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脑科学计划”也已经作为重大科技项目被列入“十三五”规划，许多中国科学家正在致力于攻占这个自然科学领域， 这其中就包括中科院院士、神经生物学家、生理学家杨雄里。
近日，杨雄里来到上海普陀区真如文英中心小学，与200余位中小学生展开了一场探秘脑科学的对话，并接受了本报记者的独家采访。
他说，从事科学研究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有科学精神，“尽信书，不如无书”，对于自己暂时不能理解的东西，你要想到底是因为你不能理解，还是因为书上出了问题，要不断地破除现有的观念，即使对于权威的观点，也会用自己的思考来确定它到底讲的是不是有道理，而这就是从事科学研究非常重要的科学精神。
杨雄里院士今年已经77岁，在采访中记者可以深切地感受到他治学严谨的态度，对于记者提出的每一个问题，他不仅回答的思路清晰有条理，而且十分坦诚。
“脑科学计划”同时全面铺开并不现实
记者：2016年，你曾发表文章《为中国脑计划呐喊》，为什么？
杨雄里：我只是尽自己的力量为推进中国脑计划“敲一下边鼓”。我从事神经科学研究多年，这样做是我的职责。脑科学本身在科学上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人到底是怎么思维的，又如何通过行为来改变世界，这些都是具有根本意义的问题。科学界的一个共识是：对脑的研究是自然科学的“终极疆域”，我同意这个观点。
尽管脑科学研究已取得重大进展，但我们对脑的了解仍然很肤浅，特别是对脑的高级功能，如感知、思维、情绪、意识和智力等；其次，脑科学对人类的健康也相当重要，脑和神经系统的疾病不仅使社会耗费甚巨，且由于这些疾病会影响人类的高级功能，如思维等，从而影响整个社会的发展。第三，如何借鉴脑的工作原理来推动人工智能、推动其他学科的发展，也有很重要的意义。所以，不管是在科学上，还是在推动经济、产业发展上，“脑科学计划”都具有很重要的意义。中国应该努力把这方面的研究往前推进。当前，各国都在大力发展脑科学的研究，我们正面临非常严峻的挑战。
记者：下一步中国的“脑科学计划”将逐步展开，你最期望中国在哪个领域能有所突破？
杨雄里：“脑科学计划”全面铺开并不现实，特别是考虑到我们的基础还比较薄弱。在我看来，需要首先考虑我们有研究基础、已有成果的积累的研究队伍，从有独特思路的某些重要领域起步，在较短时间内能在几个点上站到领跑的地位。以基础研究为例，解析实施脑认知功能的神经环路的运转机制。
中国发展“脑科学计划”需强有力的“核心”
记者：你认为目前中国推进“脑科学计划”，面临的挑战在哪里？
杨雄里：在世界各国都在紧锣密鼓推进脑计划的时候，中国更需要“只争朝夕”的精神。如果只是一味讲规划的重要性，又未采取很切实的措施去推进，就会使得我们的研究水平和国际水平的差距越拉越大。在我看来，其中最关键的就是要有一个强有力的“核心”。在中国“脑科学计划”目前推进的过程中，如何建立一个强有力的领导核心卓有成效、有步骤地推进脑计划的实施，是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记者：你觉得这个“核心”是在行政管理部门的层面，还是科研单位的层面？
杨雄里：这个“核心”应该既在行政层面，又在研究层面上，最重要的作用是能拍板，决定怎么来推进项目的实施。首先，“核心”需要有把握脑科学发展全局的能力，包括对这项计划的整体推进有决策能力，对中国脑科学研究现状了如指掌，并具有组织、领导大科学项目的丰富经验，应该具有海纳百川、集思广益、从善如流的宽广胸怀，能够摒除以邻为壑的门户之见。
记者：北京脑科学与类脑研究中心成立，被认为是中国“脑科学计划”正式落地，与此同时，上海正在建设致力于神经科学研究中心，中心的成立是否可以真正意义上推进中国的“脑科学计划”？
杨雄里：我认为建立两个中心对推进中国脑计划很有好处！但成立中心只是推进计划实施的一种形式，各自职能是什么，这在我来看是非常关键的。
进一步凝练真正有分量的科学问题
记者：中国科学家目前研究的是脑科学中哪个领域？
杨雄里：脑科学领域的研究总体上大抵可以归纳为理解脑、保护脑和模仿脑三个方面，中国的脑科学研究也不会脱离这三个方面。从具体问题的遴选上，比如理解脑，就像我刚才讲的，既要有它的重要性，同时又要有我们自己独特的思路，需要从这两个角度来考虑。再如，只要国家有足够财力，我们可以把第一流的仪器买过来，但是关键还是解决什么问题。这些问题，既要有重要性，又要有现实可操作性，或者在推动产业发展上有特殊意义。对此，我们还需要花大力气。 “十三五”已经过去一年多了，从2013年春中国神经科学界开始议论“中国脑计划”这已经过去整整五年了，我期望能尽早看到出台“脑科学计划”的具体实施步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