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公什么时候，如何成了财神？这与晋商的关公崇拜密切相关。
山西自古有“盐铁之饶”，古时凡经营盐铁的晋商，都能很快发迹。《国语·晋语》曾记载“夫晋之富商……能金玉其车，文错其服，能行诸侯之贿，而无寻尺之禄”。
春秋时期晋南的巨富猗顿依靠畜牧业、盐池、珠宝玉石行业多种经营，终于“富甲天下”，其家产“西抵桑泉，东跨盐池，南条北嵋，皆其所有”。猗顿之富成为财富的代名词，《韩非子·解老》云：“虽上有天子诸侯之势尊，而下有猗顿、陶朱、卜祝之富。”猗顿富有的同时也在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为国家为人民谋福祉，“或者急公奉饷，上有利于国；或者悯孤怜贫，下有济于民”。
猗顿的成功为后世的山西人重商情怀深深地扎下了根。清代大才子纪晓岚说：“山西人多商于外，十余岁辄从人学贸易，俟蓄积有资，始归纳妇。”可见山西人是把经商作为事业来看，经商有了积蓄，才肯娶妻生子。山西人通过经商来实现其兴业成家、光宗耀祖的抱负，而这是这种观念正是使得晋商在商业上不断进取，取得成功的原因之一。
春秋巨富猗顿与三国武将关羽是同乡，都是晋南，山西运城人。猗顿在商业上取得了巨大成功，关羽则在民间信仰、道德实践、文化精神上取得了与“文圣人孔子”比肩而立的“武圣人关公”的地位，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优秀代表，君子人格的标准样板。
随着民间朝廷、儒释道教、各行各业对于关公的推崇，关公忠义无双、信义卓著的形象早已深入人心，关公忠诚信义的人格操守逐渐被用于不同社会关系的处理，商业之间和行业内部的交往关系也都可以通过忠诚信义的原则来处理，一诺千金、重约守信的关公形象转变为一种商业的道德伦理，成为规范商业行为的行业标准，成为每个商人必然要遵守的商道底线。
晋商的传说中有大量尊崇关公，重合约，守信用的故事。关公文化中的忠义诚信在晋商的形成与发展中起了不可或缺的作用。以中国传统商业道德文化为基础，以关公义利之道建立起来的诚信商业体系，就是把关公作为文化符号，精神符号，使之成为晋商心中的道德约束，制约和规范着所有晋商的商业行为。
晋商把崇奉关公当作至圣至尊的商业圭臬，形式上虽然是简单的低买高卖的商品交易，实质上体现的是人与人之间坦荡真诚、忠诚信义的精神追求。早期的晋商精神体现了文化与商业的和谐统一，体现了晋商以关公“义在利先”作为为人处事、商业往来的商道智慧。
晋商以关公精神为楷模，在政治上，讲忠义；在社会上，讲仁义；在商业上，讲信义。明代山西商人王现把经商与关公精神的关联概括为“以义取利”：“夫商与士，异术而同心。故善商者，处财货之场，而修高洁之行，是故虽利而不污；善士者，引先王之经，而绝货利之径，是故必名而有成。故利以义制，名以清修，恪守其业，天之鉴也。”
以义取利，义利相济，先义后利，表达了商道即是义道，商场即是人际场的传统经商智慧，培育了晋商重约守信、崇德重义等商业道德观念。传统的晋商把信义看作人生的第二张身份证，清代著名的山西介休商人范永斗，就是由于“与辽左通货财，久著信义”而受到清政府的垂青，后来当上皇商，并由此获得厚利。
明清之时，晋商成为中国第一大商帮，有对联称其“纵横欧亚三千里，称雄商场五百年”。与晋商坚守关公精神，尊奉“一守信、二尚义、三取利”的商业准则密不可分。关公精神体现了晋商所推崇的商业道德规范，成为明清晋商商帮文化的价值核心。而关公由宗教护法神又成为武财神的演变历程，就反映了晋商文化中的心理诉求和人格追求。
明清时期，晋商生意做到哪里，关庙、会馆就建到哪里，并以关庙为中心，设供戏楼、聚集拜祝。在山西人的店铺里关公是必供的，全国每个山西商人的会馆都必定有关公庙或供奉关公的地方。
过年时，传统的晋商不仅要祭祖，而且要祭关公。他们在关公塑像前发誓，也在关公塑像前反思或忏悔。晋商对关公的崇拜不是一种仪式，而是把关公作为一个符号，代表他们的企业文化和做人操守。而关公便是他们内心的图腾。
晋商把关公作为晋商的庇佑神和精神偶像，通过对关公的崇拜和许多祭祀关公的活动来弘扬和加深忠义诚信的企业文化，于是，关公成为了晋商企业文化的精神符号和形象代言人。晋商以关公作为精神支柱，以关公的信义来教育约束同乡、团结同行、教化子孙，把关公崇拜作为人生信仰。
当然，不得不提一句的是，如今有不少所谓的新晋商请关公、拜关公，以关公名号作生意，目的只是为了发财，更有甚者，还有一些新晋商竟然连对于关公的那一份尊重都没有了，出言不逊，怠慢轻薄，对关公文化、关公精神的传播与弘扬嗤之以鼻。这种行为或现象已经不是个例，让人不免忧心于怀。有时，我不由得发出喟叹：当某些所谓的晋商抛弃了传统晋商传承下来的关公精神崇拜，晋商还算是晋商吗？晋商文化又从何处可以再得以体现呢？
作者：关公文化彭允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