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刚过，元宵节就来了，可记忆很奇怪，完全不记得小时候元宵节吃了什么的我，却常会想起那个街角小小的元宵摊。
小时候，我住在无城的草市街，记忆中80年代的草市街很热闹，附近有迎春饭店、大江剧场、国营理发店，最特别的是还有一间开水炉子，整天都有附近的居民拎着水瓶在等着一锅又一锅的水开。到了晚上，便会有三三两两的夜摊摆出来，卖各种各样的小吃。记得街角的那家元宵摊是一对夫妻摆设的，一张铺了塑料布的条桌，一根挂着灯泡的竹竿，两口架在煤炭炉子上的汤锅，一个方桌四条板凳，便围出一方小小的天地……
老板娘中等身材、肤白微胖，总是笑脸盈人。与其他摊子的油腻不同，她家的摊子特别干净、整洁，锅身、锅盖总是锃亮锃亮的，连她头上的帽子、身上的围裙、手中抓着的棉纱抹布，甚至搭在元宵盘子上的纱布都是雪白雪白的。
客人来了，她总是问好元宵个数，先数在碟子，再一边下一边用大漏勺推，推散了再盖锅盖，动作轻盈而娴熟。等水开的当儿，她会麻利地在条桌上摆好一个一个的碗，舀一瓢汤关公巡城似地注入碗里温着，待沸腾后，揭盖，一粒粒雪白的元宵争先恐后地浮着，仿佛跳跃着的乒乓球，一派热闹。这时侯，身后寡言少语的男老板会把碗里的水倒掉，报着顾客要的数字，接好漏勺里的元宵，再重新注水，给每一碗细细地洒下白糖和干桂花，再端给顾客。或许是女老板自信、清爽的气质，或许是元宵的糯甜，或许是桂花的清香，这朴素的面食，吸引了不少的晚归人，一碗下去，温了胃暖了心。
年幼的我，就喜欢在冬日的夜晚，让妈妈牵着手，一起给去上学的哥哥买元宵当宵夜。怕变凉，妈妈还给装元宵的瓷缸专门缝了个棉兜。远远地看到摊子上空的氤氤蒸气，我便很开心，总想挣脱妈妈，快点到。次数多了，老板娘一见到我们娘俩，便会飞快扔两粒元宵进去，待熟透后单独捞起放到一个小碗，轻轻地放到我的小手上，接着下我哥哥的那份。
一捧上碗，我便眉开眼笑，小口小口地咬，既期待那黑黑的芝麻糊快快流出来，又害怕烫了舌头，总先舔一舔，再恋恋不舍地抿下去。吃完了两粒元宵，需要把碗递给男老板，不知道为什么，对男老板，我总是怯怯的，印象中，他微跛，接碗递盘间，肩膀总是一耸一耸的，虽然脸上也有笑容，可在儿童的我看来，好勉强，总觉得他不甚快乐，远没有老板娘的热情好客和落落大方。
吃完了元宵的我，安静地被妈妈牵着手，妈妈总是一边等元宵一边和老板娘闲聊。后来回家，陆陆续续地听到妈妈和别人说起元宵摊主，女的先前在上海打工，男的下岗后又生病轻度中风，女的便守着男的守着元宵摊，家里也有两个和我一样大的小孩，晚上出摊，只能托付左右邻居关照……
小时候不谙世事，只知元宵香甜。却不知道那个冬夜里的夜摊亮了几个月亦或几年，自己随着家人数度搬家，再也没有见到那个夜摊。搬来搬去，自己也从孩子搬成了中年；搬来搬去，从城中来到城外；搬来搬去，从无忧无虑到瞻前顾后。一路似乎遇到了许许多多的人和事，却又下意识地想迎面避让更多，唯有每天的忙忙碌碌提醒着生活的刻度……透过30年的时光，我想我看到了女老板开朗自信里的忐忑，也看到了男老板的勉强笑容里的幸福，更看到了元宵摊那灯光的明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