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创投往事
作者：红蓝君
风起
1998年，是中国资本市场承前启后的一年。
彼时，两年前轰动全国的“327国债事件”硝烟刚刚散尽，因国债事件而濒临破产的万国证券被迫和同城死对头申银证券合并，申银证券的总裁阚治东风光上任合并后的申银万国证券总裁。
怎奈高处不胜寒，阚治东的新总裁位子尚未坐热，便因申银万国操纵陆家嘴股票一事，勇负领导责任而被惩以5年市场禁入。在这一年，阚治东进入了事业的低谷期。
与此同时，中国创业投资行业也正度过黎明前的黑暗。这一年，新中国第一家创业投资企业——为配合"火炬计划"而设立的中国新技术创业投资公司因违规炒作房地产和期货被中国人民银行宣布终止金融业务并进行清算，本土创投市场更是因为投资机构的倒闭潮而几乎陷于停滞。
唯有IDG、华平等少数外资投资机构，趁着炙热的互联网浪潮登陆中国，在中国9%速度增长的经济列车上冒险掘金。
同样在这一年，时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成思危向中央提交了一份《关于借鉴国外经验，尽快发展我国风险投资事业的提案》，被中央高度重视，列为当年的一号提案。以此为标志，中国从此掀开中国风险投资发展的序幕，也开启了设立创业板的漫漫征程。
一号提案出台后，据当时的报道，仅1998年下半年成立的风险投资公司就达到43家，平均一个省1.3个。
作为创业板计划落地的城市，深圳市政府也赶着政策东风，准备在1999年的10月举办第一届国家级高新技术交易会。作为高新技术项目与创业投资资本的对接会，深圳本地却还没有创业投资公司与之呼应。
为此深圳市政府从市计划局、科技局、深交所抽调五六个干部组成筹备小组，紧锣密鼓的开始筹划设立创业投资公司。但市领导不想搞成一个官派作风的机构，因此寻觅一个擅长市场化运作的牵头人成为当务之急。
因缘际会
1999年夏天，一次偶然的机会，阚治东和几个老同事从上海出差香港，途经深圳时碰到了原先证券行业的老朋友庄心一。彼时庄心一刚刚调离证监会，来到深圳任副市长，分管金融业务。而此时的阚治东虽然已在深圳发展银行上海分行主持了大半年的工作，但头衔一直是“高级顾问”，迟迟没有得到央行的正式任命。
几人交谈之际，阚治东提及自己目前的尴尬处境。说者无心，听者有意，道别后庄心一立刻向市政府班子汇报了阚治东的情况。并随后致电阚治东，力邀其来深圳负责筹建风险投资公司一事。
碰巧当时上海市政府正在筹划设立一个国有资产经营公司，也打算邀请阚治东去主持工作。庄心一哪肯放过这个机会，先行下手将阚治东在深圳发展银行的档案调了出来。而后经过与上海一番沟通交涉，曾经的上海滩证券业“三大猛人”之一阚治东，便在当年7月奔赴深圳，正式开始负责筹建深创投。
艰难启航
虽然阚治东叱咤证券业多年，但与初成气候的二级市场相比，本土风险投资行业尚处在蛮荒时代，几乎没有可供借鉴的经验。而外资投资机构则是募资退出两头在外，大家都只能摸着石头过河。
对于筹备新公司，深圳市政府十分重视，规划初始资金为10亿元。除了市政府出资5亿元外，庄心一给了阚治东一份深圳骨干企业名单，让阚治东挨个前去“化缘”。
对于20世纪末的国企来说，风险投资可是个新鲜事物，大部分人都是闻所未闻。个别领导听到风险投资来募资，更是想起当时身处绝地的广国投，觉得又是政府在挖坑。
阚治东一圈跑下来，竟然无一家愿意出资。庄心一无奈，只得亲自出马把几大国企老总请到办公室，当场点兵点将。最终深圳机场、深圳能源、深高速、盐田港、中兴通讯等几家凑了2亿元，算是勉强完成了募集工作。
