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提时，记忆里的劳动，是父亲挑动的箩筐。刚学会走路的年纪，父母去割稻子，我无人照料，只能带到田里。收工时，天色已晚，受我蹒跚的步伐拖累，父亲不顾肩上的担子已重，将我放进装满稻谷的箩筐，挑着回家。我坐在箩筐里，一路享受着晃晃悠悠。穿开裆裤的我到家后，母亲从我屁股里抓出了一把稻谷。
十岁前，记忆里的劳动，是怀里紧抱的稻子。到了能帮忙的年纪，割稻子就要派上用场，干不了别的，只能将大人们割下的放在田埂上的稻子，抱到脱谷场去脱谷。炎热的夏季，我不走田埂，喜在水田里淌水而过，享受水湿裤脚的凉爽。
十岁了，记忆里的劳动，是手中挥舞的镰刀。终于有了拿起镰刀收割丰收的权力，看着年岁更小的人去抱稻子，有种奴驭他人的喜悦。可尴尬的年纪，又总摆脱不了被大人强迫去抱稻子。那时，总希望自己快点长大，享受到更多大人才有的劳动的待遇。
十二岁，记忆里的劳动，是肩膀上沉重的挑担。大人的劳动待遇，越来越多落实到我身上，收工后，我也要挑上大几十斤的稻谷回家。用化肥袋缝制的粮袋比我身高还长，打结后挂在扁担上，离地也就二三十厘米，遇上陡坡只能是拖拽而上。担子虽不重，但也压得我步履维艰，望着挑着二百多斤担子健步如飞的壮汉，我羞愧得无地自容。
十四岁，记忆里的劳动，是脱谷机飞转的滚筒。时常望着大人将脱谷场稻子打个精光，可以悠闲地坐下抽支烟，总心生羡慕之情。终于自己可以踩上脱谷机的脚踏板，可脱谷场的稻子是越打越多，那偷闲的机会也越来越远。很快，我因速度太慢被赶下场，迈开腿走路才发觉，两条腿疼得都快走不了路了。
十五岁，记忆里的劳动，是父母口中的威胁。“不念书就去劳动”，这比任何鞭策都更有力量，我终于知道读书的目的是为了不劳动。想着做田埂时，锄头挖起的泥未带到田埂就掉落，家里的劈田埂草的劈刀没有一把适合我这个“左手将”，我自己也认为劳动不适合我，我唯有更加努力读书。
十七岁，记忆里的劳动，是学校广阔的试验田。为了早日参加工作，我中考选择了一所农业中专学校。劳动课带到试验田耕作，我才明白“农业学校”就是“在农田上做作业”的学校。深刻理解什么叫“选择比努力更重要”，选错了，不读书要去劳动，读书也要去劳动。
工作了，记忆里的劳动，是村干部不相信的眼神。当我所挂的村，周未知道有村干部要割稻子时，我总是自告奋地去帮忙，可村干部总是用不相信的眼神看着我，就像看另类似的。看得我自己都怀疑自己是另类了，帮村干部割稻子的事，也不知何时戛然而止，我开始慢慢远离田间劳作。
结婚后，记忆里的劳动，是摩托车上驮运的粮袋。作为一个女婿，岳父家割稻子的时候，哪怕心里有再大的不情愿，也要硬着头皮上。经过岁月的锤炼，虽不敢说是劳动能手，但割稻子的一揽子活也难不倒我，样样都会。只是可惜了我的车，结婚时买的摩托车，成了运输粮食的工具，因时常超负荷带稻谷爬坡，最终英年早逝。
而今，记忆里的劳动，停留在最后一次割稻子。那是十年前，父亲因车祸大腿骨折。出院后，已种下的稻子到了收割季节，已经有五六年不曾割过稻子的我，再次拿起了镰刀。之后，我老婆的婆家和娘家，终于不再种水稻。十年来，我只吃稻米，却不曾种过稻子。
有人说劳动是甜蜜的，可我分明觉得，记忆里的劳动苦涩更多。当田间劳动离我渐行渐远，不免忆苦思甜，“五一”到了，回乡下种点菜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