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看起来年纪不太大，有一种发福了的中年男人的活力。讲英文时，带着一种特殊的来自东南亚的上扬语调，让人觉得又慵懒又毫不在意。
他就是用这样的语调给我讲了那个惊心动魄、死里逃生的故事。
我其实多年以前就读过那件事，当代史料有过详细到令人读后会产生应激性创伤的记载，那个发生在1998年惨绝人寰的印尼华人大屠杀让当时的我以及现在的我都感到身上的阵阵寒意。我不知道为什么那天我走进这家西费城的小小印尼食堂里点餐落座后，老板会将这件事儿娓娓道来。
他的故事不同于历史书上那个统一版本的故事，但又同千千万万个独立的故事共同拼凑起了历史书上的故事，他让我知道了故事的后续，一个比大屠杀更值得人们了解的故事。
最开始时，他只是单纯的给我们介绍印尼的旅游、美食，脸上难掩骄傲的神情。我想在那一刻，我是感受不到恨意的，毕竟国家和一部分人还是要分开来看待的。直到我们问起他是什么时候搬到了美国，他的神情也并未改变，他缓缓地说出了那个可怕的年份——1998。他看到了我眼中的惊恐，他知道我听说过那件事，他顿了顿，告诉我们他是被选中的孩子。
他是印尼华人，曾经在印尼掌握98%的经济命脉的千万华人中的一个。也是永远在身份证上打上中国人烙印的不可以参加任何政治选举的华人中的一个。他的父母曾经富裕，在1998年被反华派夺去一切，为了深深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对祖先的承诺，作为传宗接代的希望被迫离开父母，年纪轻轻只身一人来到美国。他那时应该只有十几岁吧？沦落街头的富家少爷，父母生死未卜，语言不通，和18个挤在一所房子里挣扎存活。
“你知道吗，说来好笑，亚洲人离不开米饭， 我那时候靠着酱油拌饭过了三年。”他说，边推了推他的眼镜，神情里丝毫不见波澜。“我有一次路过中国城，看到店里挂着的烤鸭，特腾腾地流着油，我止不住地吞口水。可是我口袋了只有几块钱，也不舍得花。最后，我就坐在马路对面，端着我自己带的午饭——酱油拌饭，死死地盯着那只烤鸭吃了午饭。”他笑了笑，似乎很佩服当年的自己。“店老板看到了我，他什么都没说，只是让我进店，然后在我的碗里夹了一大块鸭肉。那是我三年来第一次吃到肉。”
这样的故事中国的小孩肯定听得耳朵都磨出茧子了，可是我却默然的发现不知道什么时候我的脸上已经全是泪水了。我不知道说什么好，我从来不是这样多愁善感的人。而我满脸的泪水和他平静的讲述对比却显得有些滑稽。
四年后，他父母辗转联系上了他，告诉他他们都还活着。父母哥哥兄嫂，大家都躲在一个偏远山村里，最开始几乎靠乞讨为生。现在他们活下来了，就像长在沙漠上的杂草，再大的风沙也不能把他们吹倒。我哭的更凶了，连我自己都莫名其妙，我脑子里就一句话“除非你把我们杀光，否则没有什么能打倒中国人的。”
我似乎看到了自己的姥姥，省吃俭用把好东西留给我们；我看到她佝偻着腰背把已经上了大学的我赶出厨房，非要给我做饭。我们似乎习惯了批评这些自我牺牲式的教育方式，可是我也能理解她们曾经有多艰难，他们不希望你再经历一星半点。对中国人来说，孩子大于天。也许正是这种备受指责的传宗接代的传统让中国人一代又一代地顽强活了下去。即使我活得连人都不如，我也要你活得比谁都好。在那一刻，我只想给这个被选中独自活下去的印尼华人一个拥抱，也拥抱自己从未经历过的苦难，拥抱已经逝去的人们，至少我现在过得很好。
到了他这一代，早已不会说中文，可是他还记得他的中文名字，是他小时候父母强迫他记住的。他在纸上歪歪扭扭地用繁体字写着——“孫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