同时，阚治东与深圳市领导约法三章：不塞人、不塞项目、市场化运作，保证深创投能够在宽松的环境中诞生成长。当时公开招聘的员工，日后也多成为深创投骨干，不少已成为一方大佬。如日后创办东方富海的陈玮、深圳创业投资同业公会的秘书长王守仁，就是当时进入深创投的第一批员工。
1999年8月26日，深圳市创新科技投资有限公司在深圳五洲宾馆宣布正式成立，办公地点定在深南路的投资大厦。
格局初定
如今，媒体和业内人士都惯称“深创投”，实际上在成立之初，阚治东并不喜欢这个称谓。曾一度试图让大家简称为“深圳创新投”，无奈习惯的力量无比巨大，到最后公司自己也接受了深创投这个称呼。
成立之初，阚治东认为首要目标是获得股东信任和支持，然后再考虑把业务做大做强。为此，阚治东为深创投制定了“三段式”盈利模式：初期靠短期资金运作尽快盈利；中期以投资收益为主，基金管理费为辅；长期以基金管理费收入为主，投资收益为辅。这个模式也为深创投后来长期沿袭。
作为证券市场老手，阚治东也充分发挥自己的长处，指挥财务部以“闲置资金不闲置，找流动性强、收益率高、风险度低的理财产品运作”为原则，积极参与新股发行认购和法人股配售。
于是深创投仅成立3个月，公司账上盈利已超过2000万，并且在1999年年底向股东进行了分红。这让从未指望投资政府举办的"风险公司"的国企股东们大感意外。次年深创投又盈利近1亿元。但也因为偏离创投主业，深创投的盈利模式为当时的业界所广泛质疑。
在主营业务方面，阚治东首创投“差一步”企业的模式，即日后被无数本土PE机构所沿袭的Pre-IPO模式。通过重点投资“深圳市重点培训上创业板的23家企业和全国各省市重点扶持上创业板的前3名企业”的方式，在深创投初期经验不足、人员不齐、项目研究能力弱的背景下，不可不谓是一种另辟蹊径的投资方法。
深创投用此种投资方式在全国遍地开花，几年内投资了数十个“差一步”企业。2001年,深创投所投资的亿胜科技、中大国际、国讯国际3家企业赴港上市，一时声名大震。
深创投在当年也被评为国内“注册资本最大、分支机构最多、投资项目最多、经济效益最好”的风险投资机构，荣获“2001年中国风险投资50强第一位”。
凛冬时刻
时至2002年，美国纳斯达克神话刚刚破灭，香港创业板暴跌，加之国内股市违规丑闻频出，高层决定延后推出创业板，A股IPO也被迫暂缓。国内外市场的一片惨淡，使得外资投资机构战线全线收缩，而本土投资机构翘首以盼的退出渠道也卡在了半空中。
而此时的阚治东，经受不住回归证券行业的诱惑，离开了他一手打造的深创投,临危受命接下了南方证券这个烫手山芋。而他一手招聘、提拔的陈玮，在凛冬到来之时，站到了台前。
从投简历进入公司，到升任深创投掌门人，陈玮只花了3年的时间。
在入行之前，陈玮是大学副教授，误打误撞进入深创投后，先后在办公室、研究部、投资委员会等岗位轮换，为初创期的深创投做了大量工作。由于陈玮专精会计学，在审议投资项目时，可以运用其会计学知识为投委会把关，提供极具权威性的意见。因此陈玮进公司不久，由于其表现出色，很快被提为公司副总裁。随后阚治东在离任时，推荐了陈玮接任深创投总裁。
当时很多人认为陈玮捡个便宜，殊不知此时的深创投，虽然已是国内规模最大的创业投资机构，却在内忧外患中饱受煎熬。不仅行业前景遥遥无期，已投资的项目难以顺利退出，当初深创投委托证券公司的理财资金又因证券行业全面亏损有可能成为坏账。
每次董事会上股东们众口一词质疑管理层，作为总裁的陈玮百口难辩，只能一边画饼充饥等政策，一边在黑夜中等待希望。
靳海涛来了
当外资投资机构捱过互联网泡沫破灭的两年，开始举杯相庆中国互联网投资的“黄金时代”之时，本土创投机构却在严冬中迎来倒闭潮。由于严重缺乏退出渠道，大量机构不能通过退出获利，更无法依靠业绩获得募资，只能挣扎在生死边缘。当时深圳的创投机构从2000年最高峰时的196家，到2005年只剩下十多家。
