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子过得太快了，不经意间明山已经走了快十年了。那天惠明打来电话，说是明山去世快十年了，这么多年了，她都无法直接面对这件事，到了今天，她也想开了，再相亲相爱的人也不可能同生共死，无论如何自己都要好好的生活下去，让明山放心。所以她准备请明山的好朋友，在自己艰难的日子里给与支持的人在一起聚一次，感谢大家这么多年来的关心爱护，理解支持。
明山是在2014年5月20日离世的。我清楚的记得，是同学陈建军打电话来通知的，明山去世了。我感到有些惊诧，怎么这么快就走了？过春节时，我在胖东来生活广场遇到惠明和他们的女儿一家人用轮椅推着明山，这才知道他刚做了食管癌手术，我一直还想着要去他家里看看，谁知那竟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噩耗传来，我立即放下了手头所有的事情，赶到明山的家里，悲痛欲绝的惠明说：“好不容易买了新房子，也快退休了，该享福了，他竟然就不在了。” 这让我深深的体会到，许多事情真是不能等的。
我和明山是一起插队落户到马范桥村的，一起分配到第二生产小队，后来我们在知青小院里住在同一个房间。1974年4月，我们作为平原中学七三届高中毕业生分配到了修武县高村公社马范桥大队，在这之前，我们虽然在同一学校，但不是同一个班的，在学校里很少来往，我们并不算熟识。
明山个子挺高的，大概有一米八的样子，身材不算壮实，方脸宽额，棱角分明。在生产队里，他的表现挺突出，为人处事成熟稳重，吃苦耐劳干活肯出力，深得贫下中农的喜爱，很快他就被提升为我们生产小队的副队长。下乡的第二年，我也当上了生产队的会计，我们一起在第二生产小队一起为社员服务，一直到1976年12月，明山和毛孩一起去北京当兵。那天我去县里送他俩，还在照相馆合影留念。
我们一起在马范桥插队的日子并不算长，不到三年的时间，生活平平淡淡，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努力的参加农业生产劳动，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勤勤恳恳，吃了不少苦，受了不少累，平凡的生活里并没有发生什么大事。我和明山同岁，不过明山比我显得更成熟，尤其是与贫下中农社员群众的关系处理，他总能和农民融合在一起。
记得还是在1976年底的年终结算的时候，我和队里的农民在核算工分的时候产生了一点问题，有一个社员说我少记了他家一圈猪粪，这可不是一件小事。那时候农民的收入基本上是依靠生产队的工分，一个劳动力一天的出工也就是记十几个工分，还不到一个劳动日。为了增加收入，每个农户都会在家里养猪，猪粪是生产队重要的肥料来源，农户一个多月出一圈猪粪，生产队给记二十多个劳动日，相当于家里多了一个劳动力的收入。那个社员还说是明山去他家量方验收的，可是明山这时已经参军去北京了。没有办法，我只好写信向明山求证，明山接到我的信很快就给我回了信，信里并没有明确答复我所问的这件事的处理意见，只是劝解我不要因为这些事与农民发生矛盾，我们知青千万不要参与到和农民利益直接相关的纠纷里。我仔细的阅读了明山的来信，反复的思考着明山的话，我知道明山说的都是对的，他对于社会问题的认识和处理农民之间的关系方面比我成熟的多，后来我也顺利的解决了这个问题。
1978年我也考上大学去了北京，明山所在的部队那时候就住在中国人民大学的校园里，离我们学校并不远，我还去过他们部队看望他们。后来我们在马范桥一起插队的同学粘杰来北京出差，我们又一起在北京游玩。再后来他就从部队转业复员，回到新乡进入一一六厂，在厂里的运输队当卡车司机，后来他出了车祸，伤好之后就不再开车了。几十年里，大家都在为了生活，家庭，工作而忙碌着，除了心里的惦念，彼此之间的来往并不多。
明山是在马范桥收获了爱情，他保密工作做的很好，这是在他参军去北京以后才知道的，在我们马范桥知青点的男女学生之间，只有明山和惠明修成了正果。当明山从部队转业后，惠明也从农村接班进入一一六厂，然后他们就结婚成家了。我没有参加他们俩的婚礼，但是我参加了他女儿的婚礼，最后我参加了他的葬礼，今天又参加了明山逝世十周年的追思纪念聚会。
人这一辈子过的很快，你甚至都来不及回顾，无论形容它是时光荏苒或是白驹过隙，我们唯有好好珍惜今天，就像惠明说的：活着的人能在一起高高兴兴的才是最重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