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十五年》看了有一段时间了，黄老在书中曾多次引出文官的双面性，他对这个概念的重视程度甚至超过了对皇帝本人品行的论述，可见一个帝国的兴衰，文官起到的作用或许大过王权。

   先谈文官，此书中提到的文官并不仅仅相对于武官，而是指在孔孟、四书五经等儒道思想熏陶之下成长、学习，最后被任用的符合传统礼教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的官员总称。自独尊儒术以来，历代王朝的长盛和稳定其实都是依靠着文官。打天下当然依靠武官，但是武官既能帮你打天下，也能打掉你的天下，这时候统治者就需要文官这种无军权却又懂礼法的人来帮助治理天下。这也就是当年赵匡胤杯酒释兵权的缘由了。

 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文官也不例外。一个穷书生，寒窗十年，为的是什么？不外乎受先贤感染，想拯救苍生，弘扬礼法，为国君分忧，为天下解愁，这是文官的阳面；但既然受先贤感染，又有谁不想成为先贤那样名扬千古的人呢？必定会有人为了这个而费尽心思，不惜用点别人看不到的肮脏手段。还有，文官崇尚节俭的儒家传统与其飞黄腾达的理想有着极大的冲突，往往官给的俸禄连温饱都无法解决。现实的体制刚好存在裂缝，巨大的利益诱惑吸引着文官:地方官可以从百姓身上剥削，京官可以借助对地方官的检查而剥削地方官。这些，是文官的阴面。一个生活在明朝的文官，往往拥有这样的双重性格。

自宋明以来，因为社会和科技的不断发展，以前的儒礼已无法满足统治的需要，尤其是另外两教(佛教和道教)的不断冲击，使得有着强大包容力的儒学进行了自我改造与进步，也就是现在所说的宋明理学，朱熹便是其中最大的文人代表。这一改造，使得本来就深厚的儒学文化迸发了属于这个时代的新的力量，但同时也暴露了它的局限性:它只能为封建社会服务，就算是改良，也是封建意义上的进步，绝对不会走到民主或者共和的道路上。正因为这样，中国这个巨大的生命体，彻底同正在滋生资本主义的欧洲大陆分道扬镳。

 儒学本是一种学说，一门学问，但是在历代王朝，历任皇帝的使用和改造下，它早已沉淀成为一种系统，夸张点说，已经成为了一个有自我规章的生命体。到了宋明，已经成长到没人能直接对其进行修改或者删添，发展到了和自然准则共存的精神准则，并时时影响着皇帝和文官的物质准则。也正因为如此，皇帝更像是传统礼法的傀儡，尤其是书中的万历。

回到文官。因为统治者利用儒学治国，就要受儒学限制，而文官正是儒学的现实代表，一个文官或许做不成大事，但一个文官集团，亦或者所有文官，足以在一定程度上代表儒术，成为影响国家走向的重要力量。所以，无论皇帝有什么不符合儒规之举，都会被某些文官从史书或者四书中找到典例，进行上奏，恳请三思，进而全部的“有识”文官都进行上奏，产生让皇帝不得不屈从的隐性力量。

国家在儒礼的框架下运行，而最了解这个框架的，莫过于文官，他们都是熟读四书五经的书生出身，通晓各种儒学典故。因此，无论皇帝做出什么稍微逾越礼制的行为，都会有文官旁征博引，从史学中找到相应的典例对皇帝进行规劝。在儒学当道的大背景下，皇帝只能屈从。像万历帝的立储问题，钟爱郑妃的万历一心想把郑妃的儿子福王立为太子，可惜他不是嫡长子。因此，皇帝和文官产生了巨大的分歧。可最终皇权也未敌过文官，万历利用各种理由拖了十多年，经历了三个因此事辞退的首辅，镇压了三场因此而起的叛乱，最终无心再争，立嫡长子为太子。 也因此看透了文官的本质，看清了皇帝的真实地位，从此走向消沉。黄老认为，这件事是万历从一个励精图治的皇帝走向消极无为的导火索，我认为是很有道理的。他看清了文官的双重性格，知道无法控制，甚至只能被反控制，于是寄情休闲和玩乐，利用这样的消极态度，仿佛自己没有受到文官的压力和控制一般，自欺欺人直至驾崩。也就是从此，明朝才开始真正走向衰落。

 当外敌入侵，或者族人叛乱，能短时间组织防守，舍身取义的，是文官；利用职权威望受贿，形成小集团以求自保并升迁的，还是文官。这种双重性格，是那时文化政治背景下无法避免的产物，也正是这种双重性格保持着庞大的帝国处在微妙的平衡中稳定前行。直至今日，我想，官员也还是有类似这样的双重性格的，毕竟，这是几千年的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