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斤，250克，卤猪头肉，装在白瓷盘里，在昏黄的白织灯下散发着莹润的光泽。我的母亲就着小酒，沉浸在无限的惬意之中。卤猪头肉是我帮母亲在工厂食堂买回来的，她喜欢吃。我那时五六岁，很喜欢看母亲吃猪头肉，因为那氛围特别的祥和，甚至幸福。母亲喝酒是跟她的母亲学的，但我不会喝酒，因为母亲不愿意教我，理由是“现在找不到好酒”。我很想每天都给母亲买半斤猪头肉，有一天，等我长大之后，一定能实现。

吃过猪头肉，母亲要坐在小板凳上很长时间，奋力搓洗面前那一大盆脏衣服，我在心里默默盼望，在猪头肉带来的快乐消磨殆尽之前，在衣服和搓衣板摩擦出她心里的怒火之前，母亲能洗完那些衣服；母亲经常去车间加夜班，然后给我带回来几朵栀子花或者木槿花；有时候母亲带我去铁轨上散步，我喜欢跟在她身后，盯着看她那随着步子摇曳的百褶裙的后摆，我觉得那是世界上最好看的风景。

母亲的童年很幸福，在全国人民不分男女老少还没有成为“同志”的时候，我的母亲是康家大小姐。父母对她无限宠爱，甚至骄纵。她的周围有许多美好的事物，生活过得无忧无虑。这样的环境使母亲养成了一些可贵的品格，她幽默、开朗、自信、有品味、懂得享受生活，她喜欢跳舞、唱歌、吹笛子，最爱到处旅行。即使我小时候家庭经济并不宽裕的情况下，母亲依旧爱带我和姐姐出去旅行。

那场犹如巨人翻身般伟大的变革发生时，我母亲的家庭刚好被压在了巨人身下，这让少女时代的母亲品尝到了人生的另一种滋味，对贫穷的恐惧、对失去的惊慌，还有无妄之灾降临时的无措。这使得她的大小姐脾气变得不那么纯粹了。

但母亲从不沮丧，她总能见缝插针地为生活制造乐趣。比如买一包瓜子，约几个女同学一起逃学，去附近的山上转转，到邻近的镇子逛逛，并留下了珍贵的合影。五个女生站在山坡上，穿着同款白衬衣和碎花衬衣，眺望着远方，仿佛世界都被她们踩在脚下，又好像远方有什么好东西在等着她们，翻过几座山就能到达。

母亲回忆起下乡的时候，总是大大地感叹一句：“那时候真累啊！累死人的感觉。”因为她形象好又能歌善舞，没多久就被选到县宣传队，本来以为可以解脱了，没想到更累。她所在的舞蹈团，每天要坐车去各处唱歌跳舞，在街上在舞台上在乡间，同时她还要去展览馆做讲解员，万言讲稿三天之内必须背熟，然后带领观众依照图片讲解革命历史，每周五天，要在巨大的展览馆走上好几趟，讲到咽喉发炎，这个毛病跟随了她一辈子，其余的周末和晚上，则是回宣传队排练和演出。

有些快乐，半吨和半斤、十块钱和八毛钱制造出来的效果是一样的。

在我很小的时候，母亲对我说：“我觉得钢琴很好听，你也应该学一个乐器。”我以为我会得到一架钢琴，担心我们家怎么放得下？过几天，母亲给我带回来一只笛子。她把笛子轻轻放到嘴边，一阵空灵的声音钻进我的耳朵，占据了我的身体，我变得通身透亮，整个人被一种难以描述的快乐填满。

我想要一个洋娃娃，母亲立即带我到城里最大的百货店去买。我们在玩具柜台看了好久，在我的记忆中，至少有两个小时，在那几米长的玻璃柜台前走过去走回来。在我的选择被很多次婉转地否定之后，我隐隐觉得我得不到洋娃娃了。最后，在母亲的循循善诱下，我选了一把粉红色的塑料宝剑，八毛钱，是所有玩具当中最便宜的。很奇怪我至今清楚地记得价钱，那时候我四岁。我抱着宝剑立即忘了洋娃娃，欢天喜地地跟着母亲回家去。母亲说宝剑和洋娃娃一样，都是玩具，你们幼儿园不是正在学舞剑吗？你的宝剑一定是全班最漂亮的！

母亲有一台缝纫机，还有几根毛线针。每逢节日，主要是儿童节、国庆节和春节，我和姐姐都有新衣服穿，要么是母亲织的毛衣，要么是她根据流行款式自己设计缝制的裙子和外套。我经常被学校老师叫到办公室，几个香喷喷女老师围着我研究毛衣独特花样和裙子裁剪的方法，让我觉得自己无比重要。我很想学会这个本领，可是母亲不教我，她说她是因为没有选择才自己做衣服的，累得很，我以后挣了钱直接去买、叫人定制，不要做这辛苦的事情。

母亲也爱打扮自己，给自己做发型，在朴素的衣服上别一枚胸针，或者系一根丝巾，她喜欢纯天然的材质，纯棉、亚麻、真丝或者羊毛，所以她的衣服不多，但是质感很好。

八十年代，母亲从强大的竞争对手手里抢到了承包工厂的机会。我记得那段时间她的自行车轮胎坏得很快，经常叫父亲给她换，说是因为跑业务。我不敢多问，这辛苦的事情，她肯定不想我做的。

