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5月2日，是个星期日，早晨，我像往常一样去游泳馆游泳，上午在单位值班，中午回到家里。刚到家我就觉得不好受，小声对妻子说：“我发困，先睡一会再吃饭。”下午两点，我爬起来，慌忙说：“快拿盆来，我要吐！”我吐了，喷得满盆都是，一会儿，右臂麻木不能动了，紧接着右腿也麻木不能动了。我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来势凶猛，是大病，是重病，我讲得很快很急：“赶紧送我去医院！”邻居来了五六个人，把我背到楼下，上了出租车，一会儿就到了天津医大总医院。医生全面检查了我的病情，又是CT，又是核磁共振，最后确诊是脑梗塞，部位在脑干。医生们都明白这个部位意味着什么。医院下达病危通知书时，妻子一再恳求医生：“您就大胆治吧，就是成了植物人，我也不抱怨，只要还有一口气，我也护理他。”医生听妻子这么一说，知道她清楚病情的严重性，有思想准备，也就不再多讲了，全力进行抢救。我躺在那里，右半身像木头似的一动不动，失去了所有功能，舌头弯了，影响到吞咽，眼睛看东西都是双的，床上拉床上尿，我也用上了尿布湿。刚才还好好的，几分钟就变了模样，变成了另一个人，变得那样沉重、那样发蔫、那样无能。万幸的是我的头脑、思维、语言都还正常，可以清楚地表达个人的思想，也可以把个人的思想变成语言。经过检查诊断，我很快就输液了。我一生都不会忘记，能得到及时抢救，能保住性命，多亏邻居帮忙，在我最危急的时候，他们以最快的速度把我送到医院，都这么晚了，他们还在医院跑上跑下，端水送药，等我输上液时才离开。

        我躺在床上，感觉屋里空荡荡的，处处是沮丧和悲情，一种残酷、空虚和失望的情绪笼罩着我。我看着屋内的天花板，望着窗外的天空，不是我喜欢观天光云影，静听天籁，而完全是无奈，我只能那样，只能躺在那里一边输液，一边瞅着外边的天空。我不知道明天会怎样，也不知道自己的旅程将来会落到何方。这种打击来得这样凶猛，充满残忍、痛苦和失望。好像还没有从梦中走出来，觉得一切都是这样无情，这样无助，这样悲怆，生命变化无常，命运飘零不定。但我又一想，自己可怜自己，自己抱怨自己，管用么？我不能就此消沉，应该振作起来，接受现实，直面人生，走一段新路程，过一种新生活。我这不是跟自己过不去，因为没有别的路可走，只有这样，才能做到心不渝，志不衰。

        住院不久，一天上午来了许多人，有院长、主治医师、主任医师，还有院外的专家。请他们来说是给我会诊。我的病历片子在他们中间传着，只见他们指指点点，边看边议论。我的主治医生姓张，男的，是个热心肠，对病人挺好，医术精湛。给我治病的医生还有两个女的，一个姓李，一个姓孙，她们都很和善，也很认真。

        经过一番精心检测，张大夫对我说：“前几天主要是抢救，下一段专治偏瘫，这主要靠医治，也需要病人的合作。”他又换了一种语气：“你希望手治到什么程度？有什么要求尽管说。”

        我略为思忖了一下，笑着说：“手嘛，手治到能数大票就行了，小票我就不计较了。”我像小孩回答问题一样，说得很慢。这话一说完，屋内响起笑声。

        张大夫也笑了，他接着问：“那么，腿治到什么程度？”

       “腿治到敌人来了我能跑。”我当即回答。

      “原来你也是逃跑主义者啊！”

        我很快跟了一句：“那就改成‘追’吧，敌人来了我能追！”我们俩，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同时笑了。笑声感染了病房的每位人员。有位医生对周围的人说：“能说出这些话，说明他的心态好，有这种精神就行。”

         我也奇怪，这个时候我还有这种幽默和乐观，而且是信手拈来，脱口而出，用不着特意思索，也不是存心逗人发笑。这可能就是我一个制胜的法宝，它让我不管遇到什么情况，都不会迷失方向，准能找到自己的位置。

        大夫们走时向我点点头，摆摆手，有的还拍拍我的床铺。到这时候我明白了，医生的一个眼神、一个微笑、一句话，病人都觉得是一种安慰、一种鼓励，都会增添信心和勇气。我就是这么想的，觉得有他们在，有医护人员的精心诊治，我心里踏实多了，再加上妻子的日夜相伴，还有，我的头脑还在，我的思维还在，我的意志还在，我能重新站起来，我能有幸福的明天。

        会诊后，除继续输液外，又从别的医院请来大夫，一位给我扎针灸，一位给我开中药。这所医院是全市最有名的综合医院，以西医为主，隶属于天津医科大学。能请两个中医大夫来，虽然不是什么大的举措，但足以表明是以病人为重，只要对病人有利，只要能治病，各种方法都能用。中西医结合在我身上体现得如此及时、如此充分，不正是我的幸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