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妇人（四）
中日之间宣战的时候，二狗子的年纪正好是三十三岁。他应征入伍，留下老妈单独在家里。
虽然一个人，但是独居老人在这里是一种常态，她靠着儿子留给她的地，日子本该过得不会太差。
不过她也是出了名的倔脾气，跟她儿子一样，不是特别受村子里待见，住在那个远离大道靠近村子边缘的院子里，也许正好可以对应这种紧张的关系。
不过东北的冬天可是很冷的，整个院子完全被大雪包住，而雪堆在那像韭菜一样永远扫不完。
每周她都会去赶集，买点水果。但是因为听说附近会有游荡的野狗，她出门的时候总是带着一个烧火棍，不知道多少年了，木质的短柄已经被磨的光溜溜了。
这个个子不高的老大妈看起来有点古怪，她有点驼背，在雪地里缓慢地迈着大步，头上戴着一个黑色的皮帽子，紧紧地勒着一头白发，扛着的烧火棍却伸的比帽子还高。
她的眉头从来都不曾舒展过，好像严肃是她表情的底色，这样给人一个难以接近的感觉。
有一天，日本人的队伍开进了村里，把士兵分给当地的人家养着，大家知道她家里有地方，不过却给她分了四个日本伤兵，不过这几个上了年纪的日本伤兵却不太爱说话，不知道是不是言语的原因，他们只是用手势和当地人比划交流。
那是四个朴素的伤兵，尽管战争使他们的脸上挂满惊慌和疲惫，来到这个被占领的地方，脾气也不刁。
住在老太太家里，他们体现了充分的尊重，一点都不想给这位年纪比他们还大的人添麻烦，有人看见他们中的两个伤的不是很重的人主动去卷柴火儿，烧火，喂喂鸡和猪，而老太太则也不闲着，每日准备饭菜。
后来，有人看见他们替她打扫猪圈，修屋顶，清灶灰，削土豆，剥苞米，俨然是一个其乐融融一家子的状态。
但是她却一直挂念着自己的亲生儿子，每天她都会向驻扎在村子里的兵问，你们知道中国第三十七野战师开到哪里去了？我儿在在那。他们则是用日本兵手册里不太正宗的话回答我的，不知道撒。
后来，这几个伤兵也渐渐明白她挂念和担忧自己的儿子的感情，这种感觉使他们就更加辛勤的帮助这个独居的老妇人了。
而她也很照顾这几个人，随着时间流逝，他们也渐渐康复。
因为农民的信息比较闭塞，不太容易受到各种煽动，所以只要不是关乎自己利益的，也没什么仇恨可言。而那种民族仇恨永远都属于那些上层人士。
至于我们这种下等人，本来就为衣食而发愁，能在动荡的年代活着就是一种幸福了。
生来贫穷，却被一层一层盘剥;
人数较多，却被强制征兵送上战场;
最是弱小，又没有抵抗力，却在各种强权和势力面前只能受到最残酷的迫害，甚至没有人发声。
所以战争的狂热很难感染他们，所以他们也不会因为所谓的尊严荣誉和煽动性言论而变得热血沸腾。
谁知有一天早上，那老太太恰巧独自一个人待在家里的时候，远远地望见了农田里，有一个人正向着她家里走过来。不久，她认出那个人了，那就是送信的邮差。
他拿出一张信纸交给她，她取出了那副为了缝纫而用的老花镜，这件信是带一个坏的消息给她。
她儿子死了，是被迫击炮弹炸成了两截，信是同班的战士在三周前写的。
她没有哭出声来，在这样巨大的噩耗面前，连感觉都麻木了，她像个木桩一样呆呆的立在那里，身体僵硬的好像和这片白雪覆盖的大地融为一体，只是喃喃念叨，二狗死了。
随后眼泪才渐渐涌到眼眶里，悲伤也浸到心里，各种片段开始一幕一幕回到脑袋里。
