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万历十五年

2.“不朝”的委屈

这边王家屏走了，自然需要新的首辅，而万历也同样需要一位在太子问题上相对缓和的首辅支持和引导舆论导向。

这个人选是王锡爵。

王锡爵是申时行时代的三辅，后来因为母亲重病请假回老家了，这一回老家就不来了。（滞留不归）

王锡爵聪明啊，知道北京是个大漩涡，自己身为辅臣，一回去就得参与进去，无法置身事外，左右里外上下都不是人，还是在家凉快凉快吧。

但是，王锡爵不是不负责，白拿工资不做事，他后来给万历写了一封奏折，奏折是谈立储问题的。

万历给了王锡爵一封回复，在回复中谈到了自己的想法。

也就是因为这封奏折，王锡爵成为了新任首辅。

王锡爵回京的消息震惊了北京官场，在争国本问题的斗争上官员们正处于下风，王家屏刚刚被“打掉”，正是需要一位新领导带领大家完成“争国本”任务，而王锡爵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首先，具有丰富的工作经验（申时行时候就是内阁辅臣）；其次，具有丰富的斗争经验和坚定的斗争立场，和高拱顶过牛，对张居正时期的一些政策也敢于直言，为人刚正不阿，不畏权势。

当时朝中大臣伸着脖子盼星星盼月亮，等啊盼啊，可把王锡爵等来了，大家一起去找王锡爵，商量怎么立储。

王锡爵笑着说：

“诸位大人回去后告诉大家先不要着急上书让皇上立储。（勿及建储事）我们内阁自然会起到我们的职责。”

“这事就交给我们内阁了。”（阁中自当一力担当）

交给内阁，就等于交给了王锡爵。

“我办事，大家放心。”

王锡爵这话一说，大家都放心了。

在王锡爵看来，立储问题不能急，要慢慢来，之前之所以失败，就是出在急上，身为人臣怎么能这样着急呢，这不是逼迫圣上吗？要一步一步慢慢来，循序渐进。

王锡爵不急，这边万历着急了。

万历下旨礼部，旨意的内容大概是这样：

立储问题一拖再拖，我也觉得不是回事，所以朕先想了个主意：把长子三子五子先封为王爷。如果皇后生了儿子，此乃嫡子，这就是太子，这三位就是王爷；如果没生呢？从这三位里择优选一个为太子。

这个方案叫做“三王并封”。

猛的看上去，这是一个很稳妥的方法，考虑周全，考虑周到，考虑缜密。

除了没考虑朱常洛法理上的“太子”身份。

朱常洛之所以得到群臣的支持，与他的智商无关，与他的长相无关，只是因为朱常洛的身份：

皇长子。

按照礼法，立嫡子立长子，没嫡子就立长子。朱常洛凭借的就是长子的身份。

这道旨意一下，甭管你长子什么的，公平竞争。

朱常洛唯一的凭借，朱常洛的必胜绝招，就这样被“合法且合理的剥夺”了。

看似公平，却是对朱常洛的极其不公。

这还了得！六部、科道、九卿等上下齐动，奋笔疾书之时，一个更为让众人爆炸的消息传来：

内阁奉诏了。

奉诏，意味着内阁同意了。

同意，意味着屈服，意味着成为万历的“帮凶”。

在大家看来，王锡爵就是这样的“帮凶”。

“你说把事情交给你，你就给我们这样的答复？”

希望变成失望，失望产生愤怒，愤怒就要讨个说法。

一群大臣来到内阁“围堵”王锡爵，要求给个说法。

王锡爵一看，内阁不能呆了，赶快回家。

“风紧，扯呼。”

王锡爵想到回家，大臣们也想到了，负责王锡爵家“围堵”工作的是礼部尚书罗万化，王锡爵回家，罗万化带着一帮官员又和王锡爵争论。

一个内阁首辅被大臣逼到这个地步，内阁不能呆，家里不能呆，王锡爵刚说一句“听我解释”就被大家的质问淹没了。

怎么办？跑吧。

跑到朝房，这没人吧？

还有。

礼部主事顾允成、给事中史孟麟领着几个官员在这等候多时了。

全面撒网，全局布控，王锡爵真的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如同赤壁之战败走华容的曹操。

一时间弹劾王锡爵的奏章如雪片一般。

到了秋天，李太后寿辰，神宗接受群臣朝拜后，单独和王锡爵有一番谈话，这番谈话过后一般意义上的“国本之争”宣告结束。

万历还是老调重弹，“如果皇后有子，怎么办？”（中宫有出，奈何？）

“这个说法在十年前还有一定可能性，如今长子已经十三岁了，哪里还有时间等待？”

