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万事，不管是人际关系，国内政治，还是国际局势，都是是非分明，黑白分明，清楚得很。说“没有对错”，那都是各有利益立场，各有私心私利。若能致良知，则一切了然。所以王阳明说：“只是非就尽了万事万变。”你只管凭着大是大非去行。但是行到什么程度，看各人把握。
【先生曰：“无知无不知，本体原是如此。譬如日未尝有心照物，而自无物不照，无照无不照，原是日的本体。良知本无知，今却要有知，本无不知，今却疑有不知，只是信不及耳。”】
王阳明说：“良知的本体，本来就是无所知而无所不知。比如那太阳，它也未尝有心去照耀万物，而自然无物不照，这就是太阳的本体。良知本来无知，你却要他有知；良知本来无所不知，你却怀疑他是不是不知。这都是对自己的良知不够自信罢了。”
【先生曰：“‘惟天下之至圣，为能聪明睿知’，旧看何等玄妙，今看来原是人人自有的。耳原是聪，目原是明，心思原是睿知，圣人只是一能之尔，能处正是良知。众人不能，只是个不致知。何等明白简易！”】
王阳明说：“《中庸》讲：‘惟天下之至圣，为能聪明睿知。’以前看这句话，觉得何等玄妙！今天看来，这聪明睿知，本是人人都有的。耳自然就聪，目自然就明，心思本来就睿知。圣人只是惟精惟一，耳目心思，都是一个本体，就能做到聪明睿知。这能的地方，就是良知。众人不能，是因为自己有所蒙蔽，不能致良知。这道理是何等简易啊！”
【问：“孔子所谓远虑，周公夜以继日，与将迎不同何如？”先生曰：“远虑不是茫茫荡荡去思虑，只是要存这天理。天理在人心，亘（gen）古亘今，无有终始。天理即是良知，千思万虑，只是要致良知。良知愈思愈精明，若不精思，漫然随事应去，良知便粗了。若只着在事上茫茫荡荡去思，教做远虑，便不免有毁誉、得丧、人欲，搀入其中，就是将迎了。周公终夜以思，只是‘戒慎不睹，恐惧不闻’的功夫；见得时其气象与将迎自别。”】
有同学问：“孔子说的‘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周公考虑问题，夜以继日，这和‘将迎意必’有什么区别呢？是不是也夹杂了趋利避害的私意呢？”
王阳明回答说：“孔子说的远虑，不是茫茫荡荡的去思虑，只是要存这天理。天理在人心，从古到今，无始无终。天理就是良知，千思万虑，只是致良知。良知越思考就越精细明白。如果不认真思考，漫不经心，随事而应，那良知就粗糙了。如果不在良知上思考，只在那事情会怎样发展上去茫茫荡荡的想，那就不免有毁誉、得丧、人欲，搀入其中，就是将迎了。周公彻夜思考，也只是思考‘戒慎不睹，恐惧不闻’的功夫，明白这一点，就能明白周公的境界和将迎意必的不同了。”
王阳明这一点说透了，我们经常就一个事情想来想去，焦虑抑郁，或者跟朋友讨论，把别人都说烦了，背后思虑的是什么呢？都是自己的毁誉得失，而不是良知天理。若只在良知上想，自然我心光明，精细明白。
【问：“‘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朱子作效验说，如何？”先生曰：“圣贤只是为己之学，重功不重效验。仁者以万物为体，不能一体，只是己私未忘。全得仁体，则天下皆归于吾仁，就是‘八荒皆在我闼（ta）意’，天下皆与，其仁亦在其中。如‘在邦无怨，在家无怨’，亦只是自家不怨，如‘不怨天，不尤人’之意；然家邦无怨于我，亦在其中，但所重不在此。”】
有同学问：“《论语》里孔子说：‘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朱熹注解说，仁，是本心之全德，克，是胜；己，是己身之私欲；复，是反，回到；礼，是天理之节文。‘一日克己复礼，则天下之人皆与其仁，极言其效之甚速而而至大也。’那一天能克己复礼，就全天下的人都与我一起归于仁德，其效验如此速效，如此强效。老师不是讲用功不要求效验吗？朱子怎么又讲效验呢？”
