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周来都在上网课，平时还不算太吃力的课业，忽然间变得让人格外疲累。
理论上看，这件事不太合理。我在学校上课的日常，都算得上比较忙碌。下午的时候，我通常都会连着上两节课，有时，比如说星期一，在与教授开完助教会后，我还要在一个小时或更短的时间内回家解决晚餐，然后再奔赴学校旁听。一天下来，除了上课，和偶尔参加一些讲座外，时不时还要帮教授找资料、打印、放投影、与行政打交道等等。我的学校建在一座小山坡上，每日在这个山头上下奔波的我，像是得罪了宙斯的西西弗斯，不断地在推着巨石上山。
到学校上下课的通勤日常虽然忙碌，但并不会让我感到筋疲力尽。而在上网课的第二日，我感觉自己已透支了所有的精力。房间成为了我的噩梦。每次结束视讯通话时，我都需要迅速逃离到客厅里，长舒一口气，然后又马上钻回房间里，正襟危坐，开始下一节课。
今年是我在学校的最后一年，导师邀请了我当他的助教。三年前他刚回到我们学校教书时，我曾经一度很想毛遂自荐担任这个职位，但因为不够自信，一直没敢向他提出。所以当他主动邀请我的时候，我其实暗自激动了许久。可惜的是，突如其来的疫情迫使管理层关闭了学校，计划到一半的活动、演讲等都难以继续进行。紧接着，我们还要在有限的时间内撤离学校，在家中远程设立网课。
我尚年幼时，看过一出关于世界末日的电影，电影中讲到到2012年的某一日，全球性的自然灾难会同时爆发，毁灭掉所有未能躲到方舟上的人类。那时的我并不熟悉灾难电影的套路，不了解影片内的宗教隐喻，也未曾结识过真正的玛雅人（我在墨西哥旅游时才发现，其实玛雅人并没有在一夜间消失，我当时的导游便是玛雅人）。我只知道我很不想面对即将到来的中考，所以我与我的朋友们都对世界末日的预言深信不疑。我还记得有一晚在学校里，级长特意开广播，向学生解释“世界末日的传言是假的”。这一解释反而加剧了我们的疑心，那一晚我们宿舍所有人都久久不能入眠。末日电影戏剧性的表现手法，让年少又害怕未知的我深信，世界的崩塌会是短暂而壮烈的。但现实是，即使是在日复一日的平淡生活里，我所熟悉的世界也正在看不见的地方缓慢地溃烂，未知的疫情也许只是加速了这个过程，而这不意味着生活的指针会就此停滞。太阳升起的时候，我们还要在废墟里重建森林。
上网课前，教授贴心地与助教们开了一次会议。除了关于教学工作上的事务外，他还关心了我们的状态与处境。学校的突然关闭，然后很多在学校打工的学生一夜间失去了工作。教授认为，在不久的将来，学校董事有可能会想办法剔除一些部门来缩减开支，但他同时也与我们保证，他会继续支付我们的工资。
学校行政在推出上网课，以及关闭学校的决定时，教授、学生和职员并没能参与决策。所以，作为教育的主体，教师和学生却对教育应如何被开展这一件事没有掌控权。这并不是最理想的情况。即使是在上大课的时候，我这位会在课室里跑来跑去的教授，都会尽力让每一个学生参与到其中。而网课，为此增加了不少困难。两日内我做了三次网课测试，被我们朋友们戏称为他们近日来唯一的社交活动。然而，真正开始上课时还是出了不少意外。
尽管出了不少意外，网课还是目前大多数学校面对疫情比较有限的解决方法。我那位即将要在牛津念研究生的朋友告诉我，她可能将会用网课的形式开始她的研究生生涯。这是多么令人惊叹的科技进步啊！课程不再会因为距离而被中断。但这背后的讯息其实也有点渗人——如果有一天学校认为网课能更加开源节流，它会不会让更加多的人参与到同一节昂贵的远程网络教学中呢？这会不会进一步挤压非常依赖人与人之间互动与交流的批判性人文教育呢？而当学校收集了所有教授的授课视频作为自己的智产，他们会不会有了开除在职教授的底气呢？所有的一切都是未知数，但在一起都有可能发生的当下，我不得不去思索这些可能。
