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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真相在很多方面受到了损害。首先这是因为人们认为政治与自己毫无关系，从而也就对政治一无所知；其次，则是因为他们热中于逢迎谄媚，或是因为对他们的专制主子的憎恨。一批人卑躬屈节地讨好，另一批人又在咬牙切齿地痛恨，这样一来，他们就置后世子孙于不顾了。然而当人们很快地对那些趋时讨好的历史家感到厌恶的时候，他们却又喜欢倾听那些诽谤和怨恨的话了。阿谀谄媚被斥责为奴隶根性的可耻表现，但是恶意却又在人们心目中造成独立不倚的假象。
一旦皇帝成了人们憎恨的对象，他做的好事和坏事就同样会引起人们对他的厌恶。一切东西都是可以出卖的，他的被释奴隶很有势力，他的奴隶则贪婪地去争夺那些能够大发横财的机会，因为在这样一个老皇帝的统治之下，这种迫不及待的心情是十分自然的。新宫廷里的罪恶和旧宫廷里的一个样：它们同样是罪恶累累，然而却不能得到同样的谅解。在那些已习惯于尼禄这个年轻皇帝并且按照俗人的见解、以外貌的美丑来比较皇帝的人们中间，伽尔巴的衰年遭到了嗤笑和嘲骂。
他觉得要隐瞒军团的叛变反而会使人夸大这次叛变的意义，因此他接着又说，第四和第二十二军团曾被少数叛乱的将领引入歧途，不过他们的错误仅限于一些言论和叫嚣，很快地他们就会就范的。他并没有向士兵们讨好，也没有提到要给他们什么东西。那些同他最接近的将领、百人团长和士兵以令人满意的方式回答了他；但是在所有其他近卫军士兵中间，却是情绪低沉，一声不吭，因为他们感到，由于战争，他们竟然失掉了取得甚至在和平时期都属于他们的赠赐的权利。毫无疑问，这个吝啬的老头子，只要是把手稍稍放松一些，近卫军士兵对他的忠诚是完全可以争取过来的。
日耳曼叛乱的消息日益频繁地传到罗马来。由于公民们容易听信怪事和坏事，所以元老院便决定派一个使团到日耳曼的军队那里去。在暗中还讨论了是不是把披索也派去的问题，因为这样一来这个使团就显得更有分量了：使团的其他成员带有元老院的权力，披索则具有凯撒的高贵身份。他们还决定把近卫军长官拉科也派去，不过拉科却否决了他们的计划。于是元老院便决定由伽尔巴自己选择使团的成员。伽尔巴缺乏定见，这个缺点实在丢人。他任命了一些人，后来又免掉对他们的任命，而用别的一些人代替他们，因为这些人按照自己是有所畏惧还是有所希求而请求他把他们留下来，或把他们派出去。
元旦次日夜间，第四军团的一名军旗手来到了科隆 (135) ，向正在进餐的维提里乌斯报告说，第四和第二十二军团已经打倒了伽尔巴的胸像，并且宣誓向元老院和罗马人民效忠了。这类的宣誓看起来是没有什么用处的。他们决定抓住这尚未最后决定的时机向士兵提出他们自己推选的皇帝。维提里乌斯派人到军团和副帅那里去通告说，上日耳曼的军队已经叛离了伽尔巴。因此他们必须对叛军作战，或是拥戴自己的皇帝，如果他们（57 ）第一军团的冬营最近，(136) 它的统帅当中，最活跃的是法比乌斯· 瓦伦斯。第二天，他就率领着军团的骑兵部队(137) 和辅助部队开进了科隆，拥戴维提里乌斯为皇帝。同一行省的军团对这件事争相仿效；上日耳曼的军队也把元老和罗马人民的冠冕堂皇的名称抛在脑后，于1 月3 日转到维提里乌斯这边来；而从这一点便很容易看出，在前两天里面，他们对国家根本就谈不到什么忠诚。科隆的公民、特列维利人、林哥尼斯人和军队同样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