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说一元，道多元，考证本意在元元

       安特生之所以不愿相信夷夏东西说，是因为仰韶和龙山的二元论存在不少疑点。例如不在同一时空的仰韶文化如何与龙山文化进行对峙？仰韶文化的源头在何处？最终是否流向了夏周文化？龙山文化是否与小屯文化相衔接？龙山文化的源头在何处？

1. 前伸后延，重新审视仰韶文化

       虽然受到彩陶西来说的影响，梁思永倾向于仰韶和龙山文化二元论，但对于显而易见的漏洞，梁思永也不得不承认，“假若后岗中层的堆积在公元前2000年就停止了，中层和上层之间有600年的间隔。在这期间小屯文化的陶制器物有充分演化的时间；但是否能演化出兽形装饰、青铜器、文字等小屯文化的精华，是个不易解决的问题[1]”；“龙山文化和小屯文化是不衔接的，小屯文化的一部分是由龙山文化承继得来，其余不是从龙山文化承继来的，那部分大概代表一种在黄河下游比龙山晚的文化。想要解决殷代青铜文字、兽形装饰的问题，还有待于这文化的遗存的发现[2]”。

        李济也表达过类似的观点，“殷商以前仰韶以后黄河流域一定尚有一种青铜文化，等于欧洲青铜文化的早中二期及中国传统历史的夏及商的前期。这个文化埋藏在什么地方，固然尚待考古家的发现；但对于它的存在，根据各方面事实的结果，却可以抱十分的信心[3]”。

       当华夏大地重享和平后，考古界迫不及待地重启田野发掘。1951年，在夏鼐主持下重启了仰韶村考古，这次挖掘囿于时间、经费、技术等限制，除了证实了仰韶村遗迹中确实存在仰韶、龙山二种文化的层叠外，并无太多收获。1980年，启动了第三次发掘，基本搞清了仰韶村遗址属于原始社会仰韶和龙山两个考古学文化，发现了四个不同发展阶段的地层叠压关系[4]。陶器传承显示了红陶—灰陶—黑陶演化过程，同时进入龙山文化后彩陶逐渐消失，基本验证了安特生的猜测。

        1953年，在陕西西安半坡村发现新石器时代遗迹，经过十余年的发掘，最终确定半坡遗址是黄河中下游地区一处典型的新石器时代仰韶史前文化人类聚落遗址[5]，经碳—14测定半坡文化的年代最终可以判定为公元前4900—前3800年之间[6]。半坡遗迹除了出土了彩陶、骨器、石器之外，在出土的陶钵口沿上，有27种刻划符号……大多刻于陶器烧成之前……一般在钵口沿外面的黑色带纹上……符号仅见于特定的陶器种……每件陶器一般只有一个符号，只有少数几件有两个刻在一起的符号[7]。

        1956年，夏鼐、安志敏主持了河南陕县庙底沟考古工作，发掘出两个叠加地层。下层为明显的仰韶文化特征，后来这一类型被称为仰韶文化庙底沟型，是仰韶遗址中最繁盛、最常见的一个类型。上层的文化则具有龙山文化的特征，但与以往龙山文化层与仰韶文化层叠压的情形不同。不少陶器是承袭了仰韶文化器形发展起来的……这里没有龙山式的典型黑陶，说明它与河南龙山文化有所不同。但许多器物又是后来龙山文化的先声[8]。此后在距离庙底沟不远的三里桥也发掘出类似的文化叠层。1959年，安志敏等学者出版了《庙底沟与三里桥》一书，介绍庙底沟与三里桥的考古发现，证实了河南龙山文化是由仰韶文化通过庙底沟二期文化发展而来的，否定了仰韶与龙山混合文化的存在，还动摇了在学术界流行了20年的豫北地区仰韶文化与龙山文化是两种来源不同的文化的认识[9]。

       随着考古发掘不断深入，可以认定仰韶文化分布以华山为中心，东起豫东，西至甘肃、青海，北到河套内蒙古长城一线，南抵江汉，共发现仰韶文化遗址有5000多处，在中原就有3000多处。更详细一点，仰韶文化可分为早中晚三期五段，六区19个类型[10]。经碳—14的测定整个中原的仰韶文化，包括不同时代的各种类型，可能是约公元前5000—前3000年[11]。同样经碳—14测定，甘肃仰韶文化（包括三个类型），总的年代约占1000年，即约自公元前3000—前2000年，要比中原仰韶文化的大约年代公元前 5000—前3000年为晚，总年数也较短[12]。而一度被认为是彩陶发源地的安诺文化经碳—14测定为前5000—前3000年，两者是同时空并存的两个文化，没有继承关系。

