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通常的分类，《暖暖内含光》算是一部悲剧电影。
王尔德说，世界上有且只有两种悲剧，一种是得不到自己想要的，另一种是得到了自己想要的。
大多数文学和影视作品呈现的都是前一种悲剧，《红楼梦》就是典型。
一个是水中月，一个是镜中花。若说没奇缘，今生偏又遇着他；若说有奇缘，如何心事终虚化？
王国维说，宝黛最终没成眷属，是“悲剧中的悲剧”。钱钟书的观点和他正好相反：宝黛若终成眷属，那才是“悲剧中的悲剧”。
《暖暖内含光》这部电影最有意思的地方，首先在于它同时展现了两种悲剧。
悲剧理论里常常讨论一个问题：悲剧是人物自带的，还是由外在的偶然因素导致的？
这得先从“命运”这个词说起。“命”可以理解为预成的、已经写就的程序，而“运”是程序的运行和展开。
比如说，一粒玉米种子就是“命”，把它撒到土壤中，它就会发芽，成长为一株玉米秧，然后再长出玉米，这就是“运”。
说白了，悲剧是内因和外因共同形成的。有命无运，有运无命都不成悲剧。毋庸否定的是，悲剧，尤其是爱情悲剧，具有明显的“自带基因”的成分。考夫曼在这部电影中，强烈暗示了这一点。
两个人的相遇，本质上是两种反应模式的相遇。模式不变，剧情不变。考夫曼想说的是，生命的历程是不可逆的。但即使大自然开恩，给你和你的恋人从头再来的机会，如果深植在你们内心的程序代码没有改变，到头来仍然是那个让你们痛心疾首的老故事。
两个人交往的记忆可以删除，但是控制他们思想、情绪和行为的“元记忆”（记忆背后的记忆）是无法删除的。
换言之，你只能改变过去的脚印，却不能改变前边的道路，以及殊途同归的结局。看似重新来过，不过是在新的故事中留着陈旧的眼泪。
当陷入到爱情的沼泽当中进退失据时，每一个人都期望一切能够重新开始，认为那样我们就会拥有一个崭新的人生。
但这部电影一再暗示我们：那不过是我们的一厢情愿。即使上天再给我们一次机会，也改变不了我和你是两个留级、平庸而不自知的导演和演员，我们在满怀希望中翻拍一个陈旧到不能再陈旧、最终让我们不堪回头再看的电影。
尼采说，每个人都处于一个自身携带而不自知的监狱中，自由意志不过是不自知的被困禁，加上偶尔放风而已。我们一个人的自由程度，不过是以我们身上的锁链的长度来衡量的。
这不难让我们想到希腊神话西西弗斯的故事。
宙斯为了惩罚他，让他把一块石头从山脚推到山顶，这一过程本身就是很严厉的惩罚。但真正折磨他的是，他每次把石头推到山顶后，只能眼睁睁看它滚下山脚，第二天又接着重复一次这样的苦役。
西西弗斯的故事展现了一种绝望的人生观，而《暖暖内含光》展现了一种类似的爱情观。
这的确让人绝望，那我们的命运真的就无法改变吗？这一问题也是古今中外许多哲学家探讨的问题——人如何才能真正做自己命运的主人？
佛教把人的外在环境遭遇归因于人的内心，即“境由心生”——一个人所处的环境、现状、命运，是由他的内心决定的。人在世上遭遇的种种不自由，种种冲突和骚乱，都源自人内心的不自由和动荡。简言之，外乱源于内乱。
在这一点上，王阳明的见解与佛教，甚至与尼采都有相通之处。
他认为，心外无物，“心外无理”，人经受的外在动乱是由内心的动乱因素导致的。他把这种极难消除的动乱因素称为“心中贼”（除山中贼易，除心中贼难）。
从电影讲到王阳明的心学，这跨度是不是有点太大？
其实这部电影本身就是一部“心学”电影。这部电影的名字是《纯洁无暇的内心散发的永恒阳光》，言外之意就是只有纯洁无暇的内心才能散发永恒的阳光。
所谓“Spotless mind”，可以理解为“无贼的内心”，只有删除内心的贼，才会拥有真正的宁静，才能拥有外在的美好。
怎样才能除掉“心中贼”，王阳明告诉我们，要“不动心”，要“致良知”。
真正的良知并不是创造出来的，而是去掉内心那些多余的遮蔽物后自然显现的“自性”。 就像米开朗琪罗雕塑完《大卫》后说的：大卫就在那块大理石中，我只是把不属于他的部分去掉了。
如何做到“不动心”？我无法给出具体的方法，正如我从来不相信世界上有什么爱情宝典，我也无法提供一个普适的爱情秘诀。
尽管没有具体的方法，但是我可以提供一个可行的策略，有一本名为《四个约定》的小书，大家不妨尝试履行这四个约定：
不随意评判他人。一旦评判，便是起心动念；
不受他人影响。学习荷花和荷叶的“不粘附”，多少水朝你泼来，都无法打湿你；
不揣测他人的想法。始终牢记一点就是“我该怎么做”，不想其他。一旦揣测，就会轻举、妄动、胡说，各种混乱的情绪就会蜂拥而至；
凡事尽力而为。面对眼前的事情，唯一需要关心的是自己是否在尽力为之，而不去追问是谁干扰了我，什么因素在影响自己。
大家也许会说这太难了，但是改变命运本身是极难的，没有决绝的勇气和卓绝的努力，别妄想也别奢言“改变命运”，听天由命就是了。
但若真想避免陷入西西弗斯式的循环苦役般的人生和爱情，除了苦役般地履行“四个约定”，别无他法。
再重复一遍：唯有瑕疵全无的内心，方能散发永恒的阳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