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远的年味

等了多半个冬天，西安依旧没博得雪花的宠爱，只是稀稀拉拉的下了一场很小的雪，勉勉强强盖住屋顶。这让这个古城的岁尾冷的有点心不甘情不愿，冷得有点有其名无其份。

街道上早早挂上了各式的彩灯，为博得各路游客但大街上来往的车辆明显少了需要，市场的摊位前多了些讨价还价的人气，超市里多了熙熙攘攘的人群……

掐指一算，年要来了！

今年应媳妇的要求，去丈母娘家过年。儿子一直老挂念着去姥姥家看雪，结果人家娘俩达成一致，回娘家。

媳妇的娘家在内蒙古，没有马没有草原一个靠近北京的小城市。作为外地女婿，首先面临的就是饮食关，丈母家一家不吃辣，而我却嗜辣成性，无辣不欢。

时间一长，愈发思念故乡的年！

老家里过年最忙的是女人们，磨面粉，还有拆被子、洗被子、缝被子。磨豆腐也是必不可少的活计，一大早将头天晚上泡好的黄豆挑到手磨旁，一人推磨，一人喂黄豆，旁边再站几个拉家常的。一个不留神，勺子没瞅准磨拐子的间隙，一勺子黄豆碰翻一地，惹得一阵抱怨……

过年的大戏要算各式的油炸食品和蒸各式各样的馍，一般会安排在腊月二十六七左右。“熬糖”是一项考验耐心的活路，头一天晚上蒸好一大锅红薯，第二天凌晨早早起床捏碎红薯，用细布口袋装上红薯泥加上山泉水使劲揉捏，将红薯的汁水和残渣分离出来。然后就是一整天的慢火熬制，中途适时加上麦芽汁儿。傍晚时分，一大锅汁水只剩下一滩黑里透红的粘稠状物体，这就是现在想起来依旧令人垂涎的“红苕糖”。“酥炸”更是一件考验技术的活路，面的软硬要和的合适，面里的盐分和苏打更要合适，这样在炸果子（我们通常称“炸麻花”为“炸果子”）和油条时面更劲道，炸出来的果子会更酥脆。“莲菜盒子”是“酥炸”品里的又一大类，剁碎的瘦肉夹在莲菜里，裹上面糊在油锅里打几个滚，便黄澄澄的填满了又一竹笼，又一次挂上了“楼牵”，以备招待之用。然后是红薯泥搅面糊搓成的面鱼儿，面片切成的“奇花子”，金灿灿的又一竹笼，这些正月间出现在客人甜酒碗以及酒桌上的配角再一次被挂上“楼牵”。为了降油温，在红油出锅前，总会有几块浆水豆腐被炸的金黄，这又是一道开年的下酒菜。“年蒸”可是个大工程，油包子多少个，实疙瘩多少个，糖包子多少个……每一种的数量都要基本均衡，因为拜年时哪一家该送什么样的馍馍，送多少个都十分讲究！常常一蒸就是一整天，个个都要点上洋红洋绿。家里的笸篮装满了，簸箕装满了，竹笼也装满了。正月过半，基本少不了多少，但大都变了颜色变了样，东家的大一点，西家的黑一点，以后逐渐消失在未来几个月的餐桌上

整个腊月男人先是带着劳力到后山拾柴，然后是“划柴”，再然后是“打烟嵌”，做灯笼。对于男人来说，最自豪的要数放倒一头大肥猪。女人们为肥猪倒上最后一桶食，想着自己一天天喂大的肥猪将被杀掉而偷偷抹眼泪会被男人看作矫情。三五个男人将肥猪按倒在凳子上，杀猪匠利索地一手扳嘴一手拿刀，只几分钟，肥猪撕心裂肺的吼声由强变弱，女人们提到嗓子眼儿的心也逐渐回落，迅速端回半盆子猪血到厨房将猪血做成血豆腐。男人们将肥猪放入装有热水的“木梢”里几个翻身后用浮石杵掉猪毛。为了将肉皮处理干净，杀猪匠会在猪的后退上开一道口子，用“通杖子”从口子的皮下捅向猪的周身，然后俯下身子嘴对着口子使劲地吹气，一点也没觉得有多脏，一会儿功夫，肥猪鼓的更肥了。于是再一次地清理猪毛……晚上，一锅猪肉萝卜炖粉条，加上一壶前几天才烧的柿子拐枣酒，高升起呀，六六顺呀……整个村子都热闹了起来！当然，烧酒和下粉条也是男人们的活，因为这两样东西是大部分男人在困乏以及招待客人时的口粮。杀年猪要请人帮忙，酒伴高升起；下粉条要请人帮忙，酒伴高升起……

那年月，似乎很明白年是怎么一回事，吃了、喝了、玩了、累了，这就是年！现在想来，当年大人们的乐或许与苦紧密联系着吧！缺吃少穿，经济落后，年对他们来说可能真是一道关。可为什么他们依旧那么快乐呢？原来困苦的背后藏的是快乐啊！

如今，又过年了，我看到了满街的红红翠翠，看到了满街的步履匆匆，看到了满街的浮躁与焦虑，看到了满街的虚妄与浮华……年是什么？我想此刻我明白了，年就是家，年就是聚，年就是孝，年就是爱！

年在那里？你看不到，你闻不到，但是你一定能够感受到，因为，年在你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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