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述：屈原《天问》中对上自宇宙形成、天体运行，下至四方地理、自然现象等一系列问题莫不穷究其理，大胆怀疑，叩问苍天，数千年中国古代无人回答。本文以此为切入点，论述古代自然观中对“天道”的认识观点、历史成因、发展演化及其深远影响，以求探讨中国古代因对“天道”的认识局限和其现实意义。
关键词:天道，古代自然观
In summary: In Qu Yuan's article Tian Wen, he raises a series of problems about the formation of universe, movement of celestial bodies, overall geography, natural phenomena and so on .He poorly investigates its reasons, doubts boldly, and asks heaven because thousands of years in ancient China, no one can answer. As a breakthrough point,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viewpoints, historical origin, development, evolution and its far-reaching influence of ancient Chinese nature law. We aim to explore the limit of the ancient Chinese nature law and its practical significance.
中国古代有一篇文章，语言瑰丽雄奇，意境深远幽邃，通篇皆是疑问语句，对自然万物、人间百态莫不穷究其理，大胆发问，“遂古之初，谁传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数千年无人回答，于是叩问苍天，问道于天，是为《天问》。看待自然，首先要认清头顶上的这片蓝天，“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光阴如梭、四时轮转，人类整个历程在时间长河中不过一瞬，头上同一片蓝天，古人又是如何看待她的呢？
“道”是中国哲学最重要的范畴，表示真理规律及诸多衍生意义。“天道”的字面含义是天的运动变化规律，古人相信日月星辰的运行与世间万事万物无不有着微妙的联系，于是“天道”衍生为世间万物生命历程所遵循的规则原理。古代中国哲人对世界本原问的探讨，主要是围绕着天是否为世界的本原问题而进行的，从而形成了古代中国人的天道观。虽然不同哲人对天道的理解解释都不尽相同，但是在中国哲学史上，无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哲学体系，都把天道观作为立说的总根据。然而，关于天道中具体的规则原理是什么，古人大都讳莫如深，对于屈原《天问》中的问题，归结于“以泄愤懑，舒泻愁思”，古人特有的思维方式，在“天道”问题上横加许多桎梏，更加在这团迷雾之中拉起了一层层帷幕。
首先，便是对苍天的敬畏。人最初对天的敬畏，缘起于天的存在和力量，天，一直就有着自然和超越的二重性，代表着一种无所不在的自然存在和覆盖万物的宇宙秩序，这种力量被无边化成了一种神格的力量，我国自古以来各种神话传说中，无不体现了对上天，对神祗的一种顶礼膜拜，各种典籍中也详尽叙述了事天而致福佑的思想。祭天仪式中礼节繁琐，事无巨细，表现了对祭天敬神的无上诚意。中国历来有厚古薄今的传统，对现实统治和人生际遇的不满也往往以借古讽今的形式出现，久而久之，在精神文化上出现了崇古、迷古的特殊情结。“上古之时，混沌初开”，充满了神秘的浪漫主义色彩，那是一个圣人辈出的时代，那是一个我们都不能企及的时代，三皇五帝、先贤哲人庇佑万民、推行教化、劝课农桑，人民得以生存，国家得以建立，然而天时变化莫测，天有不测风云，民计民生都与天气变化有着莫大的关系，古代各个朝代莫不崇尚祭祀，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殷人认为天有意志，主宰着人事，殷王的一切活动都要向天祈问，周取代商后，认为小邦周胜大邦殷是天之所命，天哀怜四方民众，有得保民之人是天命所归。到了春秋时期，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很少谈论天道，但肯定天命，孔子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苏轼说:“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古人登高临远，眼见自然造化之奇特，为之惊叹，想到人生短短数十载，在这个历史中只不过是一个瞬间，天地大道却亘古如斯，不曾更改，不得不令人惊叹敬畏。人们惶于得窥天机，对窥视天道敬而远之，认为泄露天机会带来无穷祸端，一个人一个国家要想生存，必须顺应天意而行，否则必将走向灭亡。
