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到处都是柳岩在包贝尔婚礼上被闹伴娘的争论，有的人说这是不尊重女性、有的人说柳岩自己并不介意，还有一个声音是，伴娘就该这么闹，这是她当时当地所扮演的角色，她既然去做伴娘就已经默许了“闹伴娘”。

我们每天都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有些是我们愿意去承担的，有些是社会定义给我们的，还有一种是与生俱来的，性别角色。那么性别角色对于我们来说究竟有多重要，我们是不是一定要让性别角色决定我们的一举一动，又怎样去区分性别角色和道德绑架？

踏入心理咨询这行的时候，老板问我们，中国心理咨询和国外有什么不同？我们从历史、政治以及文化等给出了一连串一本正经的答案。听到我们的答案以后，老板给我们讲了一个笑话：

假设一个中国女孩、一个外国女孩都因为失恋走进了咨询室，通过一段时间的心理咨询，她们都振作了起来，高高兴兴地走出了咨询室。不同的是，没过多久，那个中国女孩就会折返回来问：“我知道自己该怎么办了，可是今年过年带不回去男朋友，我要怎么跟我妈交代？”

这就是中国心理咨询和国外心理咨询社会现实基础的不同：在国外，大家可以活自己，所以失恋就是失恋，失恋解决以后，就回到正常的生活状态。而在中国，失恋的心理症结解决以后，即便自己没有问题了，却还得面临如何去解决自己社会角色和家庭角色带来的问题。

在中国，大多数人活的都不是自己的人生，我们的人生是背负着家庭、家族和社会价值的人生。就好像拿我来说，我有一个“死亡清单”，上面写着所有我要在死亡之前完成的事，有一些可以和身边的人分享，比如学画画、学钢琴、或者读完普鲁斯特；有一些则是我不想分享、只想独自一个人完成的，例如骑行西藏，去耶路撒冷朝圣或者找到灵魂伴侣才结婚。

但这些我想独自完成的心愿都被扣上了一顶“不务正业”的帽子，那么什么是“正业”呢？做个乖巧的好姑娘，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嫁个靠谱的男人，然后让生命的车轮在景色一成不变的铁轨上轰隆隆向前，直奔那个看得见的终点。

对男人来说也是一样，甚至更难一些。要成为一个靠谱的男人，必须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娶一个贤良淑德的好女孩，一起奔向终点。在这个奔向终点的过程中，他们也承担着更多的压力。

这压力不仅是父母对我们的期待，也是社会普遍价值观对我们的要求，仿佛大家都这么做，那这么做就是对的——男人就应该理性又坚强，女人就应该敏感又温柔。从我们出生期，这“定义”就开始了，男宝宝穿蓝色、女宝宝穿粉色，生日时男宝宝收到红色玩具汽车，女宝宝收到穿蕾丝裙子的洋娃娃。

这种角色的固化也被体现在了我们的婚恋关系上。很多人在婚恋当中，都觉得必须男主外，女主内；或者男人必须坚强可被依靠，女人必须柔弱娇美。如果哪一家男人比较中性或者喜欢做家务，女人喜欢主外或者女汉子一点，大家就会说“喏，那家女人是个女强人”，或者“那家男人真没用”。

但是，是不是在婚恋关系中，男人和女人必须是这样？越来越多被关注的同性恋群体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答案作为参考。之前看到一个同性恋的访谈，内容大概就是这些同性别的couple们坐在一起回答网友提出的问题。其中一个问题是，对于同性恋伴侣双方，有没有明确的男女之分，例如在一对gay couple中，是不是一个很有男人味，另外一个就显得很柔弱，他们在家庭中也会像男女一样承担不同的责任？

他们说，无论在同性恋还是异性恋当中，双方都应该互为照顾者，我们既然决定了要在一起，那必须要相互扶持才能走得长久。所以我们在这段关系中都愿意多做一 些，具体谁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是按照能力来分配的，并没有固定角色。可能又有照顾者和被照顾者的区别，那也只是因为其中一方的能力更强、承担责任更多，但是另一方也一定会尽全力去做，也值得一样的尊重。

这样的答案非常得打动我。我甚至在想，如果每一对夫妻都能这么想的话，大概我们也就失业了，可是就算是失业，也是开心的。

按照社会原则去进行男女分工无法维持一段关系的稳定和持久，真正在这其中起作用的是我们自身强大的内在和无条件给与对方的信任。找不到另一半的情况下相信自己能够很好地生活，永远不丧失自爱和爱他人的能力；找到另一半的时候信任对方会像自己一样尽己所能，不去在意别人的评价。

不仅仅是在婚恋当中，在社会生活当中我们所扮演的每一个，包括柳岩伴娘的角色，都不应该是违背我们自身意愿的理由，因为一个人必须先成为自己，尊重自己，在尊重自己的前提下选择自己愿意扮演的社会角色。

知己主义观点：

每一个人都先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其次才是各种各样的社会角色。我们被社会角色所困，是因为我们找不到自己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