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迟满足的理论起源
1968年，心理学家沃尔特·米歇尔（Walter Mischel）在位于美国斯坦福大学的比英幼儿园主持了著名的“棉花糖实验”。在32名成功参与了实验的孩子中，最小的3岁6个月，最大的5岁8个月。实验开始时，每个孩子面前都摆着一块棉花糖。孩子们被告知，他们可以马上吃掉这块棉花糖，但是假如能等待一会儿（15分钟）再吃，那么就能得到第二块棉花糖。结果，有些孩子马上把糖吃掉了，有些等了一会儿也吃掉了，有些等待了足够长的时间，得到了第二块棉花糖。在那之后，先后有600多名孩子参与了这项实验。
这项实验最初的目的，只是研究孩子在什么年龄会发展出某种自控能力。然而，18年之后，在1988年的跟踪调查却获得了意外的发现：当年“能够等待更长时间”的孩子，也就是说当年“自我延迟满足”能力强的孩子，在青春期的表现更出色。1990年第二次跟踪的结果提供了更客观的依据：延迟满足能力强的孩子，SAT（美国高考）的成绩更优秀。2011年，当初参加实验的孩子已经步入中年，他们接受了最新的大脑成像检查，结果发现早年延迟满足能力强的人，大脑前额叶相对更为发达和活跃，而这个区域负责着人类最高级的思考活动。
于是人们兴奋不已，似乎找到了成功教育孩子的法宝，以至于在解释和传播的过程中断章取义，甚至添油加醋。
误解一 对定义的误解
实验从一开始，就明确定义了“延迟满足能力”的含义：为了获得将来的更大利益，而自己主动延迟或放弃眼前较小的利益。也就是说——
哪个利益更大，是孩子自己做出的判断；是否延迟满足，也是孩子自己做出的决定。而在我们身边大量发生的所谓延迟满足，都是基于父母的判断和父母的决定。
误解二 对逻辑的误解
实验者的逻辑原本是：如果孩子在4、5岁时发展出一定的延迟满足能力，那么他在长大以后取得成就的可能性就会更大。但是并没有提到“如何让孩子在4、5岁时发展出延迟满足能力”的问题，更没有建议“为了这个能力，父母要从小对孩子进行延迟满足的训练”。
为了更好地了解延迟满足能力，研究者进行了大量的延伸探索，而这些后续的研究结果，却被倡导所谓“延迟满足训练”的人“有意无意”地忽略了：
延伸研究1：年龄的影响：5岁是分界。
米歇尔的研究小组在1992年的报告中明确指出，5岁似乎是一条重要的分界线：4岁以下的孩子大多不具备延迟满足的能力，而5岁以上的孩子就明显出现了早期萌芽。在针对更多孩子的研究中，发现大多数孩子在8-13岁的时期，都可以发展出一定的延迟满足能力。这一结论与最新的神经发育研究的结果相吻合。
延伸研究2：谁是控制者：主动延迟和被动延迟差异很大。
1976年，米勒和蕾切尔（Miller,Dale T.; Karniol, Rachel）小组发表论文指出：当孩子觉得“自己在掌控着延迟的过程”（即他可以随时停止延迟），那么他主动延迟的时间会更长；相反，如果孩子发现“外人在控制延迟”（即自己是被动的），那么他的延迟时间会大幅缩短。最新的神经科学研究对此的解释是：被动感，会激活愤怒情绪系统（先天的本能情绪之一），进而干扰了自控能力。
延伸研究3：“大人是否可信”非常重要。
美国罗切斯特大学“延迟满足再研究”小组，于2012年发表了他们的成果：他们把实验改为两步，在第一步中告诉孩子，如果等待，将得到“更好的蜡笔”，第二步则沿用传统的棉花糖实验。实验者把孩子分成两组，A组由“可信的大人”主导，即在第一步中兑现了“更好的蜡笔”的承诺；而B组孩子则由“不可信的大人”主导，这个大人在第一步中食言了。结果在第二步的实验中，A组孩子延迟满足的平均时间达到了12分钟，而B组只有3分钟。
虽然这一研究结果并不出人意料，因为与我们的生活经验相吻合，但是却向我们提出了一个思考：在孩子早年的模糊认识中，对他人的态度要么趋于“信任”，要么趋于“不信任”，那么我们希望他抱有怎样的世界观？什么样的生活经历，可以帮孩子形成“信任”？显然，刻意的训练只会破坏孩子对世界的信任。
延伸研究4：眼前棉花糖有多稀缺，不同孩子有不同判断。
我们都会有一个常识性判断：对于一名具体的孩子，眼前的这块棉花糖越是珍贵（因为以前很难得到），那么他延迟满足的时间就会越短。2011年，贝格雷和莎茨基（Begley, Sharon; Chatzky, Jean）小组对于另一课题的研究，侧面证明了这一点。
也就是说，平时比较容易得到棉花糖的孩子，不会把眼前的诱惑看得过重，因而也更容易主动延迟满足。相反，以前经常被训练，经常无法轻易得到棉花糖的孩子，会把眼前的利益看得更加宝贵，一旦没有外人控制，就更可能马上占有这一稀缺物品。
这样的例子在生活中屡见不鲜：父母在场时，孩子显得格外“有自制力”，而一旦父母不在，孩子就会大把大把地往嘴里塞巧克力，并恳求旁人“不要告诉我妈妈”。
那么，我们是否应该“随时满足孩子在物质上的需要”？当然不是！这里讨论的重点是：从小对孩子刻意进行延迟训练，不仅误解了理论，而且会误伤孩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