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子是我生命中的第一个朋友，确切的说是我童年的第一个朋友。
她有着比同龄的女孩更加强壮的身材，黝黑的面庞、眉毛从眉梢一直弯曲下去，眼角处也同样向下弯曲下垂，不大的眼睛看起来总是在笑，说来也巧，姑姑和她姑姑是好朋友，而我又和她是好朋友。
我家上个坡就到了她家，每天下午写完作业之后我总是一溜烟地跑到她家，诺大的院子静悄悄的，晚霞映照的土墙根下英子栽的花开得正好：一朵朵桃红色的小花弯曲地簇拥成球状的绣球花、粉色和白色的含苞欲放的凤仙花，还有向花盆四周下垂长得繁茂的吊兰。英子的花养得最好，春雨过后，她给我们剪下绣球花枝、或者拔出几根吊兰让我们回去种植、暑假凤仙花结了种子她分发给我们的时候她脸上的笑容洋溢着满足与自豪。
我和蹲在灶台边埋头剥蒜、烧火的她聊着天，母亲下地干活了，弟弟妹妹出去玩耍了，她必须在父亲下井（挖煤窑）回来之前做好饭，记忆中的她总是做饭的样子。
我有一句没一句地和她搭着话，“我妈说我今天可以吃一个炒鸡蛋”她兴奋地说着，拿出鸡蛋、打碎、放盐、搅拌均匀，待放在碳火上铁勺里的油烧开，倒入蛋液、翻炒，整个动作连贯、娴熟、一气呵成，然后她直接端着铁勺吃得津津有味。
她剥下鲜嫩的玉米粒，用那把铁勺炒好，一粒粒分给她的弟弟妹妹们和我吃，每个人分到几粒，那是我今生吃过最香甜的玉米。她做饭时，会偷偷地把祖母喝的奶粉放在火柴盒里，偶尔拿出来舔一口。她胃口很好，我看着她一碗接着一碗地从锅里捞出面条蹲在角落里吃得起劲。
有一次，学校里组织打预防针，所有学生都打过了，只有她怕疼坚决不打，实在没办法，两三个老师和医生按住了她，她就像倔强的小牛一样拼力挣扎着。
家庭环境的耳濡目染使她对家长里短格外关心，她把从大人那里认真听到的闲话一五一十地告诉我：哪家的女人身手很好啦，哪一家的男人在外面开大车挣钱了，哪家的姑娘找了个城里的婆家，类似这些她都会详详细细地说个没完。她絮絮叨叨地给我讲着她父亲弟兄之间的争斗、祖母的偏心眼等，平静的语调没有一丝情感的起伏，就像说着别人家的事情。她从家人那里听来的道理一套一套的，但是就像听戏一样只是听一下为逞一时的口舌之快而已，并没有想改变什么。
90年代的农村，像英子一样过早承担起家务的女孩不在少数，父母有时候会把沉重生活中积聚的怨气、愤怒发泄到她们身上。她们的命运注定了就是为整个家庭不停地牺牲，开始是学习的时间，后来就是学习的机会，再后来是整个青春年华。
她还没有意识到这样的生活正在一点点吞噬掉自己未来的美好版图，当然年少无知的我还不曾体味到人世的艰辛无奈。
初二那年，学校里要交书本费，她向父亲要钱，父亲一气之下不让她念了。英子离开了学校，去了城里的一个饭馆打工，她的母亲到处向人炫耀：“英子会挣钱了”，母亲也穿得洋气了，她的父亲每次见到我则说：“你就不停地念书吧，念得倾家荡产看能念出什么名堂”。她家的房子整修了，英子的花被搁置在院子外面的菜园里，靠着天赐的阳光、雨露也开得娇艳、长得苍翠，旁边种着几株才移植过来的月季。
她回来找我，我们一起在村子里转悠，看到她穿着流行的喇叭裤子和高跟鞋我羡慕不已，大树底下那一群纳着鞋底、聊着家常的妇女们偶尔打趣她一下：“我们英子都成工人了。”然后是七嘴八舌、不堪入耳的议论声，她就像一只骄傲的大公鸡昂首挺胸地走过这一片喧闹。
初三那年的冬天，在外校参加完英语竞赛，我和同学准备去公园玩耍，路过一个小饭馆，有人叫住了我，瞬间愣住，原来是英子，她系着一条油迹斑斑的白围裙，她对着我笑，脸上那与年龄不相符的皱纹似乎在控诉着命运的残酷，同学中有人在说：“是你姨吗？”虚荣心的驱使下，我与英子对视了几秒钟，象征性地微笑了一下，随即加入了狂欢的队伍。寒假从她家门口路过，那几盆早已干枯的花做已经蛰伏在雪花下面，我心里默默地说：“回不去了，我们终究是回不去了。”
那以后我们没再见过面，尽管我们在同一个城市，她在打工，我在上学，我们按照各自的人生轨迹生活，然后渐行渐远。
参加完中考那段时间，我百无聊赖地在家里等待成绩，就在这时发生了一件令人震惊的事情，十五岁的英子生下了一个小孩，是个女婴，而孩子的父亲是她在打工期间认识的一个三十多岁有家室的男人，村子里一时间炸开了锅，说什么难听话的都有，她的母亲咒骂着那一个个嚼着舌根的村民们，说他们坏了心肠。
回不去了、确实是回不去了，那个把花养得很好的英子。
英子把小孩留给母亲之后就走了，关于她的离开村民们众说纷纭，有的说英子嫁到陕北去了，她用彩礼为家里盖起了新房；也有的说英子去南方打工了，会定期给孩子寄钱，就这样她从人间蒸发了。
偶尔会看到她头发花白的母亲，屁股后面跟着那个小女孩， 她的母亲整日向人抱怨着：“英子生娃不管娃”。不过，她还是尽心尽力抚养着这个孩子，她说要让这孩子好好念书，不要再像英子一样了。老家院子里的绣球花开了，那是从英子家移植过来的，我又想起了英子和她的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