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回顾一下杨志失陷生辰纲的全过程。

当时他们一行十五人离了大名府，往东京进发。时令上说，“正是五月半的时候，天气是晴明得好，只是酷热难行”。

开头五七天，他们是起五更（凌晨3:00~5:00），趁早凉便行，日中热时便歇。

过了这五七天，“路上人家见少，行路又稀，一站站都是山路”了，杨志却要求辰时起身，申时便歇。

也就是上午7:00~9:00开始行路，下午3:00~5:00结束。这个时段，正好处于太阳出来到太阳下山之间，这不是赶着晒太阳补钙吗？

这样一来，那些挑担的厢禁军，“担子又重，天气又热”，自然是看见有树林就想去歇息。

而杨志的办法是“赶着催促要行，如若停住，轻则痛骂，重则藤条鞭打逼赶要行”。

两个虞候相当于杨志的副手了，不用挑担，却也热得气喘吁吁，赶不上，杨志也斥责他们“不晓事”，嫌他们不但不帮他打这些厢禁军，却反而也在后面，“慢慢地挨”，影响他完成使命。

两个虞候表示对杨志突然改变作息时间不理解，杨志又骂他们“放屁”，说“前些天走的都是好地面，现在正是尴尬去处，如果不是白天赶过去，谁敢五更半夜里走”。

杨志的话有道理。他调整作息时间，其实是跟潜在的想要抢劫生辰纲的强盗玩心理战，因为大热天里人们一般都会选择凉快的时段出行，有意让他们想不到他会选择在最难熬的时段里面赶路，从而赢得“安全时间”。

但是，大家应该注意到了，杨志在做出这些调整的时候，都是他一个人在决策，并没有提前知会到全体同行的人，或者说至少知会到老都管以及两个虞候。

应该说杨志是有理由这样做的，因为梁中书向他保证过，路上全由他一个人说了算。但是由他一个人说了算，并不意味着他什么都可以不跟他们说，甚至连基本用意都不用跟他们提及。

或者说，杨志至少应该跟那个老都管通通气。

应该说，作为杨家将的后人，杨志对其他的人实在都瞧不上眼，包括那个太师府里的老仆人谢都管。所谓的奶公，前面提到了，无非就是《红楼梦里》宝玉的奶妈李嬷嬷那类人，能有什么见识？但是这类人地位特殊啊！

他未必能够成全你，但要败坏你却很容易。

或者说，至少当自己的决策在贯彻执行当中出现了争议、不被理解等情形的时候，那还是应该及时充分地阐述清楚，让他们真心诚意地理解，全心全意（或者说是别无选择）地执行。

毕竟，从北京送生辰往东京这一条路是非常难走的，是需要其他人和他一块儿来完成的。

然而杨志并没有选择这样做，他的想法很简单：我说的你不需要懂，只要按照我说的执行就行；如果你不执行，那要么打，要么骂，如果工资归他管，恐怕还要扣奖金。

这种管理方式就堪称“粗暴”了。你看不良后果马上就出现了。

先是两个虞候找到老都管，告状说杨志只不过是相公门下的一个提辖，“却这般做大”。

然后是那些挑担的厢禁军，在老都管面前叹苦，说这么热的天气，挑着重担，又偏挑天热的时候走，稍有怨言或者走得慢了，就“老大藤条打来”。

内部的分裂出现了。

而这时的老都管倒还听着梁中书的交代，尽管心里懊恼，表面上还帮着杨志安抚两个虞候和厢禁军。面上的和谐还稍微维持着。

杨志当然也并没有想到要做一做思想政治工作。

第二天那些军汉想早点出发时，又被杨志喝阻。那些厢禁军问为什么不早点走，非要到天热的时候来折磨他们，杨志还是不肯解释，只是大骂“你们省的什么”，拿了藤条要打；又逼着他们继续睡觉，直到辰时再烧火做饭起身。并且一路赶打着，不许投凉处歇息。

