事，这种片面突出义务的书会让四零后和五零后过度自信，认为自己天然正确，这本书特别不适合年轻人阅读学习。
从价值判断上，作者路遥绝不会承认义务不好、有毒；从情节的设置上，路遥又经常用义务充当杀手，用义务来破坏主角们的幸福，压低主角们的命运。这种矛盾和裂痕大大降低了《平凡的世界》的艺术价值。
我们来看义务是怎样袭击和残害《平凡的世界》中的优秀人物的。
孙玉厚，孙少平的父亲，受累于不争气的弟弟，为弟张罗婚事，负债十几年，穷困潦倒，这也极大地连累了两个儿子的学业和婚姻，首当其冲的是长子孙少安，及早地辍学贴补家计做义务。
孙少安，面对田润叶的爱恋和田氏家长的反对，他想到的不是争取爱的权力，而是退让，以免落下“攀富”的名声。用小民的眼光来看，这种不争和矜持是一种美德。从爱护家庭的眼光来看，孙少安的这种退让自觉性，是为了家庭利益而牺牲妥协的一种义务，因为他父孙玉厚懦弱无能，经不住田氏家长的攻击。
田润叶，不能坚持自我。被孙少安拒绝了之后，就丧失了爱情理想，沦为政治联姻的工具。成全老爹的前途之后，心有不甘，不愿与司机丈夫同房，致使司机精神苦闷饮酒驾驶，车祸成废人。丈夫残废之后，田润叶内疚之下，履行义务，反而积极与丈夫同房，帮助失去双腿的丈夫性交。读到关于田润叶的描写，感觉此女很奇怪，这种没有原则的善良值得作者这样赞美吗？
孙少平，有关系也不用，不进步不学习，爱看闲书，固守在体力工作上，他有一套独特的交际方式，总有办法在关键时刻表现优异，让人刮目相看。以此魅力值，获取了官二代田晓霞的爱恋。然而少平命不好，晓霞殉职，完美之恋成了一场空。孙少平后来娶寡妇，照看寡妇的孩子，他的婚姻归宿虽有爱情的成分，但也是一项沉重的义务。孙少平活到尽头是义务。
田晓霞，殉职在抗洪救灾前线，死于义务，人物形象高大上，但有些虚无缥缈。
看情节，义务真是一个恶毒的连环杀手啊！既然如此，那为什么不上升到价值意义上对义务进行批判呢？《平凡的世界》自相矛盾，拒绝深入思考，做了一个半拉子工程，这是我不欣赏它的主要原因。
作者路遥心中有一股极端偏狭的信念，他坚信用义务填充出来的人物形象最美好，一定动人，这种偏执的思想在今天看来已经过时了。
不信你看，用追求权利为手段，塑造出来的人物形象也很美好，比如《琅琊榜》里的主角梅长苏。梅长苏用自己的才智干翻了大梁国的六部，改变了王国的继承人，替几十万军队平反昭雪，其美学价值，不在孙少平之下。
《聊斋志异》里面，有一种对于义务的消解，也很动人。一篇故事讲：男方要求娶某女进门，女方讲：“我受过巨大的精神刺激，已经伤痕累累，我想找个修行念经的地方，我去你家修行，做你名义上的妾室，但绝不同房。”男方慨然立誓绝不相扰。但时间久了，二人孩子也有了……
那种义务忽然被解除的美，才叫真美呢！《平凡的世界》需要向《聊斋》学习，加入一些权利和享受的调剂成分，才能迈入更高的境界。不过说这个已经晚了，路遥先生去世得早，这个道理，只能说给后人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