她再也没法见到儿子了，再也没法见到了。
现在她仿佛看见那一情景，那个教人战栗的情景：儿子的脑袋是下垂的，眼睛是张开的，嘴唇……
这时那几个日本人刚从树林里回来，她很快地把信藏在衣服里，并且趁时间还来得及又仔仔细细地擦干了眼睛，用和平日一般的神气接待了他们。
他们四个人竟然都挺高兴的，因为他们带了一只肥兔子回来，这无疑是猎得的，后来他们对着这个老太太做了个手势，表示大家就可以吃点儿好东西。
她开始准备午饭，但是到了要杀兔子的时候，她却有些迟钝。然而她肯定不是因为这是第一次杀兔子。
有个手脚麻利的伤兵赶紧接手，麻利的用刀给兔子割了喉，随后又客气地把尸体交还给老太太。
她慢慢从皮里面剥出了鲜红的肉体，但她看着粘在自己手上的血，那种渐渐冷却又渐渐凝住温乎的血，竟然从头到脚打了一个冷颤。
她仿佛看见自己儿子的尸体，那个被炸成两截的尸体就在自己面前，冒着热气挥之不去。
吃饭了，她吃不下，与之鲜明对比的是几个伤兵狼吞虎咽一声不吭地吃着兔肉。她则从旁边淡淡的看着他们。
忽然她眼里闪过一丝光芒，她问：“你们住这着噶瘩有一个月了，你们叫什么我还不知道。”不过他们好像立刻明白她的意思，于是写下来各自的姓名。
她叫他们在一张纸上写他们家庭的住址，末了，她又掏出了眼镜，仔细的看了一会，然后把纸折好揣进衣服里，盖着那封报丧信。
吃完饭，她对那些人说：“天冷，加点草暖和。”于是她搬了许多干草搁在他们睡的那地方。他们看见不免诧异起来，她对他们说明这样可以不会那么冷；当然出于信任，于是他们就帮着她一起搬了，毕竟这样大家和老妇人都不冷 。
他们把那些成束的干草堆到房子的茅顶那样高，结果他们做成了一间四面都围着草墙的卧室，又暖又香，他们可以很舒服地在那里睡。
吃晚饭的时候，他们中间的一个瞧见老夫人还是一点东西也不吃，竟因此担忧，眼睛有些湿润，劝她注意身体。
她托词说自己胃疼。随后她燃起一灶好火给自己烘着，那四个日本人都去睡了。
随后她悄悄地打开了那张通到外面的房门，接着又搬进了好些束麦秸和柴火在厨房里。
她光着脚在雪里一往一来地走，从容得教旁人看不出异常。
她觉得自己准备好了以后，就点着了一束秸秆，扔到那满屋的柴火儿里。
她后退几步站在院子中间往屋里看。
不过几秒钟，一阵强烈的火光透过窗子照亮了那房子的内部，紧接着一大团吓人的火苗吞噬了整个房间。
就像一个烧旺的灶口，屋里的火从那个窗户里窜出来，门前的积雪映出一片红光。
这时一阵狂叫音从屋里传出，简直是一阵由杂乱的人声集成的喧嚷。痛苦的让人分不清是人声，还是犬吠。
不过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出乎了老妇人的意料，喧嚷中出现了中文，好像用人在用力喊救命，救命，标准的根本不像是日本人的声音。老妇人甚至有些怀疑自己听错了，四下张望，并没有看到什么人。
木质棚顶向下一塌，一阵旋风般的火焰冲了上来，烧穿屋顶，如同一个巨大火把的火焰，升到了天空。
最后，整座房子都冒出了火苗。房子里面，除了柴火燃烧的劈啪声，墙壁的剥脱声和横梁的坠落声以外，在寂静的雪地，什么声音都听不到了。
屋顶塌陷，这个烧得通红的空架子，就在一阵黑烟里面向夜空中喷出最后一口火星。
雪白的原野被火光照得像是一幅染上了血色的银布闪闪发光。