其次，便是玄想与模糊的主流思考方式。出于对天道的敬畏，再加上当时没有科学技术的支撑，人们认识能力很受局限，没有人能确切说出天道是什么，只能说天道表现在什么方面和在自己心目中怎么样是顺应天道。在抽象层次，孔子提倡天道是唯心先验的仁圣之道，老子思想中既有天道无亲，常与善人的神学旧迹，也有天道不争而胜，利物而不言，损有余以补不足的天然思想，庄子发展了老子的天道自然思想，认为天是没有人为意志的，万物的化生，四季的变化，只是天道自然运行的结果。人们沉醉在自己的思想观点中，而忽略了要论述问题的本质，并且无法探索求证，关于天道的实质问题，没有人能回答的了，只是空泛的谈自己的想法，谁也说服不了谁，况且中国历代文人始终眼高手低，疏于实践，《列子》中有个两小儿辩日的问题，难倒孔子，注者解释说“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这里就体现了模糊和玄想面临着解释实际问题的苍白无力之处，为了保全圣人的颜面，只好说天地之外的事物，圣人知道其存在但不说它，其实是无法言说的一种掩饰。由于大家谁也说服不了谁，也无法用事实来验证，导致长时间内各执一词而争论不休。中国古代历来有“文人相轻”的现象，关于天道问题的分歧和执拗，更加阻碍了对实际现象、自然机理的探索，并且人们堕于玄想和模糊的思维模式中，审美观念受到了很大的影响，从主流文风和画风可以看出，古代文人崇尚含蓄铺垫之美，很少切中时弊厉害，总是游走于问题实质边缘而不得其门而入，以此沾沾自喜，自诩高雅深邃。古人作诗重典故意象，表达志向多托物言志、借古讽今，表达感情多寓情于景，作画则多烟笼雾罩，飘渺幽远，淡化主题凸显意境，让人颇费一番周折才能领会作画原意。这种审美观念从艺术创作渐渐影响到了人们的日常行事方式，做事准则，使人们更加不愿直面自然原理之真相。禅宗有句话，“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做如是观”，一切事物因缘际会，相伴相生，转瞬即逝，皆是如此，此句偈语语言优美，意境深远，然而却是镜花水月，空中楼阁。
最后，便是天道之说被封建统治者利用，天命论渐渐衍生出天理论，给古人增加形形色色的条条框框，思想束缚。孔子在《季氏》中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孟子说：“若夫成功，则天也。君如彼何哉？强为善而已矣”，“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贤役大贤；天下无道，小役大，弱役强。斯二者，天也。顺天者存，逆天者亡”，认为天命是主宰一切的东西，从人事成败到世间道理，都决定于天命。封建统治者宣扬自己“受命于天，奉天承运”，乃是天命所归，儒家教义的宣扬光大必须得到封建统治者的首肯，可是在两者合作的过程中，天命之说为之异化变质，并在封建统治者暴力的国家机器面前甘被利用，无从辩驳。连圣人孔子都敬畏天命，普通平民、学子怎么不会敬畏“天命”的代表人——皇帝呢？在这种情况下，探索天道自然规律，事物发展运动本质，本就会触怒封建统治者，再加上古代学子自幼童起熟读四书五经，根深蒂固难以自拔，自不会对此有所怀疑。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特别是古代封建社会从唐朝以来由盛转衰，体制上的弊端渐渐暴露出来，封建统治者为了统治的需要，必须扼杀进步思想，规范桎梏人们的言行，减少人们对统治者的怀疑，迫切需要天命说更加深入的哲学论证和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天理说渐渐发展起来，朱熹<<四书集注·中庸>>说“命，犹令也。性，即理也。天以阴阳五行化生万物，气以成形，而理亦赋焉，犹命令也。于是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赋之理，为健顺五常之德，所谓性也。……大本者，天命之性，天下此理皆由此出，道之体也。” 他所宣扬的“理学”核心是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仁、义、礼、智、信），说三纲五常是人先天就存在的天理，原本就存在于人性之中，并以天理来克制人欲。由之而产生的君臣之道，使得君王成了至高无上的天道执行者，至高无上的主宰。在这种情况下，探索自然之理，就是怀疑君王，违背三纲五常，是不道德的行为，人们拘囿于条条框框之中，谨小慎微，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更加限制了创造性和求索精神，遏制了近代中国科技的发展和人性的解放。人治社会中，“天子一怒，伏尸百万，流血千里”，个人的前途命运受到统治者的挟持，知识分子看不清自己的前途命运，看不清头顶上的这片天空，“天道”处在虚无缥缈之中，至高无上，不可染指，而人间社会迷雾笼罩，危机重重，空有一身报复学识往往被掌权者各种摆布捉弄，而掌权者是天命所归，无可辩驳怀疑的对象。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为了忠君明志，身死道消也在所不惜，然而，即便有时候不惜以命相谏，君王仍执迷不悟，罔顾苍生，何为天命？无法言说，唯有一腔苦涩。当年屈原遭逢馋谏，不得楚王信任，楚王闭目塞听，不纳忠言，国家处于岌岌可危之境，忧愁幽思，以作《天问》，王逸在《楚辞章句》里有一段绘声绘色的描述：“屈原放逐，忧心愁悴；彷徨山泽，经历陵陆；嗟号昊 ，仰天叹息。见楚有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图画天地、山川、神灵，琦玮 ，及古贤圣物行事，周流罢倦，休息其下，仰见图画，因书其壁，呵而问之，以泄愤懑，舒泻愁思”，而历代士卒学子，于郁郁不得志之中，哪个不曾扣问过苍天呢？
