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看了加缪的《鼠疫》，倒也不是刻意为之。恰好之前看了他的《局外人》，觉得这人真是有意思，顺便就想看一看与之齐名的《鼠疫》。
当时疫情还没有全面爆发，现在想来，倒也应景。
正巧与书友谈论到下面这段关于歌颂义举，就做一些梳理。
书中有一段写到，
“叙述者谈到这些卫生防疫组织的重要性，无意夸大其词。我们的许多同胞，如今若是处于叙述者的位置，的确会经不住诱惑，难免夸饰这些组织的作用。
但是叙述者宁愿相信，过分抬高义举，最终会间接地大力颂扬罪恶。因为，这会让人猜想，义举十分罕见，才显得如此可贵，而邪恶与冷漠则是人的行为更常见的动力。”
1. 过分抬高义举 = 大力颂扬罪恶？
首先从报道方来看，加缪认为，人性中的善是普遍大于恶的。新闻倾向于报道一些特别的不常见的事物，而会省略那些充盈在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既然如此，善举就不需要被刻意大肆宣扬，因为这算一种普遍存在，就像谁也不会去报道每天早上的刷牙洗脸。
这种观点有其道理，当做好事变成了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确实也不会每天刻意去宣传。口号喊得响亮的，倒往往浑水摸鱼，以次充好。
但反过来想，由于邪恶与冷漠相对稀少，所以霸占着所有的舆论和头条。结果到处充斥着暴力，悲剧，这样才会让人觉得人间凉薄，不值得吧。大多数人都是很直观的，看得多就觉得是真实存在，不会费心去揣测其背后的原因。样本偏差，光环效应比比皆是。
最简单的例子就是，飞机坠毁事件总是轰动一时，引发铺天盖地的报道与关注。于是很多人认为，坐飞机是件很危险的事。甚至有人患上恐惧症，完全无法乘飞机。但数据表明，飞机事故远低于机动车，是最安全的出行方式。
这样说来，多报导些义举也无可厚非，毕竟生活不易，能受些鼓舞和激励总是好的。尤其是像现在这种非常时期，人心惶惶，就更加凸显媒体风向的作用了。
当然其实新闻报道的核心是客观真实：既不偏袒，也不打压才是最好的态度。但毕竟一来资本逐利，而舆论方也不可能完全中立，这也是没法子的事。
2. 做好事为什么不该拥有姓名？
另外，从义举的主角出发，他们该不该被报道？
自古以来，“做好事就该默默无闻，做好事就该不留名”，已经成为了一种政治正确。好像为了沽名钓誉做好事，好事的性质就会改变。但好事不该是一种客观存在吗？它的衡量标准不该因为出发点而有所改变。
我们心心念念的默默无闻，是因为我们认为不出于利己原因的善举才配得上纯粹和崇高。但严格来说行善都是自私的。要么为了名利，比如商业宣传，或者合理避税。要么出于同理心，本质是希望在自己落难的时候，别人也会同样伸出援助之手。
但哪怕是为了避税，为了镜头，甚至为了钱，最后达到的效果是好的，仍然值得鼓励和嘉奖。毕竟我们擦着“小康”的边，离“大同”还十万八千里，需要的善举太多。正如邓老爷子的名言，“管它黑猫白猫，能逮到耗子就是好猫”。对应的：管它为名为利，能对社会有益就是善举。
所以任何人做的，哪怕只帮助到一个人，也值得一声谢谢。哪怕再微小的善举，也值得拥有姓名。不能因为日常，因为频繁，就忽略它的存在。也不必为了追求善举的纯粹，就埋没一个又一个美丽崇高的姓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