“况且从古自今，就是平民小户家的子弟也没有听闻十三岁不读书。”（况自古至今，岂有子弟十三岁犹不读书者）

皇上，大家都不傻，您这两下子可糊弄不住了。

这番谈话后，万历决定朱常洛出阁读书。

按照习俗，基本等于默认朱常洛的太子地位。

前后十五年的争国本事件暂告一段落，然而这一年的明朝并不太平，万历二十一年李如松率大军如朝，抗倭援朝战争正式爆发。

这是对外，而对内也有一件大事。

万历二十一年是癸巳年，意味着是京察年。

所谓京察就是对中央官员的考察，想挪窝想进步六年一次，想退步乃至被开除也是六年一次，成败都是这一哆嗦。四品以上高官由皇帝确定去留，中下层官员由吏部负责。

一般情况下，都是做好人，除了特别不堪的，只要正常表现不敢说升职起码原地踏步。

然而这次例外。

吏部尚书和吏部负责考核功绩的司长（考功郎中）赵南星负责京察，一开始就把他们自己的外甥和亲家直接给了差评。

无私啊！

可伴随“无私”的往往还有“大公”，对自己亲人都狠，更何况对其他人呢？

一大批官员被罢免，其中包括内阁首辅王锡爵辅臣赵志皋的人。

无论公私，内阁对此很有意见。

水至清则无鱼，万历严加斥责吏部，指责其“专权结党”，尚书“夺俸”，赵南星贬职出京。

可事情不仅没有平息，反而有很对人出面为赵南星说清，这更加使万历相信赵南星的结党事实。

万历大发雷霆，赵南星被削职为民。

他回到了家乡，加入到了一所由老朋友创办不久的民间教育机构：

东林书院。

赵南星的仕途并未就此黯淡，以后的他不仅回归庙堂而且又一次利用京察这一手段，不过下一次的他不在是考功司郎中，而是吏部尚书。

京察失去了它本身的意义，这一考察官员的制度成为朋党间互相攻击的一大阵地，你方唱罢我登场，“这次你打我你给我等着下次我弄死你”成为京察的基调。

也就是这一年，努尔哈赤以少胜多大败九部联军，这一标志性的事件在后世看来是成为努尔哈赤迈出统一女真决定性的第一步。

但与这些大事相比较，一个人的性格和三观也因此而起着细微的变化从而改变：

这个人叫朱翊钧。

不是别人，就是万历皇帝。

提起万历，印象最多的可能就是万历不上朝的评价，有的说是万历二十八年没上朝，有的则是统计二十二年没上朝，而万历在位总共四十八年，近乎二分之一的时间没上过朝，还要抛出万历幼年时候张居正辅佐时期，那时候张居正被称为“立皇帝”。

很多官员从上位干到退休可能都没参加过朝会。

阎崇年先生称此为“六不”即：不郊、不庙、不朝、不见、不批、不讲；明清史大家孟森先生则是评价：“怠于临朝，勇于敛财，不郊不庙不朝者三十年，与外廷隔绝”。

昏庸，这是对于万历皇帝大多数的看法和评价，那么再进一步，万历为什么会昏庸呢？

这是一个必须思考的问题。

除了批判，除了指责治史者更重要的是解释历史表象下掩藏的真相，用郭德纲老师的话来说就是“骂街不解决任何问题”。

这个问题在万历身上更有些不同，因为青年时期的万历并非昏庸之主，并非一当皇帝就是昏庸，在万历身上有一个从勤奋到昏庸的转变过程。

是什么促使了转变？

在新中国成立后，时任北京市副市长吴晗的主持下对定陵进行了考古发掘工作，经考证万历有腿疾也就是肢体的残疾，两条腿不一样长，类似于今天的跛，行动不是很方便。

这固然是一个原因，但当时皇帝也不是靠步行，相较正常的皇帝万历可以通过轿子等交通工具来最大程度缓解这一问题，对于出行而言基本不成问题。

最重要的还是万历的内心世界。

小时候的自己读了几本书觉得做皇帝是天下最快乐的事情，这个想法除了我还有从古到今无数人，中国古代史就某种角度就是大家谁做皇帝的历史。

之后看了《雍正大帝》，其中雍正说自己当皇帝苦，皇帝累，如果可以自己宁可不当皇帝，我心里还暗骂雍正这是典型的得了便宜卖乖，虚伪。

雍正的这种想法，他的“同行”万历皇帝肯定是深以为然连连点头的。

在争国本中，群臣和万历持之以恒的斗争，有明有暗有文有武，最后万历输在了群臣以及法统之下。

这对万历是一个特别大的打击。

这种打击还有矿税问题，在矿税之前万历为了修复三殿三宫曾希望通过收税这种正常手段完成，而群臣的意见是：

反对。

大臣们反对的理由就是儒家传统，我们老说的一句话“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这天下都是您老朱家的，您作为皇帝怎么还能贪图百姓身上的一点小钱，这不是一个明君该有的表现，您该以天下为考量。”