王阳明回答说：“所谓‘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圣人为学，是为自己学，不是为别人学，只问耕耘，不问收获，只管下功夫，不管什么时候出效果。仁者与万物一体，如果不能一体，那就是功夫还不到位，自己的私意还没有完全排除。等功夫下到位了，全无私意，全德良知，则‘天下归仁。’天下归仁，不是天下人都和我一起归于仁，不是这样理解。是说仁在我的心中，我如果能做到了克己复礼，则天下尽归入我仁心之中。就是吕大临在《克己铭》中说的‘四海八荒全在我心’的意思。天下都归于我的仁心，仁也在其中了。又比如《论语》中讲“在家无怨，在邦无怨”，也只是在自己家没有什么好怨的，就如同‘不怨天，不尤人’的意思，对家，对国都没有什么怨言，我自然也在其中，只是重点不在对自己的效验。
天下归仁，钱穆说，人心之仁，温然爱人，恪然敬人。礼则主于恭敬辞让。心存恭敬，就不会对人傲慢。心存辞让，就不会伤害他人。那天下之大，无不尽归于我心之仁也。
世界在我心中，我心中有仁，是满世界都是仁，我心中有爱，则全世界充满爱。就像后来王阳明说的，走到大街上，看见满大街走的，都是圣人！因为你自己有一颗圣人的仁心。
所以，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为仁，全在自己，跟别人没关系。不要说现在社会怎么礼崩乐坏，首先你自己去爱她！”
【问：“孟子‘巧、力、圣、智’之说，朱子云：‘三子力有余而巧不足。’何如？”先生曰：“三子固有力亦有巧。巧、力实非两事，巧亦只在用力处，力而不巧，亦是徒力。三子譬如射，一能步箭，一能马箭，一能远箭，他射得到俱谓之力，中处俱可谓之巧；但步不能马，马不能远，各有所长，便是才力分限有不同处。孔子则三者皆长。然孔子之和只到得柳下惠而极，清只到得伯夷而极，任只到得伊尹而极，何曾加得些子。若谓‘三子力有余而巧不足’，则其力反过孔子了。‘巧、力’只是发明‘圣、知’之义，若识得‘圣、知’本体是何物，便自了然。”】
这是问《孟子 万章下》，孟子评论四大圣人，说伯夷是圣之清者，伊尹是圣之任者，柳下惠是圣之和者，孔子是圣之时者。
伯夷之清介，眼睛里容不得沙子，跟人说话，人家帽子没戴正，他都看不惯，最后也因为看不惯周武王以臣伐君，不食周粟，饿死首阳山。伯夷之清，要的是绝对正义，差一点他都不参与。
柳下惠，就是坐怀不乱的那个柳下惠，也是圣人，他和伯夷相反，他是圣之和者，给他官他就做，曾经因为得罪权贵，被连降三级，他照样打马上任。他妻子都看不下去，说人家这么羞辱你，你还不辞官回家，还给他们干！柳下惠说：“老百姓苦啊，我不去，别人去做官，他们更苦，我能帮助多少人就帮助多少人吧！”这样一来，他的名气大了，其他国家也来请他，他一概拒绝，说：“我这样做官，他们请我去，最后我一样得罪他们，一样要被降被贬。既然都是被贬，何必离开父母之邦？”
伊尹呢，是圣之任者，以天下为己任，非要干不可。他是商汤的开国功臣，又在商汤之后辅佐了商朝三代国君。在辅佐太甲的时候，太甲荒淫无道，换了别人，死谏而已，他能兵谏，把太甲抓起来，软禁在商汤墓旁，让他悔过三年，改好了，再回来做天子。太甲还真改好了，成为一代明君。
孔子呢，圣之时者，无可无无不可，“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处而处，可以仕而仕。”用之则行，舍之则藏，不会像伯夷、柳下惠、伊尹那么极端。
孟子就推崇孔子，他说：
“孔子之谓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声而玉振之也。金声也者，始条理也；玉振之也者，终条理也。始条理者，智之事也；终条理者，圣之事也。智譬则巧也，圣譬则力也。由射于百步之外，其至，尔力也；其中，非尔力也。”