二狗妈在她那所毁了的房子跟前站着不动，手里握着她的烧火棍，她儿子也用过的那一杆，等到她看见了一切都已结束，她就把棍子往里一扔，咚的一声，好像枪响了一下。
许多人都到了，有些是农民，有些是日本人。
他们看见了这个妇人十分平静的坐在一个树桩儿上，一个日本军官问她：“人，哪里儿去了？”她伸起那条瘦的胳膊向着那堆正在熄灭的火堆，“那里！”
人们立刻围住了她。
日本人接着问：“火，怎么烧的？”
她回答：“我放的。”
那个淡然的表情，没人敢相信她，大家觉得是她受了刺激，所以有些疯了。
到最后，在场的人都听她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说了一遍，从那封带血的信，到她听见的最后一声叫唤，她做过的，都讲了。
等到说完，她就从衣袋里面取了两张纸，“这是他们报丧用的。她指了指火堆，“这一张，是他们的地址，你们可以寄信去他们家。
她把纸塞到军官手里，而他这时正抓住她肩，而她却接着说：跟他们家人说这是我干的，一个失去儿子的娘干的。
军官沉默了一下，低声在她耳边说“他们，台湾人的干活。他们，顶替孩子服兵役，被我发现，藏起来的干活”。
他缩回了头，又用日本语说了一些话，大概是审判的意思吧。随后拔出佩剑，发出口令。
两个日本兵抓住了她，把她推到了那堵还是火热的墙边。随后，十二个日本侨民迅速地在她对面排好了队，相距约莫二十米。她一动不动。一道口令喊过，一长串枪声跟着响了。响完之后，又来了一声迟放的单响。
这个老婆子并没有倒下。她弯着身子，好像没了双腿。
那军官走到她面前。
她几乎被子弹切成两半，而在她那只痉挛蜷缩的手里，依然握着那张满是血的报丧信。黑暗之下看不出她是什么表情。
末了，我拾着了一片石子，那场大火留下的烟痕仍然没有褪去。
老妇人（三）
中日之间宣战的时候，二狗子的年纪正好是二十三岁。他应征入伍，留下老妈单独在家里。
虽然一个人，但是独居老人在这里是一种常态，她靠着儿子留给她的地，日子过得不会太差。不过她也是出了名的倔脾气，跟她儿子一样，不是特别受村子里待见，住在那个远离大道靠近村子边缘的院子里，也许正好可以对应这种紧张的状态。
不过东北的冬天可是很冷的，整个院子完全被大雪包住，而雪堆在那像韭菜一样永远扫不完。
每周她都会去赶集，买点水果。但是因为听说附近会有游荡的野狗，她出门的时候总是带着一个烧火棍，不知道多少年了，木质的短柄已经被磨的光溜溜了。
这个个子不高的老大妈看起来有点古怪，她有点驼背，在雪地里缓慢地迈着大步，头上戴着一个黑色的皮帽子，紧紧地勒着一头白发，扛着的烧火棍却伸的比帽子还高。
她的眉头从来都不曾舒展过，好像严肃是她表情的底色，这样给人一个难以接近的感觉。
有一天，日本人的队伍开进了村里，把士兵分给当地的人家养着，大家知道她家里有地方，不过却给她分了四个日老人，只是日本侨民，有些上了年纪的比她都要大。
那是四个和蔼朴素的老人，尽管战争使他们的脸上挂满惊慌和疲惫，来到这个被占领的地方，脾气也不刁。
住在老太太家里，他们体现了充分的尊重，一点都不想给这位年纪相仿的人添麻烦，何况他们可能都有一个在战场上需要挂念的儿子。有人看见他们主动去卷柴火儿，烧火，喂喂鸡和猪，而老太太则也不闲着，每日准备饭菜。
后来，有人看见他们替她打扫猪圈，修屋顶，清灶灰，削土豆，剥苞米，俨然是几个老人在亲戚家。
