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先生（1890年—1969年），是一位真真正正的名副其实的书香门第的书生。一生不为钱不为财，只是爱着心中那一方书香之地。是一位熟读中国传统经典的以及掌握了十几门外语的传奇书生。

陈寅恪的祖父陈宝箴（1831年—1900年）是陈家家族蟾宫折桂的第一人，是晚清时期的封疆大吏。陈寅恪的家尊（父亲）陈三立是清末赫赫有名的“四公子”之一。陈寅恪的舅父俞明颐是曾国藩的孙女婿，而另一名舅父俞明震是一代诗人与蒋经国一家是儿女亲家。

在这样的一个诗礼簪缨的世家名门里，真真正正的是“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

陈寅恪秉承家学渊源，从幼小时期就嗜书如命。陈寅恪的家里藏书丰富，家里就是一个大图书馆，“经、史、子、集”藏书样样俱全。儒家经典文化“十三经”、二十四史、诸子百家、唐诗宋词八大家的散文统统都了然于胸。

陈寅恪全面的知识储备量在国内是罕见的丰富，古典文学与他的史学平分秋色。所以后来陈寅恪开辟出一条“文史互证”的新的治史途径，并且在文史两大领域都有很大的贡献。

1902年，年仅13岁的陈寅恪跟随兄长陈衡恪（美术大师）东渡日本开启了留学的第一站，1905年回国继续中学学业。

1909年，在亲友的资助下考取了德国的柏林大学，师从印度学权威吕德斯和东方古文字学家米勒学习梵文以及东方古文字学。

1911年，到瑞士苏黎世大学学习。

1912年回国筹学费。

1913年巴黎高等政治学校学习。1914年回国。

1918年冬天，到美国哈佛大学留学，师从梵文学家兰曼教授学习梵文和希腊文。此时陈寅恪29岁。

陈寅恪在留学期间，并没有就着一间大学的一个专业学习，完全是凭借着自家的兴趣爱好去学习，喜欢的可以读很久，不喜欢的立刻就放弃。陈寅恪可以说完全知道自己最喜欢的什么专业，喜欢的专业无论是多么难多么艰涩一样会读下去。

陈寅恪正是因为在很多的著名学府里畅游，聆听了很多大师的高深学说，再加上他那种海绵式的吸收知识的能力，使得成为了一个掌握十几个国家文字的学界奇人。除了英语、德语、法语、日语、俄语等等常用的语言外，他还研习了希腊语、拉丁语、梵文、巴利文、印地语、藏语、满文、朝鲜语、蒙古语、突厥语、回鹘语、西夏文、匈牙利语、波斯语、阿拉伯语、吐火罗语、希伯来语、马扎尔语等等。

其中梵文是世界上最复杂的语言，据说叔本华为了不让他人从他的账本中看出底细，就用梵文记账。

陈寅恪多年的留学生活，与很多人相识，也成为了很多人的偶像。像季羡林、傅斯年、吴宓、杨步伟等等。

1925年，陈寅恪回国。这时，清华学校改制为大学，设立研究院国学门，由胡适建议采用导师制。聘请了梁启超、王静安、王国维、赵元任、李济、陈寅恪等。

当时陈寅恪开的课程有：西人之东方目录学、梵文文法、佛经翻译文学。

陈寅恪在清华大学讲授课程的时候，力求旁征博引。在上课之前，陈寅恪会将这节课所需要的材料写出黑板，讲到入神的地方，会闭目凝神，娓娓道来，毫无倦容，神驰万里，完全投入了学海中，连下课铃响了都不知道。

陈寅恪在读书和教书的过程中，都会在书的页眉页脚多加批注，这些批注和感悟只要稍加整理，就是中国史学界的一篇篇极有价值的重要的论文著作。

卢沟桥事变之后，1937年8月2日，国民党政府决定将清华大学迁往长沙，与南开大学北京大学并成临时大学，但是1937年底，南京沦陷，于是再次决定将大学迁往云南。1938年2月，长沙临时大学的师生怀着家仇国恨，分成两路迁往云南。

