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下午，我们走在去植物园散步的路上，途中，大家聊起了一个人物，民国赫赫有名的一位大师，这就是民国赫赫有名的学者，曾任北大代理校长，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所长，台湾大学校长的傅斯年。
民国大师中，南方人士占了压倒优势，比如中国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史学家、文学家梁启超，广东人，在中国近代学术史上有重要贡献的王国维和陈寅恪师徒，一个是浙江人，一个是江西人。中国近代文学的代表性人鲁迅，浙江人。白话文运动的代表性人物胡适是安徽人等等。
而傅斯年则是山东聊城人，是民国大师中为数不多的几个北方人之一，当然，人们总爱提起他的祖籍江西永丰，但其实傅家祖先自明代成化年间已经定居在山东聊城，长达500多年。
傅斯年的先祖傅以渐是清朝第一位状元，傅以渐以状元而居相位，他鞠躬尽瘁，任劳任怨，以勤政清廉著称于世。大家都听过六尺巷的故事，就是傅以渐留下的美谈，相传清代开国状元傅以渐，在京城为秘书院大学士，家中因为宅基地纠纷，修书一封，希望他能为家人撑腰。收到家人来书，傅以渐遂修一纸家书：千里修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看后，自感惭愧，便主动让出三尺，邻居知道后，也深感惭愧，也主动让出三尺，于是就形成了今天的六尺巷。
民国的大师很多，但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得到广泛的认同。随着时间的推移，更多真实的历史浮现，也进一步改变了人们对这些大师的看法。去伪存真，往往也是要经过时间的沉淀。
付斯年是杰出的历史学家，语言学家，教育家，学术上有许多贡献，更培养出了众多的人才。
撰写《东北史纲》。傅斯年交代了其两大撰写动机。首先是让国人了解东北历史，其次是抨击日本史家的“满蒙在历史上非支那领土”等错误观点。除了傅斯年在书中所讲的两个撰写动机外，还有一个动机是争取得到国联的支持，这个动机最终也获得了成功。《东北史纲》除了它的现实意义之外，也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语言学的贡献。民国十六年（1927年）秋，傅斯年在中山大学创办“语言历史研究所”。民国十七年（1928年）10月，傅斯年又在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的基础上，筹备建立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后他即任所长，一直到1950年去世。他以史语所为基础，对中国近代学术事业作出很大贡献。为近代中国学术事业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人才。首先他拉了一大批著名学者到史语所领导研究工作，如：陈寅恪、徐中舒、赵元任、李方桂、罗常培、李济、董作宾、梁思永。民国十六年（1927年）到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是史语所的鼎盛时期，傅斯年收罗很多人才到史语所来。其中不少人后来成为大家，如：陈槃、石璋如、丁声树、劳干、胡厚宣、夏鼐、周一良、高去寻、全汉升、邓广铭、张政烺、傅乐焕、王崇武、董同和、马学良、张琨、逯钦立、周法高、严耕望等等。这些人或多或少都受过傅斯年的培养，也或多或少继承了他严谨的重材料、重考证的学风。
文献整理。傅斯年成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后，还参与抢救、整理明清档案。清朝内阁大库的档案，内有诏令、奏章、则例、移会、贺表、三法司案卷、实录、殿试卷及各种簿册等，是极珍贵的第一手历史资料。从宣统元年（1909年）国库房损坏搬出存放后，几经迁徙、几易主人，潮湿腐烂、鼠吃虫蛀，损失极为严重。其中一次主管者——历史博物馆以经费缺乏，曾以大洋4000元的价格将此8000麻袋总计15万斤的档案卖给造纸商拿去造纸。著名考古学家马衡大声疾呼，由傅斯年呈请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先生做主，才以1.8万元将这批几乎要进造纸厂的档案买下，然而已由15万斤减为12、3万斤，少了2万多斤。抢救下这批十分珍贵的档案材料，傅斯年是有大功的。