但是她却一直挂念着自己的亲生儿子，每天她都会向驻扎在村子里的兵问，你们知道中国第三十七野战师开到哪里去了？我儿在在那。他们则是用日本兵手册里不太正宗的话回答不知道。
后来，这几个日本老人也渐渐明白她挂念和担忧自己的儿子的感情，他们想到自己也有孩子在战场上，同病相怜感受使他们就更加辛勤的帮助这个独居的老妇人了。
而她也很照顾这几个人，因为农民的信息比较闭塞，不太容易受到各种煽动，所以只要不是关乎自己利益的，也没什么仇恨可言。而那种民族仇恨永远都属于那些上层人士。
至于我们这种下等人，本来就为衣食而发愁，能在动荡的年代活着就是一种幸福了，因为本来贫穷，又被一层一层盘剥，因为人数较多，又被强制征兵送上战场，因为最是弱小，又没有抵抗力，所以在各种强权和势力面前只能受到最残酷的迫害，甚至没有人发声。
所以战争的狂热很难感染他们，他们也不会因为所谓的尊严荣誉和煽动性言论而变得热血沸腾。
谁知有一天早上，那老太太恰巧独自一个人待在家里的时候，远远地望见了农田里，有一个人正向着她家里走过来。不久，她认出那个人了，那就是送信的邮差。
他拿出一张信纸交给她，她取出了那副为了缝纫而用的老花镜，这件信是带一个坏的消息给她。
她儿子死了，是被迫击炮弹炸成了两截，信是同班的战士在三周前写的。
她没有哭出声来，在这样巨大的噩耗面前，连感觉都麻木了，她像个木桩一样呆呆的立在那里，身体好像和这片白雪覆盖的大地融为一体，只是喃喃念叨，二狗死了。
随后眼泪才渐渐涌到眼眶里，悲伤也浸到心里，各种事情开始一幕一幕回到脑袋里。
她再也没法见到儿子了，再也没法见到了。
现在她仿佛看见那一情景，那个教人战栗的情景：儿子的脑袋是下垂的，眼睛是张开的，嘴唇……
这时那几个日本老人刚从树林里回来，她很快地把信藏在衣服里，并且趁时间还来得及又仔仔细细地擦干了眼睛，用和平日一般的神气接待了他们。
他们四个人竟然都挺高兴的，因为他们带了一只肥兔子回来，这无疑是猎得的，后来他们对着这个老太太做了个手势，表示大家就可以吃点儿好东西。
她开始准备午饭，但是到了要杀兔子的时候，她却有些迟钝。然而她肯定不是因为这是第一次杀兔子。
有个热心的的日本老头赶紧接手，麻利的用刀给兔子割了喉，随后又礼貌地把尸体交还给老太太。
她慢慢从皮里面剥出了鲜红的肉体，但她看着粘在自己手上的血，那种渐渐冷却又渐渐凝住温乎的血，竟然从头到脚打了一个冷颤。
她仿佛看见自己儿子的尸体，那个被炸成两截的尸体就在自己面前，冒着热气挥之不去。
吃饭了，她吃不下，与之鲜明对比的是几个老人狼吞虎咽般吃着兔肉。她则从旁边淡淡的看着他们。
忽然她眼里闪过一丝光芒，她问：“你们住这着噶瘩有一个月了，你们叫什么我还不知道。”他们费了好大事才懂得她的意思，于是各人说了各人的姓名。
她叫他们在一张纸上写出来，还添上他们家庭的住址，末了，她又掏出了眼镜，仔细的看了一会，然后把纸折好揣进衣服里，盖着那封报丧信。
吃完饭，她对那些人说：“天冷，加点草暖和。”于是她搬了许多干草搁在他们睡的那地方。他们看见不免诧异起来，她对他们说明这样可以不会那么冷；当然出于信任，于是他们就帮着她一起搬了，这样大家都不冷
他们把那些成束的干草堆到房子的茅顶那样高，结果他们做成了一间四面都围着草墙的卧室，又暖又香，他们可以很舒服地在那里睡。
