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勃·迪伦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重新拉近了文学与音乐的距离。在我们的文学传统里，诗本就是可以歌的。汪曾祺一个小说家，硬是从古代的书画论著中读出了为文的道理。可以说，不同文艺形式之间总有丝丝缕缕的关联。而文艺作品又生发自艺术家所经历的社会生活。摇滚乐就与西方社会运动有一定关系。生活在不停流动，艺术要表达生活的脉搏，诗歌、音乐自然也要跟着变动。如果说80、90年代，为姑娘漂亮而歌还有反抗意味的话，21世纪的今天爱情、个性、自我可以说是各类音乐里泛滥的主题了。我只是个民谣和摇滚爱好者，门外汉一枚，但直观感觉国内的民谣和摇滚乐有分量的作品少了。

新工人艺术团的新专辑《红五月》让人眼前一亮。听完他们的歌，我觉得明快、独特。他们的创作很清楚为何而唱？为谁而唱？唱些什么？从他们乐队的命名来看，就有很强的群体认同和主体意味。从歌词来看，青春、劳动、战斗、团结、我们、时代、世界等这些主要意象反复出现。如果对“新工人”在城市的生活现状有所了解，再听他们的歌曲，你更容易产生“量身订做”之感。乐队曾创作《我的吉他会唱歌》，开门见山地唱：“我的吉他会唱歌，它只把我的心里话儿说。它不唱晚会上的靡靡之音，也不唱剧院里的高雅之歌。它只唱黑夜里的一声叹息，它只唱醉酒后的放浪之歌。”乐队成员大多数来自新工人群体，为他们而歌，唱他们的酸甜苦辣，所思所想。这是他们歌曲给人以结实感的原因。

《红五月》真正吸引我的是歌曲的锋芒和真诚。我记得有网友曾经利用爬虫，抓取了主流现代民谣和摇滚乐歌手的大量歌曲，并分析了42万字的歌词。发现他们歌曲的主要意象是：再见，姑娘，夜空，孤独，快乐。可以看出这些都是个人化的体验。我不反对个人化的表达，而更看重个人化表达最终指向什么？如今不少现代民谣和摇滚在个人化表达面前止步不前了。记得崔健曾经说过摇滚乐要有批判精神，对不好的东西，会持否定态度。他还说摇滚乐是为了弘扬生命。我觉得这不仅适用于摇滚乐，也适用于不少其它音乐形式。如果听过《红五月》，你很容易感受到其中的民歌、戏曲等乡土元素。更能感受到，乐手们并没有炫耀技巧，没有复杂的配器。非常单纯、率性地唱着他们觉得值得歌唱的。嬉笑怒骂皆成歌曲。

我更愿意将《红五月》放到工人诗歌这个参照系里来观察。一方面因为有些歌词写的挺有诗意，另一方面我觉得新工人艺术团的歌曲与工人诗歌在主题和内核上更为接近，两相对照也有助于理解这张专辑。《我的诗篇》及其同名纪录片，让大多数人得以了解工人群体的自我表达。在我看来，流水线（工作场景），断指（贡献与牺牲），故乡（与城市的关系），破碎（死亡）是其中较为重要的象征。

许立志的名篇《流水线上的兵马俑》用高度概括、凝练的语言表达出活生生的人如何在流水线开启之后，瞬间丧失生命感。而许立志本人，经年在这样的环境里煎熬，最终像一颗螺丝钉掉到地下一样，从楼上坠下。唐以洪的诗《我写过断指》将断指与瘦草相比，草可以再生，断指像一截被工厂丢去的废铁，无法焊接。无论伤残还是殒命，都直指新工人的付出、贡献与其所收获的，其所遭遇的之间存在的巨大落差。唐以洪的另一首诗《退着回到故乡》，更是写出了面对荣辱、贵贱、城乡之别的无处可退之感。

与诗歌用象征手法委婉表达的方式不同，专辑《红五月》里的歌曲更加直白、锋利地响应着几乎同样的问题。歌曲《我一生的路还远远没有走完》题词中写着“送给如许立志一样离开了的青春和人们”新工人艺术团的回应是：“这是最坏的时代，也是最好的时代，就看你是否登场来一起改变”；“我们一生中的路还远远没有走完，让我们一起去做个更好的现在。”对于工人的贡献遭受漠视的现状，《做蛋糕》犀利地挑明谁在“做蛋糕”，谁在“作蛋糕”。并指出“船上的人才是彼岸”。工人对故乡的依恋之感，与其难以融入城市有关。故乡永远是他们的退路和港湾。歌曲《你和这世界不是一场苟且的爱情》中直言：“其实你是这个世界的主人，虽然它让你觉得自己像颗多余的尘埃。”并对自己参与建设却留不下的城市，与己无关的繁华与幸福，极为不满、不屑。

新工人艺术团的歌曲杂糅着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色彩。在批判现实的同时，还在呼唤同道，致力于一起改变。“唱歌不是图风流，唱歌本为解忧愁，唱得忧愁随水流，唱得云开见日头。”这是他们对自己音乐旨趣的自觉表述。除了对他们的欣赏之外，我也有几点疑问。既然音乐选择了直面社会现实的道路，那么诉说的主体可否不局限在工人群体，音乐题材拓展的更宽广一些？此外，唤醒主体意识当然有其积极意义，但呼吁其奋起改善现实是否需要深思？毕竟对一个个过着酸甜苦辣各类生活的个体来说，他们各自有着不同的生活处境。这样的责任承担对他们而言意味着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