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没有记错和理解错的话，那次社教的目的是用社会主义思想占领农村新天地，具体手段就是加强农村基层党支部建设。出发之前全体队员好像被召集在县委大 院进行动员，至于谁做的动员及其具体内容，我已经没有一点印象。所以，对那次社教运动的背景我也说不上个所以然。不过，村民通过民主选举，选出“一心为 民”的领导，往小康路上奔，在我的眼里，是十分必要的。我的眼睛着实为此闪亮了一阵子，似乎看到了累累的社教硕果。为了体现社教干部的形象，我特意给自己 买了一双皮鞋（别不信，这是我穿的第一双皮鞋），穿上蓝色的毛料中山装（别笑，这可也是真的）。我喜欢在和村委干部吃喝完毕之后，就象一个微服私访的钦 差，与村民亲密接触。在一次次的交谈之后，我的心里慢慢的凝重起来，眼前的青山绿水，似乎也没有先前那么明朗亮丽了。事后我没有机会和其他社教成员在一起 仔细研讨这次社教的成果。但我一点也不过激地说，无论中央制定社教运动的出发点是如何合理，想通过那种“差额选举”的方法解决村领导班子问题，根本是隔靴 搔痒，不得要领的事。我所看到的社教运动，也是流于形式而已。

在大集体的时候，计划经济时代，农村党支部成员在上级党委明确指示下，确实体现了领导带头作用。尽管农民积极性不高，产量低，那是当时的政策引起的。自从 83年分田到户后的几年里，农民积极性提高，有一种“泥巴田里产黄金”的信念。挖地种田是农民的长项，没有村委的指示，产量也很喜人。望着金黄稻穗的朴实 的农民咧着嘴幸福的笑着，对党的这项富民政策“啧啧”称好。村委们似乎转眼间退到了某个见不到的角落里，似乎消失了。他们也和普通老百姓一样，在自己的一 亩三分地里起早贪黑地忙碌着，只是到乡里通知交售公粮的时候，才偶尔出现在群众的视线里。再到后来，因为生产资料价格上扬，粮食价格走低，农民的积极性骤 减，乡里无计可施，只好征用联防队，“主动”收粮。村委帮子成员的责任也就似乎变成了一年一度忙前忙后充当“扈从”，对于如何带领本村农民兄弟脱贫致富奔 小康，似乎成了天底下与他们最无关的事情。村里碰上村民，问问他们对本村村干部的印象，村民竟然争先恐后地给干部们定义画像，说他们就是“一帮常常和乡干 部在家里吃鱼吃肉的人”，就是“一帮随便砍村里的山林用卖掉的钱打麻将赌博的人”，就是“一帮直往自己家里 刨好处的人”。

我感觉木然。但是我回过神来后又完全可以理解。我知道，村民们虽然据实描述，但是心底并没有怪他们。他们眼睁睁看着村干部忙活这么多年，也没有使出神通 来，就明白村干部和他们是一样的，根本上还是农民，土生土长的农民，没有一点特别的地方，再不能当回事了。年轻人听着外面风生水起，便脚痒眼馋，一个个背 着家里积攒的蛇皮袋，打点行装，告别父母和妻子，匆忙远行去了。村子里除了春节会想起热闹的鞭炮声外，其他时间冷冷清清。地慢慢荒了，河慢慢堵了，甚至有 些以前很热闹的路，也被荒草深深地埋没了。听说现在国家为了减轻农民负担，已经把农村税赋已经取消了，那么，曾经为此忙碌的干部们，在干嘛呢？听说有些干 部也是一过完年就提着被褥挤上豪华大客悄悄地出去打工了。那些终于抵制住了外界诱惑没有出去打工的留守村委干部们，看到沿路盖起的一座座别致的新楼，又该 怎么想？我到现在还很好奇，想着他们是否曾经背着手在村头的小路上心思重重地漫步踱过呢！

一 激动，我扯远了。再回到社教话题来。村委选举之后，社教工作并没有马上结束。工作组变成了乡里计划生育工作的尚方宝剑，走到哪里举到哪里。那时候计划生育 在农村是一个很沉重的话题，妇女“拼一死也要把孩子生下来”的决心与乡里的“严打”方针猛烈碰撞着，衍生出一曲曲令人惊愕的故事。类似的故事我此前听过见 过很多。即使心里觉得计划生育的确是“公在千秋”的伟业，但是对于当时基层办事人员所采取的实施方法实在不敢认同，尽管我自己对此也腹无良策。分管计划生 育的乡干部也为此就经常遭到报复，盛夏季节家里常能闻到死蛇的恶臭。就执行公职而言，他自然是忠诚的。他隔三差五就领着我们，再带上联防队员，去相关家庭 进行攻坚。当我得知自己被推到了本乡妇女“对立面”的时候，我着实减慢了脚步，深深地犹豫了。庆幸的是，每次到了目的地，都听那个乡干部说“不巧不巧，她 听到风声跑了”之类。我自然也能轻松地呼出一口气，大口大口地喝几口自带的茶水，听侯重新吩咐后，赶紧回家。现在这样的故事不再重演了吧！年轻的父母们常 年奔波在外忙于生计，在繁杂的都市里或者污染的厂房里常年艰苦地劳作着过着十分简陋的生活。想想日趋沉重的养育负担会压得他们喘不过气来，他们还那么热烈 地憧憬“子孙绕膝”的天伦之乐么，还那么固执地追求“多子多福”么？我不信！

说 道“多子多福”， 我又想到社教中遇到的一件事情。在不经意的走访中，有一位老人找到我，竟然要给我下跪（我一点没有说谎夸张！！）。我哪里经受得起赶紧将他扶起问明缘由。 原来是他有三个儿子，每人都住在豁亮的三间大瓦房里，可是老人自己却住在他年轻时盖的简陋的矮房子里，经常没有饭吃。他说他很饿求我动用法律“办”他的儿 子们。我并没有手握法律之剑，但是硬是找到了他的一个儿子，他那个比我还大二十岁的儿子。我也只能用装出来的一副成熟的声音劝导他尽尽孝道。后来我没敢去 看那个老人，我不是没有同情心，而是对自己的“权威”丝毫没有信心，害怕那样一个比我父亲还年老的老人再次嗵然跪在我的跟前的时候，我能再为他做什么？我 只能自问，在这个一眼望去充满着诗情画意的乡野，还有多少这样的老人，为了自己的儿女省吃俭用一辈子，临了却被自己的儿女忘却了？我不想也不忍心去寻找这 个答案。

好在社教开展了大约半年之后，就结束了。我是带了颗昏昏胀张的头脑，重新回到了盐业公司，干起了副食品零售批发业务。在我热情招呼来往顾客的笑声里，社教带给我的那一片浑沌也最终被挤进了我脑回中某个小小的角落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