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司马炎坐上皇帝御座的时候，他和司马家的荣耀，又登上了一个新的高点。万民就在脚下，历史就在脚下。当他登上高高的受禅台，从魏帝曹奂手中接过传国玉玺的时候，史官并没有记录下他这一刻的心情，很可能也不会有人再知道了。
从汉灵帝光和七年，公元184年黄巾之乱起，到曹魏咸熙二年，公元265年司马炎受魏禅称帝止，共81年的岁月里，多少诸侯群雄，多少英雄美女，多少颠沛流离，多少权谋诡计。一切终于都要结束了吗？
在这八十一年的战争里，中原人口锐减了近九成。大量的百姓，要么被乱兵杀死，要么死在逃荒的路上，沟壑里填满了首身分离的尸体，到处都是残肢断臂，尸体的腐臭味引来了成群的野狗。史无前例的大规模战争，让繁荣了近一千年的黄河下游，出现了千里赤地。
在人口紧缺的情况下，原来为东汉守卫边界的异民族，被朝廷和边疆大吏有组织的迁入内地，生息繁衍，缴纳赋税，填补汉族地区留下的真空。氐族和羌族被大量迁徙到关中地区，原来在山西的南匈奴，被分为五个部分，并向河南和河北渗透，鲜卑各部则大量定居在河西和辽东一代的郡县。在很多局部地区，汉人甚至居于少数族群的地位。
这些半汉化半胡化的民族，是在东汉两百年漫长的岁月里，逐渐由草原归附而来的。他们过着定居和农耕的生活，充当边境的缓冲带，时刻准备对抗来自草原的冲击，或参与对大漠的征伐。他们的组织结构既有原始的氏族特点，也有东汉官僚体制的影子，处在一种过渡状态。
自东汉以来，国家的税收政策，事实上鼓励了土地，财富和人口向小部分家族集中。到晋朝建立的时候，这种趋势并没有改变。另一方面，在政治上，官僚制度需要大量受过教育的官员。但当时没有纸，更没有印刷术，书籍是非常稀有和昂贵的。皇帝别无选择，只能依靠受过教育的士族，填补整个官僚队伍。也因此，士族在土地，赋税和经济上的特权受到了历代皇帝的默许。
司马家建立晋朝的基础就是世家大族的拥戴。尽管他当上了皇帝，尽管当秦汉帝国的接力棒落到了司马家的手上，尽管皇权又暂时站稳了脚跟。在面对这个脆弱不堪，虚弱到极点，从横纵两个方向看，都有四分五裂危险的这个国家的时候，加固权力显然并不是最紧要的。
从皇权与封建制度几百年的博弈来看，皇权通过官僚战胜了封建制度，诸侯阶层虽然被消灭了，但是技术和社会产出，并不足以支撑庞大的官僚机构直接管理国家。表现在制度上就是，官僚本身，被垄断教育资源的世家大族所垄断。他们像钻进铁扇公主肚子里的孙悟空，钻进了官僚机构的肚子里。当官僚机构的机体上，又重新长出大大小小的另一种诸侯的时候，皇帝们一时也是束手无策的。在战争时期，曹操可以凭借军事天才打败内外士族的夹攻，战胜袁绍，取得北方的政权。可如果想在和平时期治理国家，他的儿子曹丕就不得不依靠世家大族，推行九品中正制。皇权在封建制度结束之后，又重新受到了类似于封建制度的制约。
司马炎虽贵为皇帝，可供选择的选项却并不多。虽然已经坐在了至高无上的皇位上，在实际政治上的地位和权力却并没有多少改变，本质上他还只是高平陵政变以来的士族领袖。
他用他的宽和，试图弥合这个国家近一百年战争造成的撕裂和伤痕。他厚待了所有前朝的君主，让仍然忠于这些政治势力的力量，对他的晋朝拥有起码的好感；他从来没有滥用过皇帝的权威，轻易的处罚大臣，他让每一个臣子和他身后的家族都分享光荣，财富，权力和安全感；他令贾充等人编订新法，一改法家苛严的法治思想，增加了社会正义，减轻了百姓的痛苦；他再次推行无为的治国理念，使百姓在他的治下迅速富裕起来，史称“太康之治”。
除了穿越的人，几乎没有人能够站在那个自由，繁荣的十字路口，看到司马炎和他的国家已经接近那个短暂又辉煌的顶点，并正在慢慢的滑入无底的深渊。一片一片的乌云正在向他的头顶聚集，如果仔细听，也许还能听到远处隐隐的雷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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