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16.10.4（云10年）星期二，第125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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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百年来，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主要组成部分的儒释道三家，通过相互的渗透、融合，从生硬的捏合到有机的化合，各家的思想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丰富和提高。有人说不同事物能够融合，必须有其契机，而中庸之道就是儒释道文化融合的契机。儒释道相融的结果，则扩大了它们的共性。儒释道相融两千年，它们到底有哪些共性呢？
最近将中庸相关有见地的知识整理了一下，特拉出来分享。
第一，儒释道都讲“自然文明”
在人与大自然的关系上，儒讲“天人合一”，道讲“道法自然”，都是大系统理论，是“自然文明”。佛的大系统理论集中表现在“缘起论”或“因缘论”上。佛经曾给“缘”下过这样的定义：若此有则彼有，若此生则彼生；若此无则彼无，若此灭则彼灭。
佛认为一切事物或一切现象，都有相待相对的互存关系与条件；离开了关系和条件，就不能产生任何一个事物和现象，即所谓“诸法由因缘而起”，“法”指事物。世间万事由因缘而生，因缘和合而生物。因缘论是大系统论，是佛教的根本原理之一。
因为儒释道都以大系统论的观点看世间的人与事，所以儒释道都讲“顺应”，讲立身的境界，具体为佛之“随缘”，儒之“素位”，道之“任自然”，其根基都是“自然文明”。
第二，儒释道都讲仁爱慈悲
《易传》说：“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谓易”，孔子说：“君子不立危墙之下”。道家讲“明哲保身”，佛家珍惜一切生命，以“不杀生”为戒律之一。
生是一种天命之性，求生是动物与人的本能，儒释道都有适生的性质。重生者必然讲仁爱慈悲。
儒家讲仁，孔子说“仁者爱人”，“己立立人，己达达人”。道家讲“慈”，老子“三宝”，以“慈”为首。佛以“慈悲”为本，“缘生缘灭有由来，终赖慈心熄祸灾”。佛既重客观“因缘”和合，又重视主观能动性和仁慈之心。佛讲“菩萨”和“普度众生”。佛学家赵朴初在《佛教常识答问》中这样解释“菩萨”：“凡是抱着广大的志愿，要将自己和一切众生一齐从苦恼中救度出来，而得到究竟安乐（自度度他）；要将自己和一切众生一齐从愚痴中解脱出来，而得到彻底的觉悟（自觉觉他）——这种人便叫做菩萨”。所以菩萨的要义就是“普度众生”、“自度度他”、“自觉觉他”。
在心性论上，儒家主张“性善论”；道家主张“复归于婴儿”，“众人皆孩之”，即赤子之心；佛家认为“一切众生皆有佛性”，“放下屠刀可以立地成佛”，这是人性之“自然”。
在社会态度上，老子有“圣人无常心，以百姓之心为心”；儒家有“即民见天”；佛家有“普度众生”，“众生未度，誓不成佛”。它们都不脱离“民”，把“芸芸众生”（民）视为“天”，视为社会之“自然”。
在人生态度上，儒释道都重精神生命胜过肉体生命。儒家讲“舍生取义”；道家讲“重生而不怖死”；佛则主张“一切舍”，包括生命，王安石《寒山》诗曰：“但能一切舍，管取佛欢喜”。
佛、道的慈悲、利己利他与儒家的恻隐之心、性善论、立人达人、民本人本思想相应，在历史上影响最大，它决定了中国文化是人道主义文化。儒、道与佛稍有不同的是，儒道讲仁慈并不废兵。孔子主张“足食足兵”，又说“我战则克”，又说“仁者必有勇”。老子把“慈”定为“三宝”之首，又说“慈故能勇”、“夫慈以战则胜，以守则固”。他们都认为“兵”是“凶器”，圣人只有在不得已的时候才用它，因为不用兵来抵御强暴，社会就不能和平，就有违于仁慈。所以，它们都主张用兵慎重，只要达到目标即可，“战者果而已”，不能穷兵黩武。战争本身是残酷的事，最好不要发生，最好是化敌为友，或不战而屈人之兵。不得已发生了战争，也要尽量使双方少死人。儒道把仁慈与正义战争融合为一，这种学说，以人道为标准讲正义
第三，儒释道都以“和”为目标
“和”是儒家的道德目标。孔子主张“和而不同”。《中庸》就是“和谐”的哲学。老子的“道法自然”，就是“天乐”——天人和谐，“人乐”——人人和乐相处。
