眨眼功夫就五十多岁了。遥想儿时过往，仿佛只剩下一些吃的故事了。
与朋友聊小时候的事，大多有些偷吃的经历。
我小时候住在曾祖曾住过的那栋四合院里。一个四合院住十几户，几十口人，加上鸡犬猪狗到处窜，热闹非凡。白天大人们出集体工，大杂院里只剩下我们十几个小孩。女生聚在一起玩踢房子踢毽子，男生在一起玩捉迷藏抓特务。玩累了，常回家翻箱倒柜找吃的。炒豆子、炒玉米、生薯皮找到什么吃什么。油渣、剩饭、剩菜甚至酱油、糖精也不会放过。有一次，我居然在楼上角落一个很旧的皮箱里摸到一个圆圆的东西。皮球？！我高兴坏了。好不容易从碎布堆里掏出来，不是皮球！拿到鼻间闻一闻，“好香！”“这是什么？”只见过李子、梨子、桃子的我，从未见过这种东西。一阵窃喜过后，我轻轻咬了一小口，放回箱子碎布堆里，扶着梯子下了楼。“好甜！”我细细品味着，带上门继续找玩伴捉迷藏。一回合下来，我又悄悄爬上二楼，小心打开旧皮箱，摸索着找到那宝贝，又轻轻咬了一小口。藏好宝贝，扶梯下楼，出门找玩伴。可一会儿功夫，又悄悄爬上了二楼。我上楼频率越来越高，那不知名的宝贝越来越小了。经过一个上午的折腾，那宝贝终于被我消灭了，连核儿都没剩。过了很久很久，母亲才告诉我那是“苹果”，是小叔从长沙捎来的，让我们几个小家伙尝尝鲜。母亲还再三叮嘱我，万万不可把这件事告诉妹妹。这件事已经过去几十年了，但我敢说那是我吃的最香最甜的苹果了。
老家湖头，屋多人多，除文昌阁边上三棵百年老枫树，油坊里池塘边一排李子树，上万里池塘边一棵柚子树外，各个屋场几乎没有什么树，更不用说什么果树了。只听说苏家冲瓦场里老张家有枣子树、鸡爪树，寸背岭有一些李子树。李子成熟时节，长江冲里、寸背岭总有许多女人背着竹篓、提着竹篮来到狮子门前、罗家岭校门口买李子。虽然五分钱可以买到一搪瓷把缸，可我们只好看着那诱人的李子流口水。
在四合院东头大老李家边上，是一棵高大的杨柳树。经过柳树，是一个菜园子。菜园是四家共用的，每家三四畦。每家都有黄瓜、辣椒、豆角、茄子。老高家那块地靠近水沟，水沟边上种了一棵桃树。天热的时候，我们几个男生有时早早地吃过午饭，悄悄溜进菜园，偷一条黄瓜或摘几个桃子，藏在汗衫里，带上篱笆门，沿着种满大豆的田埂，逃也似的跑到湖溪里洗冷水澡。在水里泡上一两个钟头，黄瓜或桃子也吃完了。等衣服晒干后，我们便赶去罗家岭上课。
记忆中，除蛇勒子外，好像什么东西都能吃。酸的甜的苦的涩的，只要吃不死人，都会成为我们舌尖上的宠儿。
春天不下雨时候，约上大杂院里的三四个玩伴，到田埂上去挖草根挖茅根吃，到江边找酸叶找野葡萄嫩茎吃，到麦李坳上摘映山红找酸筒管吃。插早稻的时候，可能会结伴去火烧岭上摘插田泡摘草莓摘地茄子吃。更奢侈的是，有时还能尝到大人们利用午休时间从麦李坳上摘回的杨梅。
天热的时候，有时几截粟子管或一根玉米杆就可以嚼一个上午。午饭后，我们偶尔去泥虎塘捞菱角，但大多数时间几乎泡在前塘的湖溪里。困了，在桥洞里树荫下灌木丛里睡一觉。饿了，便在江边灌木丛里找野葡萄吃。运气好的时候，有时会抓到几只螃蟹，甚至还会找到一两树卢都子。卢都子又名半春，叶背呈灰白色，核大肉少，鸾山寨那些崖壁上比较多。上初中时，常有人在午休期间带上把缸或饭盆偷偷溜到鸾山寨上摘卢都子。回来时，常常有不小的收获。
秋天是果实最多的季节。课间，我们可以到学校厕所旁、操场边的茶树上吸花蜜摘金樱子；周日，我们会结伴到寨上摘山楂子野梨子。霜降过后，队里会组织大人进山摘茶子或油桐子。每次父母进山摘茶子桐子时，总会带回羊屎饭、野柿子、猫卵子甚至弥猴桃、拿瓜给我们吃。有时带回来的宝贝还没熟，我们会把它们埋进谷堆，隔三岔五地拿出来看一看、捏一捏，往往还没熟透就吃完了。
寒假里，我们常在放牛或打猪草时，找一些枯枝、稻草，生一堆火，放进几个红薯。火势越来越大，薯香越来越浓，我们的食欲也越来越烈了。记得有一年，盐铺队种了几块慈菇。冬天，等集体把慈菇收完后，我们结伴到了水田里倒慈菇。大家把地翻了个遍，每人居然能分到四五个。下雪时，我们堆雪人、打雪仗、吃雪团，其乐无穷。有时，还会在晚上用碗盛上半碗糖水放在窗户外。第二天一大早起来，便可吃上冰棒了。
说句大实话，与现在的孩子比起来，我们的童年是快乐的。没有读书的压力，没有死亡的恐惧，没有留守的孤单，只有多彩的游戏，干不完的家务，舌尖上的味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