此时的陈寅恪因为其家尊陈三立撒手人寰而逗留，办完陈老先生的后事已经到了11月份了，此时的陈寅恪夫妇才携带三个女儿和两个仆人从北京开始逃难。跳上拥挤的火车到达天津，再由天津坐船到青岛，从青岛转车至济南，再转到徐州，之后又转到郑州，再次转车到汉口，最后到达长沙，住在亲戚家。

无奈，此时战事吃紧，临时大学又要搬迁至云南蒙自。于是陈寅恪一家又要开启逃难之路，坐长途汽车到衡阳，零陵到桂林，在梧州乘坐江轮经过虎门到达香港。此时，已经是差不多新年了，陈夫人却病倒了。在香港过了新年之后，陈家才算是暂时安顿下来。

在这两个月的逃难里，陈氏夫妇以及家眷可谓是风餐露宿、颠沛流离、尝尽人间苦难。

在逃难的过程中，因为目标是去大学临教，所以陈寅恪也带了许多书籍以及作过眉批和注解的各种书籍。但是令人很痛心和伤感的是，在逃难的过程中，很多重要的书籍以及陈寅恪视为珍品的许多著作都在这逃难当中损失殆尽。

1939年，在香港度过新年后，陈寅恪独自一人经过滇越铁路到达云南蒙自西南联合大学文学院。留下陈夫人以及三个女儿在香港。当年秋天大学文学院搬迁至昆明。

1939年冬天，陈寅恪疾病缠身。彼时陈寅恪的右眼视网膜已经脱落，右眼已经失明。但是此时的他却依然孜孜不倦地教授和进行著作。他的第一本学术专著《隋唐制度渊源论略稿》开始撰写。

陈寅恪的满身学问，以及掌握十几个国家的语言。在世界上也是赫赫有名，彼时英国牛津大学聘请陈寅恪为汉学教授，陈寅恪也打算远渡重洋至牛津大学，并且还规划好准备翻译《旧唐书》《新唐书》为英文，将汉文化传至全世界。陈寅恪也希望能够在英国能够医治好患病的眼睛。

但是天意弄人，在那个动乱的时代，战争会毁灭人的一切。1939年，到达香港准备转轮赶赴英国的时候，适逢欧洲的二战战场爆发，只好返回昆明。后来，陈寅恪由于战争滞留香港，由于二战激烈，局势不稳，陈寅恪的远赴英国之行一再推迟，同事香港到越南的航船也断航，无奈陈寅恪进退维谷。

此时的香港大学聘请陈寅恪为客座教授。

流落香港的陈寅恪，很快被日伪组织看中，威逼利诱陈寅恪出任伪大学的教职，陈寅恪断然拒绝。后来日本人又威胁他协办编写小学课本，也被陈寅恪断然拒绝。但是这些事情却给陈家留下了很大的生命威胁。

内地的傅斯年等人设法营救，1942年5月26日陈一家得以逃出香港。一路艰辛到达桂林后，在桂林休息期间，傅斯年寄来了中央研究院专任研究员聘书，但是因为陈寅恪已经百病转发，未能前往四川应聘。当时杭立武出面请陈寅恪前往广西大学任教。

1943年夏天，日本逼近长沙，桂林也不安全了，于是陈寅恪一家人又登上了遥遥的逃难之路借道重庆辗转至成都，任教于燕京大学。

1944年，12月，由于长期的逃难生活，身体疲惫不堪，加上粮食短缺，营养不良，身体百病转发，陈寅恪本来就不好的左眼，在十二月的一天早晨忽然感到眼前一片黑暗。经医院检查，陈寅恪的左眼也失明了。

正当学术盛年的一代宗师的双目完全失明了，除了他自己个人方面的原因外，更与当时外敌入侵我国致使他颠沛流离、生计困窘、营养匮乏也息息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