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文章的正题之前有一个很长的前缀。如下：
大概就在两三个月前，我一个定居美国的作家朋友，在一篇说“某人一年阅读多少多少本书，这多牛逼”的新闻下评论了一句：你花这么多时间来读书，那么你啥时候思考呢？
就在那时，我对“你何时思考呢”并无太大感触，只是觉得作家朋友说得有理。谁曾想，仅仅两三个月过去，我就对“张弛有度”这个词和这个状态有了切肤之体会。——多数时候，我们是需要停下来，想一下，总结一下，思考一下，以便于更好地前行。尤其是在海外学习的这段时间，在这样一个彻彻底底的国际化环境中，有诸多价值观，想法，行为等方面的冲突，纷纷扰扰，错综复杂。如果不停下来去想一下，恐怕日子会过得晕晕乎乎，浑浑噩噩吧。这也是为什么要再写一篇“西行见闻”的原因，算是一种思考和记录吧。
当然，前缀还没有完。
——仅仅两三个月的时间，感受到了自己心境的巨大变化。于是想起一首宋代的诗，蒋捷的《虞美人》：少年听雨歌楼上，红烛昏罗帐。壮年听雨客舟中， 江阔云低，断雁叫西风。 而今听雨僧庐下，鬓已星星也。虽然我年龄还没有那么老，但是时间流逝给人带来的诸多变化，我算是在一天一天的变老中切实体会到了。从红烛昏罗帐到江阔云低，断雁叫西风，也是实实在在的贴切的场景转换与心境转变啊！又想起宋代欧阳修《醉翁亭记》有：朝而往，暮而归，四时之景不同，而乐亦无穷也。 中国人喜欢把四时或者外物情景转换与心境转换相互混合，加上自己的生命体会，就成了大文章。从根本上说这归根结底是一种“天人合一”的典型中国哲学的具体体现。记得前两年在复旦听到同济大学一个环境与园林设计学院（名字不太确定）的女院长说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修改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规则，将“人与环境”的关系加入了评选标准，在会后，教科文组织官员跟这位院长说：你造吗，这个规则是专门为你们中国增加的哟。这个院长还提到了九寨沟在评选为非遗之前是有村民居住的，九寨是村民的九寨。因为西方人并不能理解也不认可评选非遗时候有人住在那里，更不理解人与环境居然可以产生美妙的联系！他们认为环境是环境，人是人。所以九寨沟的村民都被赶走了，只剩下沟。
在过去的一些年里，为了国际化，也为了发展，中国接受了诸多的国际规则，也坚持了许多自己的原则。这其中得失与臧否为不予置评，因为越在海外这种国际化的环境中经历，我对自己对任何现象与行为的评价更加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我接下来的正文要更加解释与佐证“我为何如履薄冰”这一点。
正文开始了。
我们有一门课，有一天突然来了一个PHD来旁听，男性，白人，来自南非，英文很溜，很有思想（人文学院的博士你想吧），表达能力也很强。于是问题来了。在老师的课上，他时不时地回答问题，跟老师高手对决，很多时候因为他太有思想了老师都被他带着走。还有一个原因，他思想的深度和讲话速度我们班其他的native学生都跟不上，于是有些时候他有点“独霸课堂”的味道。后来，我曾经用眼神试图杀死他2次，他好了一些，但是没过几十分钟，大概是表达的欲望太强烈了，就忘了我的眼神。于是再次主导了课堂。糟糕吧？
更糟糕的是，我们班学生亚洲人坐在一起，欧洲人坐在一起。他跟欧洲人坐在一起。所以就导致亚洲人这一坨老师根本顾不上，导致我（和其他所有亚洲人都）特别懵逼。对了，有一点忘记说了，这个白胖子PHD语速极快，他说的我们根本听不懂，还有点南非口音。他说话快，作为金发白人的英国本地女老师自然更快，讲话速度快对快，他们自然舒服了，我不舒服了。
