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人类，天生是为自由和幸福而抗争的斗士.为了幸福和自由我们会甘于蛰伏、甘于成为附庸。但我们并不知道自己还悄无声息地成了另外一种东西的附庸。这种附庸与获取幸福、自由并无关系，它甚至会偷走了我们的思维能力，使我们丢失真正的快乐。我们或许能够捧着手机笑上一整天，可是我们真的快乐吗？
有这个怪想法和疑问是因为近期读了尼尔·波兹曼所写的《娱乐至死》，他在书中给出了一个新名词——“娱乐的附庸”，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重新看待世界、看待自我的新角度。
该书指出：现实社会的一切公众话语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书中大部分是基于美国的社会为例），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我们的政治、宗教、新闻、体育、教育和商业都心甘情愿的成为娱乐的附庸。
尽管《娱乐至死》成书于那个以电视为王的年代，但在今天这个空前便利的媒体时代里，娱乐的附庸这一概念仍旧能够照进现实。
当我们走马观花似的刷着微博和朋友圈；看着各类综艺、短视频，看着那些已经被安排好了的梗发笑，点头称赞那些已经安排好了的观点，我们会感觉到轻松，但抛却那些，我们的精神会开始失落。我们就这样随着媒介的发展，一同进化成了娱乐至死的物种。
铺天盖地的信息席卷而来，即便是脱离于网络，也会有人将消息传入你的耳中。信息爆炸时代也许反映了一种信息时代的繁荣，但繁荣的背后，或许也会存在信息过剩的危机。
随着媒介的发展与成熟，一些与我们并不相关的信息被传递到我们的认知范围。原本我们了解的信息便具有影响行动的价值，但那些多余的信息、无关的信息却将我们的注意力与精神分割得支离破碎。
在我们尴尬的说出：“我有选择困难症，不知如何选择？”时，或许我们面临的就是信息剩余的窘状。
不知如何选择？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我们的思维能力在慢慢变弱。多余的信息，开始让我们不知道该如何去做出选择。那些漫天飞来的信息，初看起来有用，但最终提供的或许只是它的娱乐性而已。一笑了之过后，至多留下一个话题的谈资。比如：“哎，你看过/你知道那个什么什么吗？可逗了。你去看一下吧！” 我们的话匣子正在缩小，一直在寻求存在感的我们，我们的声音会被听到吗？
《娱乐至死》是基于“媒介是一种隐喻”与“媒介即认识论”这两大理论基础上进行论证的从语言媒介发展到电视，看似话语表达的渠道在拓宽，但事实上我们的公众话语权却悄然地被削弱。
尼尔·波兹曼指出“电报+摄影术”能够创造出一个伪语境。多元媒体时代下的我们，仍旧生活在伪语境中。短视频的兴起，或许使得这种伪语境更有说服力。一分钟的视频，能提供很多笑料，也能直观的将概念投喂给观众。当我们在他人直播时送飞机、游艇的时候，我们也将自己的公众话语权与思辨力双手奉上了。我们的声音，也许只是变成了指尖下的小红心。我们的思考，也仅变成“有点道理哦！” 我们的公众话语开始变得无聊与无能，公众话语秩序渐渐开始散乱无序。
我们曾设想过美好的蓝图，利用这些日趋成熟的媒介工具去发展政治、商业、教育等等，但为何会丧失主导地位，被娱乐反控呢？
一是策划者为了迎合媒介，内容渐渐做出了让步。正如书中的例子：政治演说时，花在造型上的时间远远高出花在校对演讲稿上的时间。宗教借助摇滚音乐的形式传播思想，最后的结果是人们记住的也许只是摇滚。
二是受众的屈从。像前文中我说的只是被动的接受，思考力渐渐丢失，能吸引注意力的或许就是别人想要我们看到的。我们的娱乐，不过是一种被安排好了的娱乐。
那我们就一定会是娱乐的囚徒吗？
相比乔治·奥威尔对失去自由的担忧，尼尔·波兹曼与赫胥黎一样，更忧心的是人们不再思考。
当然，尼尔·波兹曼并非只看到了媒介对人们的奴役，他也看到了人们试图摆脱“反控”危机、摆脱“娱乐的附庸”这一处境的所作出的努力。他自身提出了两种方法：一种是依托电视本身（在多元媒体发展的时代下，或许可以将“电视”这个词汇直接换成“媒介”了）；一种则是依托于学校。依托于媒介自身，作者自身已持有悲观态度，他认为这种方法最终不过是打造了一条向商业广告输送名人的渠道。而对于依托学校，他似乎还抱有那么一丝希望。但放在今天来讲，我觉得这种方法不过是治标不治本。尼尔·波兹曼鼓励学校努力教会学生如何去疏远一些信息？但除了疏远，我想比这更重要的是学生要提升自身的思考力，打破被动接受信息的局面。
“人们感到痛苦的不是他们用笑声代替了思考，而是他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笑以及为什么不思考？”
如果真有一个娱乐至死的世界，我想我们并非被毁于憎恨，而是毁于热爱。
我们并非是世界的囚徒，而是自我的囚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