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以及类似的文艺生产过程）很难，是因为这是一种创造过程。
想是一回事，说是一回事，写又是一回事。
有时候，你比如说我想到了一句好诗，我说的时候和我想的并不一致（这个说有可能是沉默的说，并不一定要发出声音，头脑中的某些意象很难描述，说会出错），我写的时候又和说的不一致了（我肯定先要把它“说”出来，才能写，因为你写的时候要还记着每个字怎么写，结果由于某个字想不起来怎么写了，这会导致你停下来思考这个字怎么写，结果要写什么也忘记了）。
那这句好诗，到底是什么呢，等你再去回想的时候，也回想不出来了。因为忘记了。
这就是信息传达的衰减。所以说，创作其实是很难的，大作家，大艺术家，之所以牛，就是因为他尽可能的把知情意行，通过各种方式给它描述出来了，但描述出来之后，其实也不见得是最原初的设想了，因为没办法，也只能以此方式来描述了。
再谈一个观点，这个世界是有“我”吗？
有一种观点，压根就没有我，因为你的脑子里的东西，并不是你决定的，而由外界输入刺激而决定的。换句话说，我（思想）根本不存在，我只是一个壳子，负责外界信息的加工。
如何加工也不是你能决定的，而是你的脑结构（比如你的脑子生理部分损坏了，你可能就不能理解世界了），这种生理机制来决定的。这是一种科学的解释方法，但也是很有道理的。
换句话说，如果一个人脑子损坏了，还能思想这些东西吗？脑子有问题了，还怎么思想？连思想的前提物质条件都没有了，还怎么思想？
也很难了，疯子的脑结构就是不正常的（这只是不是疯子的说法），但疯子确实还是可以思考的，而且他们有的活得也很好，他们想象力奇特，他们有的画了很多画都很惊人（比如“疯”了之后的梵高），他们脑子里在想些什么，当然有人研究，比如心理生理医学家，问题是不好研究，因为你不是疯子没法想象疯子是怎么回事，如果你是疯子了，还能研究吗？
如果世界上的大部分人是疯子，疯子就是正常的，而不是疯子的人，反而被“规定”是疯子。
福柯的历史考证：
在文艺复兴时期，癫狂不是理性的对立面，而且在莎士比亚的著作中，真理往往发自疯人之口，在中世纪晚期，惩治疯人在一条无人船上，把疯子装到船上，送到海洋里任其漂泊，这是朝圣者的旅行，那个时候对精神病是防范不了的。
到了17世纪，人们关于癫狂的观念发生了根本的转变。
17世纪，肆虐已久的麻风病突然在法国灭绝了，那么当时关麻风病人的空房空起来了，空出来了以后，这批房子怎么办？一看，那关精神病人吧，所以这样一来，有什么问题呢，当时的1%的巴黎市民被囚禁起来，疯人与罪犯一样成了社会的敌人，是需要防范管制和改造的对象，就是一个偶然的原因。
很显然这考证是真的，那这又说明了，疯子也不是疯子，只是在历史时空下的一种人为的规定，而这种规定就成为了历史传统，延续下来了。而很多历史传统就是这种关系。
就是一开始什么叫理性，什么是非理性，一开始是没有限制的，因为麻风病治好了，房子空出来了，哪怎么办，总要把人关进去吧，那谁，精神病人吧，那谁是精神病，总得有点规定吧，这样一来把“精神病”这个概念炮制出来了。所以他认为，实际上，你关精神病的那批人，本身就是精神病，因为为什么，你为什么把他关起来，你不是疯了吗（房子空出来就要关人吗），是你疯了，还是他疯了。
从这个角度来讲，精神病患者倒可能是真正的正常人。理性的人反而是最非理性的。
这说明，理性的标准不是天然的合理性，不是来自知识的论证，而是一定的外在的历史因素所造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