在经历了3节这样状况的课之后，我想，此事不能再继续下去了。
于是昨天上课前，PHD到了，我跟他说：Hi，能一起聊个几分钟吗？他很有修养地说好呀好呀。然后我们到了空旷的楼道里。我说：谢谢你答应出来，非常感谢！我有两件事，第一，有时间的话能约你出来喝杯咖啡吗？下课后或者下周啥的都可以。他点点头，非常同意，表示了自己有时间。我接着说，第二，我超级喜欢你的思想，我觉得你很有深度，观点很牛逼，我超级喜欢！但是，你在课堂上说话太快了，我非常抱歉说你说话太快，因为这不关我的事情，这样说很粗鲁，非常抱歉！他说，是的是的，没事没事，我妈天天也这样说我，我已经改了很多了，你都不知道我以前说话多快！我以后一定会慢的，我保证！我接着铺陈：不是不是，因为你观点太精彩了，加上你说话太快，很多时候甚至会带着老师走，所以我就不太听得懂课堂。所以。。。。。你以后课堂上能尽量闭嘴吗？非常非常抱歉我让你保持安静，说话是你的权利我当然知道！但是你们讨论的时候我真的听不懂，我很难过。他表示了超级抱歉并同意。然后我进行本次谈话的最后一次铺陈：我住在中国上海，上海是中国经济最富裕城市，是金融之都，上海2016年平均收入只有6个thousands，而为了能在这里学习，单单是学费这一项，我就支付了100多个thousands，还不算住宿和生活费。——所以，海外读书对我来说是克服了许多困难的。在你来班里旁听之前，我只存在跟老师互动时表达上的困难，因为我的语言没有那么好。你来了之后，我连听不都听不懂了。更可况参与课堂。我非常非常蓝瘦。
这个白胖子表示了抱歉，且说会以后会注意，会尽量保持沉默。而且情商很高地补充说：这节课我要跟你坐在一起。我表示了很开心，于是我们坐在一起上课，又互加了Facebook以加深友谊。
——其实我很清楚，我并不是一个会温柔，迂回，巧妙地解决问题的人，因为性格愚且鲁，我自认为是一个笨拙傻气，需要经常反思并改进的人。然而这次，经过了许多的思考与准备，我居然用自己的方式还算温和地处理了一次麻烦，一次萦绕在我心头漫长时间的麻烦。因此，我便再一次想到了权利，国家，identity，争取等等关键词。或者说，在这样的国际化语境下，在一个英国人和其他的语言很好有很有思想的人加在一起很可能主导整个课堂的情景下，作为一个亚洲人，一个中国人，一个语言没有那么好的中国人，我是如何争取自己权利的？而且我是亚洲人这一坨里唯一一个发出声音的。
这种情况与中国在国际事务上的地位与场景类似。多数情况下我们必须对自己应有的权利坚持不懈（比如我付了学费当然有权利在这里求知），同时国际环境又有它既有的格局（比如欧洲和美国价值观主导了世界），但是我们付出了这么多，不可能将自己的利益与领土拱手相让（比如台湾问题，南海问题，边疆问题等等），中国人的事情需要自己解决，而且要有想法与智慧去处理这种事情。想到这里，我对国家的外交部门的许多行为（有些行为甚至被嘲笑）产生了许多理解，认同。——至少对那种心情和背后的情绪进行了深度认同。我一个中国人，争取课堂上的权利这件事，如同中国这个经济发展不均衡，人均收入太差的人口大国在国际上争取自己的权利是一样的。其困难程度，其尴尬程度，其被欺负/被忽略时候的委屈和没有尊严程度，几乎是一样的。
岁月让人从批判走向建设。许多事情岁月会帮助你理解。壮年听雨客舟中， 江阔云低，断雁叫西风。也是一种对岁月的沉静/深沉/低沉的理解与呜咽吧，理解之外，也是一种与岁月的和解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