工厂在我母亲手里变大了，有钱了。母亲每年都组织全厂出去旅游，费用厂里全包，我当然也要参加。厂里年轻人很多，我特别喜欢那么多人一起出去游山玩水。起初在省内玩，然后越走越远。坐长江游轮，从重庆过三峡到宜昌再到上海；坐火车，去云南，去西安；坐飞机，去首都，游长城。

母亲说，没有钱的时候要玩，有钱了更要玩，挣钱就是为了玩，活着就要享受！

我不如母亲那样放得开，经常自己给自己制造压力，我们之间因此有了一点矛盾。母亲很舍得为我的兴趣爱好花钱，随便我喜欢什么，她都支持。但她不允许我学习过度，她觉得学习只是生活的一部分，不能因为学习而舍弃了其他。高考前几个月，我每天早起晚睡地苦读，母亲很生气，说：“上个学而已，有必要那么拼命吗？”多次警告无果，她把家里的电源保险拔了，让我彻底摸黑，我气疯了，趁他们睡熟，把保险藏了起来，第二天一整天，我家都没有电。高考前两天，她还拉着我去骑自行车远足。后来，我的孩子几岁时，母亲时常在电话里叮嘱：“不要逼娃娃学习，让他们多耍，过自由自在的童年。”难道玩耍是我们家的家训？我想，母亲是希望她的后代都能轻松愉快地渡过人生，不要像她那么辛苦吧。

二十多岁，我离开了家，跑到七千多公里外的德国。过几年，我带两个还是幼儿的孩子回娘家，第二天早晨，我被一道目光唤醒，睁开眼看见母亲站在床边，慈爱地看着我和两个娃，说：“你出国的时候是一个人，回来就变成三个人，好能干。”

我想说，要是你不留神，家里的猫跑出去几天，过段时间还能给你变出一窝小猫呢，更能干。但我说出口的是：“外婆，对不起，我跑那么远出了国，都没带回几个混血宝宝。”

母亲说：“纯种的好。”

母亲退休后，经常和兄弟姊妹出去玩，说走就走的旅行是她的日常。前年，平均年龄70岁的老头老太太竟然完成了一次全国自驾游，全程接近两万公里。

母亲到德国来玩，完全没有地域隔阂，尝遍德国各地的啤酒、葡萄酒以及奶酪。她喜欢奶酪，因此到欧洲来很有口福，什么都能吃，都喜欢吃，好像她天生就是个欧洲人，从来不知道猪头肉的味道。她经常约我：“酒吧走一趟！”平常我很少去酒吧，母亲来的那段时间，我隔三差五就陪她去。

我请几位德国老太太来家吃饭，主要是给母亲找几个同龄的玩伴。隔天，其中一位老太太回请，尽管语言不通，但是母亲跟她们玩得很开心，请客的老太太是画家，送了一条自己画的丝巾给母亲，那丝巾可是参加过时装秀的。

我家住在郊外，麦田里被机器压成圆柱体的草垛，是母亲最喜欢的拍照景点之一，她穿着亚麻短袖衫和条纹长裤，倚着草垛摆姿势，在田野里快乐得像个少女，跟几十年前那个在山坡上眺望远方的少女有什么不同呢？大概是与这个世界和解了吧，不用把世界踩在脚下，也无需去远方寻找幸福。

在我送她去机场即将登上返回中国的飞机时，她郑重地告诉我：“我觉得荷兰的奶酪比德国的更好吃，羊角面包蘸豆浆，跟油条一个味道。”我们的告别总是这样随意，就像每天出门去上班一样。现在，由于社交媒体的便捷，就更加没有告别的感觉了。

前不久，我有一篇艺术评论发表在艺术期刊上，母亲很高兴，狠狠地表扬了我。她的表扬很具体，从我一年级得全区速算比赛第一名说到五年级发表诗歌得了五元钱稿费请全家吃西瓜，再从初中得全市几何竞赛一等奖说到中考化学考满分……天呐，这些事情原来她全都知道，并且那么多年过去都还完好无损地存放在记忆深处，我很想问她为啥当时不表扬我。

我能猜到母亲的答案，是怕我为了让她高兴而拼命学习。现在她之所以表扬我，是因为我已经离开学校多年，再也没有成为书呆子的机会了。不对，她应该是觉得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值得赞赏，为考试死读书不提倡。最近，我有越来越多的文章发表，母亲很高兴，到处去宣讲这令她骄傲的事。我觉得我的母亲很可怜，等了四十多年，才等到可以炫耀女儿，这是多么耐得住寂寞的母亲啊！她却对我说，你还那么年轻，未来有无限可能！我和你爸都是弯竹子，却生出你和姐姐这两根直笋子，我们睡着都要笑醒。

那我怎样才能给她快乐呢？是多发表几篇文章还是每天半斤猪头肉？也许二者都是吧。其实，和母亲在一起的日子就是快乐，要是不在一起，用视频聊天也很快乐。我告诉母亲，等几年我的孩子们上了大学，我也同她一样成了退休大妈，我就陪她去到处玩耍，我们对这个计划满怀憧憬。

我的106岁的老爷爷和我的妈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