希望迟迟没有出现。到了2004年之时，深创投已经濒临倒闭的危险。当时深创投注册资本是16亿元，但是在外未收回的委外理财资金就达到16亿元左右，市政府已经认为当时的深创投“问题非常严重”，必须找人来挽救。而这个人，就是日后被业内尊称为“南帝”的靳海涛。
彼时的靳海涛，正在赛格集团担任副总经理。1999年成立之时的腾讯，就租在赛格的大楼里办公，靳海涛日后最为懊悔的事也是马化腾当年多次找他融资时，因为看不懂腾讯而拒绝了马化腾。
2004年6月，深圳市政府的领导找靳海涛谈话，问他愿不愿意接手深创投，此时靳海涛却是没有过多犹豫，他的回答是“我很情愿”。
同年8月26日，靳海涛走马上任。在上任后的第一次董事会上，他提交了名为《处理好创业投资的十三大关系》的报告。靳海涛在报告里，明确了两个思路：其一，用50%的精力处理历史遗留的问题，减少股东损失，夯实财务基础。其二、用50%的精力继续推进创投主业。
与此同时，曙光终于开始显露。真正转折发生在2005年4月，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出炉，创投从进入到退出有了形成闭环的可能。靳海涛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信息。
当经济学家们还在争论这个改革会不会使中国资本市场探底时，他在深创投内刊上发表文章，预言“中国创投行业的春天即将到来，高潮将在2007年前后出现”。此文一出，在深圳创投同业中引起了强烈反响。已经在寒冬中踽踽独行了四年的本土创投，终于即将迎来救赎。
守得云开见月明
随着中小板开板、股改全流通的施行以及IPO的重启，2005年之前深创投所投资的数十家公司陆续迎来退出通道，深创投从中获得了数倍乃至数十倍的投资回报，终于绝处逢生。
深创投在2001年之时投资的同洲电子，于2006年在中小板正式挂牌，无疑是最具有跨时代的意义，也标志着中国本土创业投资在国内资本市场迎来首个真正意义上的成功退出。
虽然此时的深创投，依然面临着大量资金滞留在券商委托理财之中的难题，然而不愿意错过机会的深创投，选择向银行贷款来做投资。2006年之后，深创投的投资逐年递增。
2009年，证监会耗时十年打造的“中国纳斯达克”——创业板正式开启，首批上板的28家企业中，有4家来自于深创投的投资。深创投多年的重仓布局，终于迎来大丰收时刻。随后的2010年，深创投所投资的企业中共有26家IPO上市，创下了全球同行业年度IPO退出世界纪录。
如果说在2005年的绝处逢生是天时所致，那么2009年创业板的大丰收，则归功于靳海涛的独到眼光。在上任之初，靳海涛就提出了本土创投的“狼性”打法：要有敏锐的嗅觉，在见到真正的好项目和好机会时不要因为外部因素而手软，要敢于与外资VC抢项目。外资有资本优势，内资也有自己对本土市场了解的优势。
为最大化深创投的本土优势，靳海涛把目光投向了全国各地的政府。从2006年起，深创投创造性的开拓出一块全新业务：受托管理政府引导基金。
通过全国布局战略，深创投与各地政府合作，成立当地的区域投资团队，设立了以“红土”为名的一系列区域基金。同时以政府资源渠道为支撑，深创投得以低成本、快节奏的在全国逐步建立起一个庞大的基金管理网络。不仅解决了深创投的自有资金不足的问题，还让深创投得以牢牢把握第一手的项目源。
“领先一大步，赔钱等三年。领先一小步，发财挣大钱”，这是靳海涛总结深创投十多年历程时的口头禅。在靳海涛的掌舵下，深创投平稳度过2008年金融危机，冷静应对2011年的全民PE热潮，与外资投资机构短兵交接。在行业变革的惊涛骇浪中，深创投依然把持着本土创投领头羊的地位。
基因之困
2015年7月16日，深圳国资委的一则人事任免通知的刷爆了当年的创投圈：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靳海涛将正式退休，接任者为深圳市罗湖区区委书记倪泽望。