2. 南北分离，龙山文化的再认知

         安志敏在《庙底沟与三里桥》一书，将豫西三里桥龙山文化遗存及豫北后冈龙山文化遗存统一归入河南龙山文化[13]。这是因为安志敏注意到了两者之间的差异，认识到山东地区的龙山文化很可能另有来源[14]。经碳—14分析，初步确认河南龙山文化，包括早、晚两种类型，其年代约为公元前 2800—前2300年[15]。也就是说河南龙山文化早于山东龙山文化，使得梁思永提出的仰韶文化由西向东发展，龙山文化由东向西发展的黄河流域新石器文化发展格局的认识被终止[16]。

        安志敏关于山东龙山文化的推测，促使学者重新审视过往的考古发现。1951年在江苏淮安青莲岗发现了一处以红陶为主，兼有少量彩陶的遗址。随后山东滕县岗上村、江苏新沂花厅、山东安丘景芝等地也有类似发现。1959年，在山东泰安大汶口发掘了成百座墓葬，出土了大批独具风格的文物，其文化特征与龙山文化有所差异。1962、1963年，在山东省曲阜西夏侯遗址的发掘中，发现了四个考古学叠压地层，最上层的为商代遗存、次层为龙山文化遗存，而最下面二层则与大汶口等遗存相似。此后，随着邹县野店、胶县三里河、日照东海峪等遗址的发掘以及对大坟口、大墩子等遗址的再发掘，最终确认这是一个早于龙山文化而独立存在的文化，被命名为大汶口文化。大汶口文化的遗址集中发现在泰山附近及其以东的丘陵地区和废黄河、新淮河以北的苏北平原地区，鲁西平原也有一些发现，远及豫中、辽东半岛南部也找到了它的片鳞只爪[17]。经对大汶口文化出土物品的碳—14测定及树轮校正，大汶口文化至少跨着公元前4500—前2300年，延续了两千多年……山东龙山文化跨着公元前2400—前2000年[18]。

        1960年，在山东平度东岳石村发现了一处与典型龙山文化不同的新石器遗址。此后随着山东泗水尹家城、山东牟平照格庄、河南鹿邑栾台等类似遗址的出土，发现龙山文化被迭压在岳石文化层之下，证明岳石文化晚于龙山文化……发现相当于二里岗上层的早商遗存迭压在岳石文化之上，证明它至少要早于早商后期……绝对年代约在公元前2000-前1600年之间[19]。和大部分晚期龙山文化一样，岳石文化遗址有小型铜器的出土，意味着当时已经掌握了初步的冶炼技术。在山东史前文明呈现了大汶口—龙山—岳石文化的延续系统。

        在发现大汶口文化的同时，学者开始反思良渚遗址归类问题。1936年，施昕更在对浙江余杭良渚遗址进行三次考古发掘后，于1938年出版了《良渚—杭县第二区黑陶遗址初步报告》。由于执着于彩陶和黑陶的分界，施昕更将良渚文化视为龙山文化的一支，从其本身的文化特质上看来，是与山东城子崖同一文化系统的产物，那是无可疑义的[20]。不过，施昕更也看到了良渚与龙山的差异，形制上大致相同，属同一文化系统产物外，究还有若干的异质成分，当为吴越民族所遗留，吴越民族自古为中国文化史上重要之一员，盖可断言[21]。

        1957年，夏鼐在为《浙江新石器时代文物图像》写序时指出良渚遗址出土的黑陶和山东龙山文化不同。1959年，夏鼐在《长江流域考古问题》中明确将良渚文化从龙山文化中分离出来。1973年，江苏吴县草鞋山遗址发掘中，出土了玉琮、玉璧等玉礼器，显示了与龙山文化截然不同的玉器文化特征。1977年，夏鼐在《碳- 14测定年代和中国史前考古学》一文中确定良渚文化的延续时间也达一千年左右，即公元前3300—前2250年，相当于黄河流域的河南龙山文化和山东龙山文化，而开始的时代则要较早[22]。

         同时，夏鼐还将与大汶口文化（江北类型）相对的江南类型也独立了出来，命名为马家浜文化。这个马家浜文化，来源于较早的“河姆渡(下层)文化”。其年代约为公元前 4750—前3700年，相当于中原的仰韶文化。它虽和大汶口文化在年代上同时，并且由于相毗邻而互相影响，但根据现有的碳—14年代，似乎它开始较早，而结束也较早。并且它们之间的区别很大，比山东龙山文化与良渚文化之间的差别还要大得多[23]。夏鼐提到的河姆渡文化是1973年在浙江余姚河姆渡镇发现的一个以黑陶、干栏式房屋为特征的新石器遗址，河姆渡文化的绝对年代为公元前5000—前3500年[24]。经过学者数十年的努力，长江以南河姆渡—马家浜—崧泽—良渚文化传承从传统考古序列中独立出来，形成了新的系统。