考古学。傅斯年参与了科学发掘河南安阳殷墟的工程。小屯殷墟因出土甲骨出名之后，古董商、药材商蜂拥而至。殷墟现场受到严重破坏。傅斯年呈请中央研究院院长批准，由史语所考古组正式组织人员去小屯发掘。开始困难重重，一些人阻挠发掘或强制停止发掘。傅斯年亲到开封（当时河南省政府所在地），上靠南京国民政府的权威，下依河南开明人士的支持，也靠傅斯年的办事才干，人事关系才得疏通好，发掘工程才得以顺利进行。
教育事业。20世纪30年代是北大辉煌的盛世，教授阵营盛极一时，名家胡适、傅斯年、钱穆、陶希圣、孟森、汤用彤等都是北大教授，陈寅恪等都在北大讲课。当时蒋梦麟是北大校长，但推动北大盛世出现的却是胡适、傅斯年，尤其是傅斯年。蒋梦麟回忆说：“九·一八事变后，北平正在多事之秋，我的参谋就是适之、孟真两位，事无大小，都就商于两位。他们两位代北大请到了好多位国内著名的教授，北大在北伐成功以后之复兴，他们两位的功劳实在太大了。”
傅斯年对北大的第二次贡献，是在抗日战争胜利之后。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政府任命胡适为北大校长。时胡在美国，回国之前，北大校长由傅斯年代理。从敌伪手里接办北京大学，有很多棘手问题，如对日本统治下的北京大学的教职员如何处理便是一个问题。傅斯年决定一个不用。他给夫人俞大彩写信说：“大批伪教职员进来，这是暑假后北大开办的大障碍，但我决心扫荡之，决不为北大留此劣根。”把困难解除，把“天下”扫平，为胡适回校铺好道路，这是傅斯年做代理校长以报胡适的决心。他给夫人的信又说：“实在说在这样局面下，胡先生办远不如我，我在这几个月给他打平天下，他好办下去。”
上面这些是傅斯年先生一生中在学术和教育事业上做出的杰出贡献的主要部分。傅斯年先生还有许多逸闻轶事，从中也能看出傅斯年的性情和格调。
不当官。当年的傅斯年有机会做教育部长这样的大官，蒋介石还亲自邀请他“组党”，但傅斯年就是没做。没做的原因可能是他看不上那个年代政府机构中的一些官僚，但更主要的还是他想保持自由，也想要在学术界有所建树。他后来还劝胡适不要当官，说“与其入政府，不如组党；与其组党，不如办报”。而他那个年代，如能运用自己的影响力自由发声，对社会和政治的影响力，其实会比一般的官僚要大。
嫉恶如仇。傅斯年为人性格耿直，嫉恶如仇，而且文章见解深入，眼光锐利独到，即使在抗日战争期间踏入政坛，成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仍不改其志，甚至在任内搜集证据，在1944年以“美金公债案”公开炮轰当时的“皇亲国戚”孔祥熙，将孔赶下台；后于1947年的“抢购黄金风潮”中，炮轰时任行政院长，有发国难财之嫌的宋子文，再将宋子文赶下台，时人称其为“傅大炮”。
一生清贫。俞大彩追忆傅斯年去世的前夜：“他去世的前夕，是一个寒冷的冬夜，我为他在小书室中升炭盆取暖。他穿着一件厚棉袍伏案写作。我坐在对面，缝补他的破袜。因为他次日要参加两个会议，我催他早些休息，他搁下笔抬头对我说，他正在为董作宾先生刊行的大陆杂志赶写文章，想急于拿到稿费，做一条棉裤。他又说：‘你不对我哭穷，我也深知你的困苦，稿费到手后，你快去买几尺粗布，一捆棉花，为我缝一条棉裤，我的腿怕冷，西装裤太薄，不足以御寒。’我一阵心酸，欲哭无泪。
在台大，傅斯年爱护学生是出了名的。他坚持自由主义的立场，拒绝三民主义进入台湾大学，以保持思想独立和学术自由，以免学生被政治洗脑。他每天都在校园里转悠，随时进入课堂听课，他的听课并不是走过场，如果发现教师不合格就会予以辞退。正是这种兢兢业业，确保了台湾大学的教学质量。
对于学生的住宿条件和伙食，他也十分关心，经常亲自前往宿舍和餐厅探视。
然而，上天留给他的时间并不多了，1950年12月20日，在担任台湾大学校长两年之后，他在一次会议时突发脑溢血，蒋介石下令不惜一切代价进行抢救，但还是没有留住他的性命。这位「五四之子」，去世时年仅55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