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本能够一口气看完的佳作。

本书与一般常见的学术著作的最大不同就在于本书在字里行间回荡的情感。这或许是一本将历史细节的考证与文学化的叙述相结合并成为典范的书。本书对于清军当时的整体情况可谓做了一番细致的考察，包括清军使用的武器（鸟枪、火炮、火药、舰船等），清军绿营的分散驻扎和调集过程中缓慢的速度和巨大的花销，都一一做了清晰的考证和剖析。但是本书绝对没有一般学术著作的枯燥，因为作者的叙事技巧十分高超，一是采用了以人物为点，时间为线的方式，看完之后，你脑海中自然会浮现出一长串的名字：琦善、林则徐、道光帝、伊里布、杨芳、奕山、颜伯焘、奕经、刘韵珂、牛鉴、耆英、黄恩彤、义律、璞鼎查、顾恩甚至张喜等，这样的点线叙述使得本书摆脱了了宏大叙事、单纯讨论政治军事史的枯燥感。另一方面就是茅海建先生本人自己具有的那种异乎寻常的情感激荡，文中妙语横出、情感炽烈，可以说在很多现代的学术著作中是非常接近司马迁书写历史的那种“文史一体”的风格，如“知识给人力量，无知同样也给人力量”，以及当看到道光帝和耆英打算给《南京条约》进行“补注”时那种扼腕叹息的感觉，不禁让人产生灵魂的共鸣。

而除了一些较为常见的感受，如加深了对于鸦片战争的理解，颠覆了对于林则徐及其很多在鸦片战争中的“忠”“奸”的看法、深刻理解了中英双方的军事差距外，让我思考的还有两个问题：一是道光帝和官员之间的关系，为何看起来道光帝在《南京条约》的签订过程中基本上是处于一种被动的状态——不仅于英国，而且与他的臣子们？推而广之，当时的那种被孔飞力先生称之为君主官僚主义的机制是怎样运行的？同时这也涉及到了文书政治的思考。二是清中叶以降官场生态的思考？为何在奕山、伊里布、杨芳等人编造谎言之时，没有官员对其揭发？这种事情对于清之前的明代是无法想象的。

孔飞力先生在《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一书中将中国帝国晚期的国家政权建构称之为“官僚君主制”，孔飞力将中国的制度描述成了“官僚”“君主”两个方面。在这个体系中，“君主不得不用成文法规来约束成千上万为他服务的官僚，以确保他们每个人都按照体现他的利益与安全的行政程序行事”同时，皇帝自身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力的超然地位，还要“避免自身的官僚化”。这是一种新颖的对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和权力运作的解读。在叫魂事件中，弘历运用“妖术恐慌”这一借口，成功的对官僚体系进行了整顿。正如文中所说，皇帝们制定各种繁琐的规章制度来限制官僚的权力，可是从另一方面，这些繁琐而严密的规章制度又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皇帝的权力，从而保护了官僚。因为皇帝制造了一个体系来规范正常的政治生活，而官僚们都在这一制度内。在某种程度上，官僚们是体制内的人物，而皇帝却是介于体制内和体制外的存在。

透过这一个表述，我们可以来探讨一下道光为什么会处于这样一个被动的地位。在我看来，正是在这样的“官僚君主制”下君臣在“常规权力”中相互制衡，君主又是“专制权力”来进行高压的情况下，一旦道光采取了“专制权力”，官僚体系只能采用了进行“文书欺骗”的常规方式来保存自己的利益。而另一个因素就是文书政治的形成和通信技术的不发达，使得这种“文书欺骗”得以长时间、多地的进行下去。

而在文书政治中，另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在本书中，我们很少能够看到除了叙述中心之外的其他官员的反应——为何在奕山等人撒着弥天大谎，却没有很多人向道光帝提出这个问题（即使刘韵珂和颜伯焘联名弹劾奕山算，数量也太少了）。相对于明代多次交章而上的情况，清代的舆论实在是太平淡了（至少在本书的叙述中是这样）。这里我们可以考虑几个方面，首先是清代对言官言路的牵制，其次是文字狱下士大夫精神的消退，当然也有茅海建本人选择材料的问题。在我看来还有一个角度可以进行诠释——明清不同的奏折制度。奏折一词是清朝的独创，明代称之为题本、奏本，虽然有密揭，但是保密性极差，毕竟在明代的文书运行机制中，有通政司这一“传抄”机构存在；而明朝赋予言官的“风闻言事”制度无疑更是使得这种保密性进一步下降。而清代从康熙形成，雍正确立，乾隆加强的奏折制度无疑是在很大程度上加强了这种保密性——正是这种保密性在很大程度上保护了这些“撒谎”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