3. 二里头，夏商交变之所

       在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不断刷新认知的时候，殷墟的考古溯源工作也没有停下脚步。1950年，韩维周在河南郑县旧城及北关一带发现古代遗迹，经考古发掘为一个由宫城、内城和外城组成的“城郭”制比较齐备的古代都城[25]，出土了青铜器、陶器、卜骨等器物，还发现了青铜、制陶等作坊。经碳14测定此城存续于公元前1600-前1300年，早于殷墟，即二里岗文化。结合文献记载部分学者认为此城为“汤始居亳”的亳都，也有部分学者认为是商代中期“仲丁迁隞”的隞都。

       受到郑州商城出土的鼓励，学者们将目光集中到尚未被考古发现证明的华夏第一王朝——夏朝的身上。1956年，在郑州商城以西7公里的洛达庙村附近发现了新遗迹，经过三次挖掘发现三个文化叠压层。最上层即洛达庙三期部分陶器特征与二里岗下层文化相接近。随后在不远处的董砦遗址发掘中，发现了商代二里岗期下层直接叠压着洛达庙文化层的地层关系，从而证明了洛达庙文化遗存略早于商代二里岗期下层文化遗存[26]。安志敏、石兴邦等学者就此提出了在商代文化层和龙山文化层之间存在洛达庙期遗存的推测。

       徐旭生在全面梳理了古籍中关于夏代记载，认为豫西的洛阳平原和晋西南的汾水下游可能是传说中“夏墟”的所在地。1959年，徐旭生率队在河南洛阳偃师发掘出二里头遗址。二里头遗址的现存面积约300万平方米……发现了纵横交错的道路网、大规模的夯土建筑基址群和宫城城垣，发掘了大型宫殿建筑基址数座，大型青铜冶铸作坊遗址1处，与制陶、制骨有关的遗迹若干处[27]。二里头遗址所呈现的都邑格局已经超越了一般聚落的规制和内涵，其完备的宫殿建筑群和宫城遗存、最早的青铜礼器群和最早的青铜冶铸作坊[28]，显示二里头遗址应是王都级别的遗址。二里头遗址重现天日后关于其究竟属于商都还是夏都的争议就没有停止过。不少学者认为此处是商代早期都城，即商汤灭夏的亳都，而郑州二里岗商城则是是商代中期“仲丁迁隞”的隞都。而另一派则认为二里头文化与二里岗文化明显不同，坚持将二里头文化视作夏文化。这场争论持续了二十年之久，直到偃师地区另一个考古发现才终结了这一争论。

       1983年，在偃师城西1公里、距二里头遗址仅6公里的地方，发掘出了古代城郭遗址。经过三十多年发掘，确定此处是一座拥有宫城、小城、大城三重城郭的古代都邑，其中宫殿、居住、制铜、制陶、制骨等房室一应俱全，面积比郑州商城小三分之一。将偃师新遗址与二里头文化进行对比后，发现二里头文化一至四期有其一脉相承的自身特征；而偃师商城文化遗存中占主导地位的因素并不是二里头文化的自然延续。由之可鉴别两个遗址文化内涵的主体应分属不同的系统。相反，偃师商城和郑州商城的陶器群明显属于同一系统[29]。至此二里头文化不属于早商文化成为定论，而偃师商城的定位又成为新问题：一种意见认为是商汤灭夏之后的都城西毫；第二种意见认为是商汤灭夏后商人建于夏墟的军事重镇……第三种意见认为是第三代商王太甲被流放之地—桐、桐邑、桐宫[30]。要命的是经碳—14测定，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基本同时或略有先后，是商代最早的两处具有都邑规模的遗址[31]。也就是说根本无法从时间的先后上来认定两城归属，这场笔墨官司似乎至今尚未争出个输赢。

       回过来再说二里头遗址。经四十余年的考古发掘，二里头文化以偃师为中心，北至山西临汾—晋城一线，向西延伸至陕西西安、丹江上游的商州地区，南至河南与湖北交界地带，往东到达开封、兰考一带地区。共发现遗址100多处，年代约自公元前1900—前1600年[32]。就其影响而言，这一时期分布于中原周边地区、不同程度地受到了二里头文化影响的考古文明还有江淮地区的斗鸡台文化、宁镇地区的湖熟文化、太湖地区的马桥文化、江汉峡江地区同时期诸文化、甘青地区的齐家文化、晋中地区同时期诸文化、内蒙中南部的朱开沟文化和燕山南北的夏家店下层文化等[33]。由此可见，二里头文化的存续周期在时间上与史书记载的夏朝吻合，地点与史书记载相当，影响范围上已经超越了同时代其他文化的势力范围，具有某种中心文化的地位。