我们学校内部网站购置了一个线上教育平台的服务系统，我大多数的课都在使用这个平台。这个平台虽然没有大多数人用的Zoom那么强的互动性，但胜在不需下载软件便可使用。它最有趣的功能便是可以自动设定分组讨论。在上大课的时候，如果所有人都把影像打开，会有一些同学会出现收音上的问题。所以我们通常会在分小组讨论的时候把影像打开，然后趁机与同学跟进现状。在网络的讨论室里，我的朋友莉莉向我展示了她肩上的鹦鹉。而与住在宾州的朋友瑞秋，则是跟我聊很多对疫情的忧虑——虽然她家附近并没有很多案例，但她爸爸是一位牧师，妈妈又在医院里工作，她们的风险也很太。她谈到，因为父母在她上大学后，以为她与她的哥哥们不会在家中常住，便换了间更小的房子。疫情的变故，使她和他哥哥们都回到家里，在窄小的屋檐下各自找角落上网课。
大学的课堂里，由于大家的课程都不一样，所以大家的关系也不会是特别紧密的。但我导师有一个规矩，每一个人在课堂上讲话前，都要重新报一次自己的名字——美名其曰是为了让平时不太爱在课堂上讲话的同学重新掌握在这个空间内的话语权。也就是这样，这节课比起老师在灌输知识，更像是我们在平等的集体空间里讨论与探索。在网课中，我有一位朋友，因未被分配到讨论室里，在公共聊天里连发五条讯息，控诉教授把他成为了“聊天室难民”。这一形容，让全班同学都忍不住笑出声来。
其实我学校已经将评分系统调整，简单粗暴地用“通过”与“未通过”来评定我们这一学期的成果。简单来说，教授在最后出成绩的时候，不会给出具体的分数，只会评定你是否满足了课程的基本要求。其实这也意味着，就算学生出现几次缺课的情况，也不会影响到最后的分数评定。这是可以理解的——在特殊时期，每个有自己的特殊情况，我们的身心都很难再调整到读书的状态。但令人感动的是，没有人主动选择翘掉教授的大课。一个半小时下来，不少人遇到了技术性的漏洞，但也都想方设法地参与回讨论中来。大概是因为所有人都一直怀揣着平等又真挚的心情，我才会觉得在这里读书的经历是弥足珍贵的吧。
高中的时候，我爱在中文老师的书架里找书看，其中有一本《林语堂散文集》让我印象深刻。里面有一章节，第一句话就是“我向来反对分数”。这犀利的观点一下子把我给镇住了。我从小生长在“一分之差就是千军万马独木桥”的教育里面，对排名和分数有着根深蒂固的崇拜。然而林语堂却说，“年轻人读书，最难是动了灵机，能够知趣。”他说，要让他来做老师的话，他不会给学生过去的表现打分数，而是会以留言的方式启发他们。他说的不多，短短两三页，我翻了好几遍，然后便去申请了这所“教授会给学生提供文字评估”的学校。
然而，那之后的一天，我们的网课系统中的视讯功能出现了故障，一些老师直接将课转为音频模式。在我的文学课里，教授常会以点名的方式让学生开始讨论。班上有一个不太爱讲话的大一女生，平时总不太敢回答问题。久而久之教授也不太会点名叫她，但会在下课后夸赞一下她的书皮，做一些短暂的交流。她虽不爱讲话，但却是个很好的倾听者，从来没错过一节课。她平时会坐在我的旁边，在我迟到时默默提醒我正在读的页数。而昨天，直到我如往常一般结束最后一节网课时，我忽然才意识到，在刚才的一个半小时里，我完全没有感知到这位女生的存在——她成为了参与者列表里的一个名字，没能发出声音，也没有被任何人提起。
我害怕她有一天就这样消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