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朋友，你面临抉择，左右为难，自由让人不受约束，也面临痛苦，哲学如何对待这类难题的呢？
萨特在他的讲义《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中，讲述了他的一位学生所面临的困境。
他的父母发生了激烈争执，父亲倾向成为投敌“合作者”。而学生的长兄在1940年德军进攻时丧生，他便立志要替哥哥报仇。母子两人相依为命，母亲对父亲近乎叛国的行为甚为恼怒，也受丧子之痛的折磨。此刻，母亲唯一的慰籍就是这个年轻人一一自己的小儿子，萨特的学生。
摆在年轻人眼前的路有两条：一是加入“自由法国”；二是留在母亲身边照料她生活。
选择了第一条路，他的母亲定会为他的离开而悲痛欲绝。同时，他也并不能保证自己的参战能对当前局势产生多大的影响。
第二种选择是具体的、直接的，但只能影响到一个人。第一种选择针对的是国家，目标无比宏大，但更为模棱两可，也可能受到挫折。学生陷入两难。
萨特问题是：如何帮助这名学生做出选择？而他的最后的答案是一一没有什么可以帮到他。
基督教教义帮不了他，我们难以判断他对母亲的爱和对祖国的爱哪个更强烈；康德认为，不将任何人作为达到目的的手段，这是一种绝对命令，而这种情况下无论做出哪个决定，都将这个学生视为了手段而非目的，康德帮不了他；他的情感也帮不了他，虽然情感由行为产生并佐证，但情感本身并不是行为指南针。
如果他向牧师或教授寻求帮助，意味着选择已经做出，他必然能预先知道他们大致会提出一些什么建议，这些人也帮不了他。萨特结论：给学生留下仅仅是选择自由，他具有创造出一个做出选择后的自我能力。
“人要受自由之罪”，受罪是因为人不由自己所创造，但尽管如此，他仍然是自由的。在他被扔进这个世界的那一刻起，他就必须对他所有的行为负责。
他的思考是，根本没有什么神圣的立法者来给我们下达命令；也没有什么幸福方程来告诉我们什么该做而什么不该做；更没有什么我们必须要履行的义务和责任。我们被扔进了这个世界，被迫通过自由意志来进行自我创造，但我们却必须对这个过程中的一切自由选择担负起不可避免的绝对责任。
这就是保罗·萨特的观点，你会想到什么？以后面临结果的责任，还是最后能达到的目标？
克尔凯郭尔没有沉迷于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们的抽象理论，而是专注于主观体验，强调个人选择和承诺的重要性。
他这样认为，信仰在普通道德之上。所有的责任和法则都不具有绝对的约束力，忠于你的内心—最好权威，你将具备超然于善恶的升华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