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人公福贵青年时是一个阔少爷，嗜赌成性的他将家中祖辈积攒下来的庞大家业全部输光，省悟后的他和母亲、女儿过起了穷困潦倒的日子。然而，上天似乎注定要他为青年时的过错付出沉重的代价：他去为母亲求医，半途上却被国民党残兵抓了壮丁；县长的老婆生孩子需要输血，结果儿子被不负责任的大夫抽血过量致死，后来发现县长竟是福贵在国民党军队时同生共死的小战友春生；凤霞嫁了个好女婿，可没想不久就死于产后大出血；两个孩子去后，妻子家珍也撒手人寰；几年后，二喜在一次工地事故中惨死，福贵便把外孙接到了乡下和他相依为命；可是好日子没几年，小苦根因贫，吃豆子时被撑死，失去了幼小的生命。最终，孤苦伶仃的福贵买了一头待宰的老牛做伴，每天朝出暮归奔波于田间……
名为《活着》，讲述的却是关于一个个关于死亡的事情。它在一个广阔的历史背景下展开叙述，但有意地淡化了社会政治背景，而更主要的是把它当作孕育苦难的生存环境，一个磨练人性的“炼炉”。如果没有这条不可否认的环境线索，人物和事件就像照相馆里拍一寸照，换来换去都是一抹色单调的背衬。主人公福贵的一生就挣扎在这样一个“炼炉”中，他经历了从大富大贵到一贫如洗的物质生活的巨大变迁，经历了多次运动给他带来的震荡与困窘，目睹身边的亲人一个个离他而逝。
许多评论家认为，《活着》是余华创作的一个分水岭，是作者在自己进行先锋性文本创新无门的时候，寻求出来的一条新路。然而作者自己似乎都还没有准备好如何走下去，这从作品的前半部分流露出来的很大的随意性就可以体现。任何读者都会觉得小说开头更像是孩子信手的涂鸦——“我比现在年轻十岁的时候，获得了一个游手好闲的职业，去乡间收集民间歌谣。那一年的整个夏天，我如同一只乱飞的麻雀，游荡在知了和阳光充斥的村舍田野……这位老人后来和我一起坐在了那棵茂盛的树下，在那个充满阳光的下午，他向我讲述了自己。”这是一篇在随意中完成的小说，与同时代的苏童、莫言风格类似。
就像作者在小说前言中所说，“人是为或者本身而活着的，而不是为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所活着”，同时，余华也不是一个钟情煽情的作家，因此他在创作中也用用一种近乎冰冷的笔调娓娓叙说一些其实并不正常的故事，为了叙述而叙述，毫无矫揉造作之态。而所有的情绪就是在这种娓娓叙说的过程中中悄悄侵入读者的阅读。这样说来，《活着》以一种渗入人心的表现手法完成了一次对生命意义的哲学追问。
小说主人公福贵过往的一生是痛苦的，然而，他淡然地讲述了他无法想象的经历。福贵以死去亲人的名字称呼老牛，把对亲人的思念和感情寄托到了老牛身上，而老牛似亲人般给予了福贵继续活着的希望。福贵与亲人之间本能、朴素、温暖的亲情不仅没有消失，而且在苦难的折磨下不断得到充实和升华，并成为福贵坦然直面人生变故的精神支柱。如果有一天老牛死去，福贵活着的希望依然不会破灭，他还要为自己而活着，而且会好好地活着。因此，在小说的末尾，福贵郑重其事地对他自己的后事做出妥善安排：他在枕头下放上十元钱，以便发现尸体的人能够好好安葬他。善待自己也是慰藉亲人的一种方式。
“我知道黄昏正在转瞬即逝，黑夜从天而降了。我看到广阔的土地袒露着结实的胸膛，那是召唤的姿态，就像女人召唤着她们的儿女，土地召唤着黑夜来临。”这是小说的最后一句。生命中其实是没有幸福或者不幸福的，生命仅仅只是一种存在，它和其他万物一样并无任何意义。对命运最有力的反抗，是对生命的召唤。不管是为了崇高轰轰烈烈地死，还是不为任何卑微坚韧地活着，都是一种生命的尊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