老子还论及国与国的和平共处。他认为国家无论大小，都要谦虚平等，尊重对方，在交往中各取所需，而最要紧的还是大国的态度，他说：“大国如能对小国谦下有礼，自然能取得小国的信任；小国如能对大国谦下有礼，自然能取得大国的兼容而平等相待……所以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无论大国小国都要谦下为怀，但是最要紧的，还是大国应该先以下流自居，这样天下各国才可相安无事”。
佛的因缘论把引起事物存在的因缘关系分析得很细微，既有涉及主体性质、成分与作用的各种“因”，又有体现同时或异时关系的各种“缘”，一切存在都是由许许多多“因”、“缘”整合而成。所谓“因缘和合”而生“法”。佛尤其重视社会人心之“和”。儒与佛都重社会实践，主张积极有为，自尽其性，自完其心。
佛教徒在古印度称“比丘”或“沙门”，中国佛教则称“和尚”。和尚，以和为上，天地不可一日无和气，人间不可一日无喜神。在佛教中国化的过程中，慧远大师以“和而不同”巧妙地坚持沙门独特的生活方式。因为“和而不同”，儒释道既能和谐共处，又能保持自己的个性。
儒释道以“和”为价值取向，与它们的大系统论和自然文明观是一致的。
第四，儒释道都以“中”为大本
以“和”为价值取向，必然以“中”为大本。
儒家视“惟精惟一，允执厥中”为道统；老子说“多言数穷，不如守中”，而庄子在《庄子•则阳》中也说：“冉相氏执守中道，随物自成，与物混同”；佛家以龙树的“中观论”和吉藏的《三论玄义》为端绪，融合儒家的中庸和道家的中道。佛书《牟子理惑论》从孔子的“无可无不可”入手，进而抓住了中庸的多元文化观，推崇中庸“中以处事”的精神。
第五，儒释道有共通的社会理想
儒释道的自然文明观、仁爱慈悲的人道主义以及中和理念，决定了它们的“大同”、“小康”的社会理想。然而什么是“小康”、“大同”？
禹汤文武时代的社会，以礼义制度治国，各安其分，生活富足，名之为“小康”。子游发扬了孔子“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的秩序观念，或者还吸收了墨家“尚同”思想，提出《礼记•大同》思想。《礼记•礼运》中言：“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有所赡。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而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礼记》中“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既是对古典的崇尚，也是对未来的憧憬。
从《老子》“小国寡民”、“鸡犬之声相闻”到东晋陶渊明的《桃花源记》，是道家农业“小康”的社会理想。老子“小国寡民”理想中有众生平等的大同因素。
佛教在当时的创立，反映了对现实生活的不满，它对人世间也是有一种理想的。例如，根据《增一阿含经》记载，佛陀谈到转轮王统治的社会情况时说：那时候世界上土地平整，如镜清明，食物丰饶，遍地皆生甘美果树；时气和适，四时顺节，人身康乐，少病少恼；富足如意，食不串苦；金银珠宝，散在各地，与瓦石同流；人民大小平等，皆同一意，相见欢欣，善言相同；言辞一类而无差别。这与儒家、道家的“大同”、“小康”类同，成为佛家普度众生、众生平等主张的思想基础。
这些都说明“大同”、“小康”在中国文化中根深蒂固
第六，儒释道都讲因果报应
“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报应源于一种自然率，报应就是平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儒释道都讲因果报应。
《周易》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孔子说：“大德者必得其位，必得其禄，必得其寿。”老子说：“强梁者不得其死。”道家《太上感应篇》说：“祸福无门，惟人自召；善恶之报，如影随形。”佛教讲因果报应，强调主体自觉。它要求信徒通过“五戒”、“十善”脚踏实地去求佛。佛教因缘论认为，今生一切是前世安排，来生幸福全看今生积德行善。佛教的因果报应，涉及过去，指向未来。
儒释道都讲报应，虽然所依据的理由不完全一样。《左传》记郑庄公预言他干坏事的弟弟共叔段：“多行不义必自毙，子故待之。”老子说“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这看来是一种生活的逻辑。所以应该相信“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所以，儒释道都讲“报恩”。