到了近代中国，当西方的坚船利炮叩开中国的大门，我们体会到了外面世界翻天覆地的变化，种种屈辱、危机刺激着每一个中国人的神经，我们才慢慢体会到，其实千百年来心目中的天道，其实是一种外化了的人之道，我们主观、猜测、模糊地看待这片天空，自以为是，先入为主地看待这个世界，并为之沾沾自喜、自命不凡，谁知道在我们夜郎自大的过程中，世界上的自然科学的发展，对这个世界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外面世界的变化逼迫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审视这个世界，让我们从虚幻中、从固执中强行拉扯出来，用整个民族的屈辱血泪换取民族意识的觉醒，换取对于天道的重新认识。
在学习自然辩证法的课程中，讲到李约瑟难题，很多同学都列举了很多中国古代文化观念的不是，说是如此导致了近代中国科学技术的落后，态度决绝，掷地有声。诚然，古代的很多观念不适应现代社会，但在我国发展的过程中，需要质问最大的我感觉并不是我国的古代文化观念，因为受到历史条件的制约，又有闭关锁国的影响，无法适应其他民族相互交流共同进步所带来的技术革新造就的新时代，我想要说的，是我们缺少一种勇气，一种探索革新，叩问心灵的勇气。屈原《天问》，中国古代无人能够回答，我们太习惯了一种“不求甚解”的思想态度，我们明知道很多事情说服不了自己，却仍原意去固执的相信、坚决的去实践，因为秉承圣贤哲学、处世原则，自出生到现在的人生价值观点，我们骑虎难下，不得已而为之。为了圣贤之说的地位，每个人都心领神会地去拿出一套虚幻飘渺的说辞去维系他，哪怕违逆自己的心灵。我们国家拥有灿烂辉煌的文化历史，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太缺乏一种承认错误，勇于改进的态度，害怕自己的价值观念崩塌，害怕自己的信仰理想崩塌，哪怕它是错误的、不合理的，我们从来不曾去想，也不敢去想，我们所学、所崇敬的、所膜拜的究竟对不对。用审美代替思辩，用玄想抵制实测，用善恶混淆是非，面对涉及自然界的发问，无不东拉西扯，支吾其词，借用明末黄文焕的评论，便是：“人无由问，天不肯自问，一时千古，只共昏迷。”
可笑的是，古代人遑论天道，不敢怀疑，今人却藐视天道，肆意怀疑。古代追求天人合一境界，敬畏苍天万物，虽然对自然之理不甚了解，但是和自然万物和谐共处，遵循心目中的天道，顺应天时而行，虽然生活条件不如当代，然而能够自得其乐，内心安逸和谐，富实充足。而现在由于几次科技革命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的行为对自然界产生了巨大的变化，大大改变了人们对自然界的观点。人定胜天观点裹挟着攫取巨大经济利益的私利急剧膨胀，为所欲为、任意妄为，给自然界带来了一次次巨大的灾难。十分了解自然界的规律但同时又罔顾自然界的规律，竭泽而渔、大肆砍伐开采，使整个人类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生态危机。
在社会发展几千年后的现在，我们用现在的观点看待古代对天地自然的观点并横加批判指责实在是流于狭隘，我们真正要思考的是，这么多年来我们缺少的探索求实、叩问心灵的勇气是否能够找回来，我们是否能够在了解很多古代无法解释的天地规律的基础上，做出正确的决策，获得心灵上的慰藉。事实上，我们远远没有做到，如果古人能够看到现在社会的生活境况，惊诧赞叹于人力之伟大的同时，必定会对我们的盲目肆恣鄙夷唾弃。现代社会古典文化式微，利益导向严重，实用主义、拜金主义至上，人文情怀缺乏，巨大的经济效益的背后不仅仅是生存环境的代价，更是内心的空虚失落，心灵的无处寄托，我们同样应该求助于古人，学习他们内心理解中的天道，世间纷纷繁繁，技术会变、人心会变，但是天地大道不会变，头顶上共同一片天空不会变，这么多年来古代圣贤求索天道的所忽略回避的部分对我们仍有很大的启发，这么多年来古代圣贤理解的天人合一、顺应天道一直都是人类应该遵循的准则，对现在人类社会的未来仍有很大的借鉴意义。静下心来，仰望天空，天道和我们每个人，和整个人类社会的命运，其实是灵与肉的关系，两者不可分离，更不可撕裂。悠悠苍天 曷此其极，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做、要思索的还有很多。
（整理一些以前的东西，几年前的自然辩证法论文，还是流于一种浪漫主义的批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