是不是有点赶着牛马的味道？

这时团队的不和谐就表现得更明显了。

一个个厢禁军口里喃喃呐呐地怨怅，两个虞候在老都管面前絮絮聒地搬口。这个时候的谢都管呢，心里的恼意发酵了——毕竟他也是两条腿在路上走路嘛，大太阳是也是当头晒着。

就这样路上走了半个月。离东京还远着呢，在整个团队里，那十四个人没一个不怨怅杨志的。

杨志完全成了一个孤家寡人。于是，致命危险就出现了。

这一天是六月初四。也是辰时，众人打火吃了早饭起身。书中写到天气，真是让人一看就两腿发软：一轮红日当天，没半点云彩，其实十分大热。

而当日所行的路，都是山僻崎岖小径。当时那些个军汉，大约走了二十余里路，都想要到柳树荫下去休息一下，但杨志照例拿出藤条来打，逼迫他们要赶过前面的冈子去才能休息。

这是什么地方？就是我们大家都熟知的黄泥冈了。

杨志的判断是准确的。黄泥冈实在是太危险了，而晁盖、吴用他们一行人，此时也的确已经扮成了贩枣子的客商等在林子里恭候大驾了。

然而要命的是，一行十五人到了冈子上以后，除了杨志一个人，其他人都去松林树下睡倒了。

此处是真的危险，连我们都为他们着急，更不用说杨志了。你看他拿了藤条，“劈头劈脑地打那些军汉，但是打得这个起来，那个睡倒”，就是没有人肯再赶路。

那些厢禁军不明白为什么杨志要这样折磨他们。哪怕他们是犯人，现在也决意要反抗了。

这时老都管为那些军汉说话了，说让他不要打他们，确实是热得走不得。

也只在此时，杨志才对老都管说：“你不知强人出没的去处，第一名叫做黄泥冈。闲常太平时节，白日里兀自出来，劫人修道是这般光景，谁敢在这里停脚？”

他的话确实是真话。但奇怪的是，这样的话，他为什么不提早一点讲呢？

至少可以提前一晚上，大家在客店里好好地分析分析，讲讲道理，结合几个血淋淋的案例，让谢都管和两个虞候都能明白江湖险恶，理解他杨志的话都是有依据的。

如果这样做了，那么也许就不会出现眼前这种状况了。

而这时他这么说，两个虞候反而说他只不过是拿这些话来惊吓人而已。

那老都管也不相信杨志的话。他为那些军汉说情，要让他们再歇一歇，其实也是为他自己说情。结果杨志急怒之下，就连老都管也骂上了，说他“没分晓”，意思就是他是一个老糊涂。

杨志的心情我们理解，但也实在为他捉急：眼前的情况，已经不是他用藤条和拳头能够解决了。

你看，他这样一骂，老都管赌气了。说是他要坐一坐再走，让杨志去赶他们先走好了。

但是老都管都已经这样公开抗拒杨志了，杨志还赶得动那些人吗？他用藤条乱打，已经变成了一种发泄了——甚至是在那些军汉身上发泄对老都管的怒气。至少那谢都管是会这样联想的。

果然，他这一打，又把老都管彻底逼到了他的对立面，公然唱起了反调。你听他骂出的话，说杨志是个遭死的军人，全靠梁中书相公可怜抬举，做了个提辖，就像芥菜子大小官职，竟敢这么逞能。

一旦撕破了脸，就万难逆转了。

杨志还欲辩解说，老都管是城市里的人，生长在相府里，哪里知道“途路上千难万难”。而这却又更加惹得老都管不痛快，这不是看不起人吗？像“奶公”这种身份的人，其实内心里最怕别人看轻了他，杨志这话可不正是戳他的痛处？

于是谢都管说自己四川两广都曾去过，没见过像杨志这么卖弄的。

在杨志听来，这不是抬杠么？情急之下，杨志说出一句犯忌讳的话：“如今不比太平时节”。

这可被老杜管抓住了话柄了，说：“今日天下怎的不太平？”杨志你是“政治不正确”啊！

完了。再说下去，生辰纲能否安全运达东京都可能只算是个次要的事情了。

问题是杨志其实知道谢都管不过一个区区的奶公，有多大见识？但是等到现在这样公然争吵，他就已经输了。

而如果他在带队出来之时，能够好好地把他所知的路上的各种艰险，仔仔细细地与这个都管谈一谈呢？也许未必能让他懂全部，但让他明白自己的行事策略总是办得到的。那也就不至于这样公然唱反调。

当然反正后悔也已来不及了，都已经到了黄泥冈上了。他们都成了待宰的羔羊了。

接下来就是“智夺生辰纲”了。吴用的计策很妙，可以说精彩绝伦。而对于我们来说，其实这已经是一个必然的结果了。

吴用他们真应该感谢杨志，他简直称得上是最大的功臣：他强调一切他说了算，结果到了关键时刻却没人听他的。

就这样，杨志又失陷了生辰纲，失去了一个为杨家增光添彩的机会，反而是走投无路，落草为寇。应该说这里最大的责任还是他自己。

而他落草后，其实也并未见在一众头目当中显示他作为杨家将后人的的领导风采。这应该与他的带队风格是有密切关系的。

这恐怕是具有现实参考价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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