《诗经•小雅》曰：“哀哀父母，生我够劳。”儒家道家都重子女孝顺。佛教讲上报“四重恩”。什么是“四重恩”？赵朴初在栖霞寺佛学院对学僧解释说：一报父母师长恩：他们对我们有养育教育之恩；二报众生恩：我们的生活，依靠大众多种多样的劳动，我们应以同等的劳动报答他们；三报国家恩：我们居住在国土上，享受公民一切权利，应该奉公守法，以庄严国土利乐友情（利人）来报恩；四报三宝恩：佛教导我们诸恶莫做（有害大众的事不做），众善奉行（有利大众的事多做），自净其意（熄灭贪嗔痴烦恼），饶益有情（行菩萨道，修六度）。
赵朴初认为“四重恩”中以众生恩为主。他曾赋诗说：“饮水洗我心，不忘掘井人。”人的一生报恩是无尽的。在报答社会方面，佛、儒都讲舍生取义。
第七，儒释道都讲“忍”
道家“贵柔”、“守雌”、“不争”、“顺命”的思想本身就是“忍”，道家主张以德报怨，道家之“忍”包含在“阴柔”哲学之中。
“忍”是佛教“六度”的第三度。“六度”就是成佛的六种方法。它要求“自度度他”时“难行能行，难忍能忍”。佛教的“忍”包括“忍苦”、“忍辱”。佛教四大菩萨之一地藏菩萨“安忍如地”、“代众生苦”，代表了佛教的慈忍精神。所以佛门说：没有忍性，成不了菩萨。禅宗五祖名“弘忍”，南岳曾有一个佛教大师名字叫“忍”。“仁人之心即佛心”，佛对现实生活问题是主张容忍的。
儒家讲忍辱负重。孔子说：“小不忍则乱大谋”，《中庸》说：“足以有容”。为了实现崇高的目的，需要足够的气量，需要自我克制，有时需要惩忿窒欲。
从孔子的哲学看，“忍”在很大程度上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如果因忍而乱大谋，因忍而坏大事，孔子不主张忍。《论语》中有孔子的话：“八佾舞于庭，是可忍孰不可忍？”当有人说到“以德报怨”时，孔子反问道：“以德报怨，何以报德？”于是他说：“以直报怨。”儒家哲学原旨之“忍”是自觉之忍，有阳刚之气与坚定的意志。
因为儒释道都重忍。“忍”是中庸文化的一个重要德性。急躁好动的人是没有忍性的。所以，在动与静的关系上，儒释道都偏于“静”。佛家讲“禅定”；老子曰：“致虚极，守静笃”，道家讲“抱一”；儒家主静，《大学》有“静而后能定”，周敦颐在《周子全书》中也说：“立人格必主乎静。”
因为有忍性，能静定，所以，儒释道在行为方式上都看重“后发制人”。儒家讲“退避三舍”；老子主张“知其雄，守其雌”，“知其白，守其黑”，“知其荣，守其辱”。他知道什么是英雄，什么是胜利，但他后发制人，处处以弱者的姿态出现。他知道，要洞悉明处的情形，自己必须处于暗处，而且身处暗处更安全，不与人争光明，自甘黑暗，能使人心归服。和“知其白守其黑”一样，他也知道什么是成功，什么是荣耀，为了“长保”成功与荣耀，他乐于把耻辱和责任尽可能多地留给自己。所谓“知其荣、守其辱”。老子对“雄”，对“荣”，对“白”，不是不知、不要，而是“长保”。要“长保”，按老子的观点，就要立足于反面，守雌，守辱，守黑。他给出的世界观、人生观是有力量的。他把人生观定位在“趋利”还要“避害”两者之上。
第八，儒释道都以谦逊为美德
儒家的信念是“满招损，谦受益”，其道德形象是“谦谦君子，温润如玉”；佛家将“骄”列为十恶之一；道家以“谦”为美。《庄子》中有一个“双妾”的故事。阳子到宋国，住在旅馆里。旅馆老板有双妾，一美一丑。美丽的受人鄙视，丑陋的反受人尊敬。阳子问是什么缘故，旅馆的小伙计说：“那美丽的自以为美丽，忸怩作态，大家感觉她丑陋；那丑陋的自谦其丑，朴实可人，大家感觉她美丽”。由此观之，谦逊是儒释道三家的共性。
第九，儒释道都以俭为美德
老子以“俭”为宝，说“俭故能广”；孔子则“温良恭俭让”并举，《左传》记宋国宰相子罕不受宝玉，“以不贪为宝”；佛则把“贪”列为十恶之首，主张苦行。
谦逊、俭朴的美德来自中庸圆融、顺应、内敛的本质。
儒家讲“中庸”，讲“人伦之和”；佛家讲“中观”，讲“众生之和”；道家讲“中道”，讲“天人之和”。儒释道固有的“中和”理念，必然使它们走向融合：不仅有融合了佛、道的宋明性理之学，而且有融合了儒、道的中国佛教。它们相互汲取与自己相通的东西，而相互汲取的结果又不断丰富和发展中庸文化：既有孔孟心态，又有老庄风格，还有佛陀精神。中庸之道博厚高明，儒释道共存的心理基础大，共处的“公约数”大，这使得儒释道不仅能在中国文化中和谐共存，而且在一个人身上也可以和谐共处。林语堂曾说：孔子是“工作状态”，老子是休闲状态”；禅僧契嵩也说：“以儒治世，以佛治心”。儒释道角度不同，各有妙用，和而不同，并行不悖。可见，中庸之道是儒释道融合的基础，是中国人性格的秘密，是人生的大智慧，更是中华文化的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