集大成，是指奏乐。一音独奏一遍叫一成，八音合奏一遍叫大成。金，是钟。声，是引起的意思。玉，是磬。
孔子是集大成者，集大成的意思，比如奏乐，先敲镈钟开始，然后击特磬收束，有始有终。镈钟，是节奏条理的开始；特磬，是节奏条理的结束。条理的开始在于智，条理的结束在于圣。智好比技巧，圣好比力气。犹如在百步之外射箭，射到，是你的力量。射中，却不是靠力量。
这位同学问的巧、力、圣、智，就是问这一段。朱熹注解说：“三子则力有余而巧不足，是以一节至于圣，而智不足以及乎时中也。”伯夷、柳下惠、伊尹三人，都是力有余而巧不足，能在一个方面突出达到圣人的程度，而智慧却不足以把握不偏不倚，无过不及的中庸之道。
王阳明解释说：
“伯夷、柳下惠、伊尹三人，当然都有力，但也有巧。巧和力并非两回事，巧也体现在用力处。有力而不巧，那是蛮力。这三位就好比射箭，一个能步走射箭，一个能骑马射箭，一个能很远射箭。他射得到叫做力，射得中叫做巧。但是，能步走射箭的，不能骑马射箭，能骑马射箭的，不能很远射箭，都是各有所长，才力的局限不同。孔子则兼有三者之长，但是，孔子的和，不能超过柳下惠；清，不能超过伯夷；任，不能超过伊尹，何尝在三者的限度上再加一些子吗？如果说三者力有余而巧不足，那岂不是说三者的力反而超过孔子了？“智譬则巧也，圣譬则力也。”巧和力，只是拿来打比方，说明圣和智，不是将谁力大，谁力小。如果你能够指导圣、智的本体是什么，便自然了然于心了。”
“始条理者，智之事也；终条理者，圣之事也。智譬则巧也，圣譬则力也。”知道怎么做，是智，是巧；做到什么程度，是圣，是力。力，不是有多大力，是用多大力，不要力不够，也不要用力过猛，要恰到好处，发而中节，无过不及。
所以三子属于用力过猛，不是力比孔子大。
【先生曰：“‘先天而天弗违’，天即良知也。‘后天而奉天时’，良知即天也。”】
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语出《周易•乾•文言》：“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天且弗违，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意为；先于天时而天不违背人意，后于天而人则尊奉天时。前者是说，兴人事得天相合。庄氏注：“若在天时之先行事，天乃在后不违，是天合大人也。若在天时之后行事。能奉顺上天，是大人合天也。”
王阳明说：“所以天就是良知，良知就是天。”
【“良知只是个是非之心，是非只是个好恶，只好恶就尽了是非，只是非就尽了万事万变。”又曰：“是非两字是个大规矩，巧处则存乎其人。”】
王阳明说：“良知只是个是非心。是非只是好恶，如好好色，如恶恶臭，之一个好恶，就穷尽了是非的道理，之一个是非之心，就穷尽了万事万物的变化。”又说：“是非两个字是大规矩，做到什么程度则还在人。”
天下万事，不管是人际关系，国内政治，还是国际局势，都是是非分明，黑白分明，清楚得很。说“没有对错”，那都是各有利益立场，各有私心私利。若能致良知，则一切了然。孟子“四端论”：“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 智譬则巧也，该怎么做，就以这恻隐之心去做，以羞恶之心去做，以辞让之心去做，以是非之心去做。不问毁誉得失，只凭着大是大非去行。做到什么程度呢？圣譬则力也，各人自己把握。
我的《传习录》学习参考书目：
《传习录 明隆庆六年初刻版》，王阳明撰著，谢廷杰辑刊，张靖杰译注，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
《王阳明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