所谓成也体制，困也体制，深创投作为国企，也无法摆脱体制的辖制，由于靳海涛年龄已超60岁，只能服从组织决定，离开工作多年的投资大厦。靳海涛任上11年，留下的是一个横跨创投基金、公募基金、FOF、地产基金在内的多元化综合金融集团。
实际上，深创投多年来所受的人才流失之困，不仅仅是因为体制内的退休制度,更重要的是激励机制的欠缺。风险投资是一个高度竞争性的行业，非常依赖于人才与机制。
和市场化的基金团队一般可以分走carry的20%不同，深创投从阚治东时代以来，一直实行“2+8”政策。即项目净收益的2%由投资团队分配；深创投一年利润的8%，给员工发绩效工资。
随着中国创投行业的飞速发展，深创投早期确立的“2+8”激励机制在行业内渐渐失去优势。而且深创投的高管虽然能够掌握深创投的经营权，高管和员工也能够分走旗下基金的经营利润；但在深创投高管持股以及员工股权激励这一领域，多年来深圳国资委雷打不动。
在决策方面，深创投决策流程在创投圈也是出名的繁琐和缓慢。由于其所有项目均需放到深创投总部集团层面做出决策，并不能由各个区域或各个子基金单独做出决定。一个投资项目从立项到最终完成投资中间需经历立项会、预审会、投决会、合同审批、资金审批，决策时间从几个月到1年不等。
在传统产业领域投资斩获无数殊荣的深创投，同样因为在互联网时代反应过慢而饱受指责。由于国内A股市场对于上市企业的盈利要求，深创投更偏好规模大，有一定盈利的项目。相比于同行，深创投的投资阶段相对较晚，在互联网时代已经不再有明显的先发优势。
传统的投资理念也将其背后的深创投挡在了互联网淘金热潮的门外。正如之前靳海涛感叹自己之前错过投资腾讯一样，在他引导下的深创投，也可能错失了下一个BAT。
不止于大
“倪泽望时代的深创投是什么样子？”当有人问倪泽望这个问题时，这位前罗湖区区委书记莞尔一笑，“不会有一个人的时代。”
诚然，如今的深创投，已经确确实实成长为了一个巨无霸。
截止2018年9月底，深创投管理的各类基金总规模已经高达近3000亿元，横跨母基金、创投基金、地产基金、PPP基金、公募基金各种产品类别。
与此同时，深创投已投资项目918个，其中已有141家投资企业分别在全球16个资本市场上市。投资企业数量、投资企业上市数量均位居国内创投行业第一位。
然而，未来的深创投不仅需要“更大”，还需要迈出更加轻盈的舞步。
为了更好贴合时代的变化，深创投在2017年以来，逐步合并五大区域管理公司，新建了华北、华东两个总部，与深圳总部形成“一体两翼”格局，并尝试下放部分决策权，如激励机制、分级决策、多元化募资等，以期提高整体管理效率。
同时，深创投升级激励机制，“2+8”的激励机制提升至“4+10”。在新设的商业化基金中也开始尝试推行管理团队和核心骨干持股计划，以此希望跟上市场的步伐。
未来已来
过去20年，深创投与众多本土创投先驱们披荆斩棘、开辟蛮荒，在中国创投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印记。时至今日，倪泽望的使命，已经不再只是做大深创投。
如何高效运营遍布全国的庞大管理网络，如何推进困难重重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如何在以人才为核心的行业中有效激励高管团队，才是如今的深创投真正需要面对的挑战。
只有让已经近3000亿规模的”大象”减轻枷锁，才能真正轻盈起舞，跻身伟大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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