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新入手了著名社会学家齐格蒙•鲍曼的书《工作、消费主义和新穷人》。
作者试图追溯现代历史上发生的这种变化，并对其后果进行盘点。
今天想分享的，是 从“更好”到“更多”。
工作伦理的宣讲力度与潜在劳动者因失去自由产生的抵制情绪成正比。宣讲的目的在于消除抵制。工作伦理是一种工具，目的是使工人们丧失独立性，服从于工厂制度。
工具理性允许选择、批判性评估所有手段，并在必要时根据效果废弃或替换它们。工作伦理，或更广义的，对当前和未来的工厂工人情操和良知的呼吁，只是推动工业体系前进的可选手段之一。它未必是最有效的方法，肯定不是唯一能想到的，也不是最可靠的。
现代组织（包括工厂在内）的总体趋势是使人的道德情操和他们的行动无关（adiaphora），从而使他们的行为更具规律性、更容易预测，这是非理性的道德冲动不可能做到的。
工作不需要被热爱，也不需要被认为是道德的象征，人们可以公开反感工作，这不会招致纪律的崩坏，因为他们相信当下的忍耐（哪怕是最恶劣的境况）是为了并不遥远的自由而暂时付出的代价。
它在现代生产者的思想和行动中灌输的与其说是“资本主义精神”，不如说是以经济水平评判人的价值和尊严的倾向。这也把人的动机和对自由的渴望牢牢地、不可逆地转向消费领域。这些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现代社会后续的发展——从生产者社会转向消费者社会。
参考文献：[英]齐格蒙特•鲍曼. 工作 消费主义和新穷人[M].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