万历很奇怪，三大征的时候我也动用了内帑支援前线，这难道不是你们要求的“以天下考量”吗？

但在大臣看来，五湖四海都是你老朱家的，你都这么富有了，怎么贪图老百姓积攒起来的财富呢？这个税不能收。

可在万历看来，既然五湖四海都是朕的，那老百姓的钱就是朕的钱，老百姓的地也都是朕的地，朕如今财政困难问他们收一点点，也没错啊。

这就形成了一个典型的二律背反。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是正确的；皇帝要以社稷天下为重。

大臣说天下是万历的，不能收税；万历说既然天下是我的，那我不是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当然可以收税。

这种矛盾的结束以采榷的实行而暂时结束，但采榷所带来的种种消极影响又成为文官集团和万历斗争的主要原因。

无论争国本还是矿税，一来就是如雪片似的奏章，堆积如山，试想每天对待这些和自己截然相反的意见，一个人的心态如何？

请不要考虑什么万历是错的，群臣是忠臣是为了国家社稷好这类与本问题无关且有些时候并不靠谱的干扰答案，只考虑一个问题：万历的心态如何？

直白的说：

万历爽不爽？

当然是不爽。

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爽不爽和对不对二者并不冲突，这件事是对的并不代表对这件事就是爽的，试问一下学习这件正确的事情有几个中小学生认为是爽的？

理论上每个人都有不爽的权利，不过这个权利通常是不可行的，因为其客观环境和高昂的成本。在社会里没作为一个普通人，没人在乎你爽不爽；面对父母、长辈、上级、老板、客户可以不爽但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为什么新年成为现在青年人的噩梦。

但作为另一种理论，有一个人可以不爽，在大多数人看来这个人因为他工作的特殊性可以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可以随心所欲可以无法无天自然也可以拥有不爽的权利甚至是权力，在君主专制的明清两代更是如此，这个人就是皇帝。

皇权的至高无上使得皇帝拥有不爽的权力。

两种理论的冲突在现实中交锋，一方面万历可以以各种方式发泄自己不爽，比如对于官员罚俸、降职、廷杖、开除等，但这种权力是受制约的，因为这世上并不存在真正绝对的随心所欲。

这种制约来自很多因素，比如礼法、比如天道、比如其所带来的成本，有时候这种成本是无法承受的，比如商纣王的残虐激起周国为首的各诸侯国的联合反抗最后自己国灭身死。

这下倒是爽了，可命没了。

经过反复无休止的争斗，万历找到了一个折中的方法，一个既能爽还可控制的方法，那就是尽可能的少和大臣接触，这样就不会不爽，这样就不会烦恼，这样就不会有一堆苍蝇在自己耳边转。

自己乐得个清净，由内阁和司礼监一起负责大小事务，反正在皇权高度专制的时代最后还得自己来拿主意，也不会出现擅权专权如前朝一般的事情。

这不是万历的独创发明，而是万历的爷爷嘉靖皇帝的发明，史称“静摄”。

字面理解，安静的平静的处理政务。

这个效果是有的，但很快万历发现了一个新的问题，大臣可以不见，但奏章不可以不看，而一打开奏章全部都是让自己不爽的东西，就是太子问题，就是采榷问题，就是批评万历。

或许人可以控制很多东西，但唯独一样：

思维情绪。

只要是一个人就会有思维情绪，而思维情绪又是不受人控制的，这是生理决定的。

任何人看到否定自己的东西下意识都是不爽的，这是人的本能，无关道德、才能。

万历只能做出一种消极的选择：

不看。

对于朝臣的奏章，无论是皇帝自己还是司礼监内阁代笔都是要有批复的，可万历没看，连说的是什么都不知道，这些奏章又涉及天南海北具体的事情不能像老师在作业本上机械化流水批一个“阅”字，自然不能批复。

这些奏章中确实有很多是谈论国本、矿税等让万历不爽的问题，但也有很多谈论的是真正涉及国家的问题，万历因为讨厌有关国本和采榷的不同意见而讨厌有关国本和采榷的奏章，因为有关国本和采榷的奏章实在太多，十本有九本都是，让万历很容易下意识的形成一个从心理角度来说正确但从概略角度来说不正确的认识：

这些奏章都是谈论国本和采榷的，都是反对自己和批评自己的。

他不爽，所以他不看。

这种现象是格雷欣原则，它还有一个众所周知的另一个名字：

劣币驱逐良币。

因为太多让万历不爽的奏章，所以万历基本不怎么看奏章，这样难免忽略了那些关乎国家大事的奏章，尤其忽略了那些现在看似没有问题但对未来影响深远或者贻害无穷的问题。

这类问题有很多，其中就有辽东问题，准确来说就是努尔哈赤为代表的建州女真不断强大不断雄起极有可能威胁明帝国东北边陲安定稳定大局可能的问题。

事实证明，日后女真对明帝国东北边陲的威胁成为了明朝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中最重要的，再无其他，并经过最终的变化发展成为继大明帝国后的中国最后一个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国家：

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