       二里头文化的源头可以上推到存在时间很短的新砦期遗存。1964年魏殿臣在河南密新砦村发现一处遗迹。1979年，由赵芝荃主持挖掘，其出土的陶器相当一部分具有鲜明的山东龙山文化和受山东龙山文化影响较多的河南龙山文化造律台类型、后冈二期类型陶器的特征……晚于河南龙山文化晚期，早于二里头文化一期，其一段至二段延续时间甚短，据C14测定，在公元前1850—前1750年，早晚不超过100年[34]。当然也有学者认为所谓新砦期遗存，正是嵩山以南的煤山文化与嵩山以北的王湾三期文化相互碰撞、整合时期的遗存，其文化内涵具有相当大的不稳定性[35]。

       至于明显区别与夏文化的商文明的源头又在何处呢？1974年，在河北磁县时营村发现一处遗址，称下七垣遗址。下七垣遗址共分四层，出土了陶器、骨器、石器、卜骨、铜镞等遗物。其中鼓腹鬲、弧腹鬲、蛋形瓮等陶器与二里岗文化有明显的相似性，而以往的研究中，学者多将陶鬲的大量使用作为商文化区别于夏文化的最为重要的标志[36]。经考古发掘，下七垣文化分布在河北省的唐河以南、河南省的淇河以北、卫河以西、山西省的沿太行山的西麓一线，南北长约五、六百里、东西宽约二、三百里的范围，其中心分布地区是在河北省的淖沱河与漳河之间的沿太行山东麓一线[37]。

       至此，中华史前史基本可以呈现中原、黄河下游、长江下游、甘青四条发展链，而位居中原的二里头、二里岗文化又各有源头，一元说或二元说的立论基础不复存在，中华文明起源的多元说开始占据学术的制高点。当然中华文明的历史还可以前推，这个留待下回分解。

（未完待续）

[1]《中国史前考古学史研究， 1895-1949》，陈星灿。

[2]《中国史前考古学史研究， 1895-1949》，陈星灿。

[3]《文明起源研究的回顾与思考》，严文明。

[4]《仰韶村与仰韶文明》，柳恒。

[5]《半坡文化与河姆渡文化的比较研究》，魏光。

[6]《半坡文化与河姆渡文化的比较研究》，魏光。

[7]《陶文、图腾与文字的起源》，龚敏。

[8]《陕县的庙底沟和三里桥文化》，佚名。

[9]《中国古代文化连续发展的标杆之作：重读<庙底沟与三里桥>有感》，朱乃诚。

[10]《全新世中期的旱涝变化与中华古文明的进程》，王绍武、黄健斌。

[11]《碳—14测定年代和中国史前考古学》，夏鼐。

[12]《碳—14测定年代和中国史前考古学》，夏鼐。

[13]《中国古代文化连续发展的标杆之作：重读<庙底沟与三里桥>有感》，朱乃诚。

[14]《中国古代文化连续发展的标杆之作：重读<庙底沟与三里桥>有感》，朱乃诚。

[15]《碳—14测定年代和中国史前考古学》，夏鼐。

[16]《中国古代文化连续发展的标杆之作：重读<庙底沟与三里桥>有感》，朱乃诚。

[17]《试论大汶口文化的分期》，高广仁。

[18]《碳—14测定年代和中国史前考古学》，夏鼐。

[19]《岳石文化来源初探》，张国硕。

[20]《夏鼐给良渚文化颁发“身份证”》，胡一峰。

[21]《夏鼐给良渚文化颁发“身份证”》，胡一峰。

[22]《碳—14测定年代和中国史前考古学》，夏鼐。

[23]《碳—14测定年代和中国史前考古学》，夏鼐。

[24]《半坡文化与河姆渡文化的比较研究》，魏光。

[25]《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之比较研究》，秦文生。

[26]《郑州洛达庙遗址发掘报告》，河南省文物研究所。

[27]《略论二里头时代》，许宏。

[28]《略论二里头时代》，许宏。

[29]《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的性质与夏商分界》，邓杰祥。

[30]《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之比较研究》，秦文生。

[31]《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之比较研究》，秦文生。

[32]《碳—14测定年代和中国史前考古学》，夏鼐。

[33]《略论二里头时代》，许宏。

[34]《新砦期遗存——“后羿代夏”确有其事的证据》，李伯谦。

[35]《再谈二里头文化》，王立新。

[36]《下七垣文化探源》，王立新、朱永刚。

[37]《下七垣文化探源》，王立新、朱永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