吃晚饭的时候，他们中间的一个瞧见老夫人还是一点东西也不吃，竟因此担忧，眼睛有些湿润，劝她注意身体。
她托词说自己胃疼。随后她燃起一灶好火给自己烘着，那四个日本老人都去睡了。
随后她悄悄地打开了那张通到外面的房门，接着又搬进了好些束麦秸和柴火在厨房里。
她光着脚在雪里一往一来地走，从容得教旁人看不出异常。
她觉得自己准备好了以后，就点着了一束秸秆，扔到那满屋的柴火儿里。
她后退几步站在院子中间往屋里看。
不过几秒钟，一阵强烈的火光透过窗子照亮了那房子的内部，紧接着一大团吓人的火苗吞噬了整个房间。
就像一个烧旺的灶口，屋里的火从那个窗户里窜出来，门前的积雪映出一片红光。
这时一阵狂叫音从屋里传出，简直是一阵由杂乱的人声集成的喧嚷。痛苦的让人分不清是人声，还是犬吠。
木质棚顶向下一塌，一阵旋风般的火焰冲了上来，烧穿屋顶，如同一个巨大火把的火焰，升到了天空。
最后，整座房子都冒出了火苗。房子里面，除了柴火燃烧的劈啪声，墙壁的剥脱声和横梁的坠落声以外，在寂静的雪地，什么声音都听不到了。
屋顶塌陷，这个烧得通红的空架子，就在一阵黑烟里面向夜空中喷出最后一口火星。
雪白的原野被火光照得像是一幅染上了血色的银布闪闪发光。
二狗妈在她那所毁了的房子跟前站着不动，手里握着她的烧火棍，她儿子也用过的那一杆，等到她看见了一切都已结束，她就把棍子往里一扔，咚的一声，好像枪响了一下。
许多人都到了，有些是农民，有些是日本人。
他们看见了这个妇人十分平静的坐在一个树桩儿上，一个日本军官问她：“孩子，哪里儿去了？”她伸起那条瘦的胳膊向着那堆正在熄灭的火堆，“那里！”
人们立刻围住了她。
日本人接着问：“火，怎么烧的？”
她回答：“我放的。”
那个淡然的表情，没人敢相信她，大家觉得是她受了刺激，所以有些疯了。
到最后，在场的人都听她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说了一遍，从那封带血的信，到她听见的最后一声叫唤，她做过的，都讲了。
等到说完，她就从衣袋里面取了两张纸，“这是他们报丧用的。她指了指火堆，“这一张，是他们的地址，你们可以寄信去他们家。
她把纸塞到军官手里，而他这时正抓住她肩，而她却接着说：跟他们孩子说这是我干的，一个失去儿子的娘干的。
军官用日本话发了命令。
日本人抓住了她，把她推到了那堵还是火热的墙边。随后，十二个日本侨民迅速地在她对面排好了队，相距约莫二十米。她一动不动。一道口令喊过，一长串枪声跟着响了。响完之后，又来了一声迟放的单响。
这个老婆子并没有倒下。她弯着身子，好像没了双腿。
那军官走到她面前。
她几乎被子弹切成两半，而在她那只痉挛蜷缩的手里，依然握着那张满是血的报丧信。
老妇人（二）
中日之间宣战的时候，二狗子的年纪正好是三十三岁。他应征入伍，留下老妈单独在家里。
虽然一个人，但是独居老人在这里是一种常态，她靠着儿子留给她的地，日子过得不会太差。不过她也是出了名的倔脾气，跟她儿子一样，不是特别受村子里待见，那个远离大道，靠近村子边缘的院子，也许正好可以对应这种状态。
不过东北的冬天可是很冷的，整个院子完全被大雪抱住，而雪堆在那像韭菜一样永远扫不完。每周她都会去赶集，买点水果。但是因为听说附近会有游荡的野狗，她出门的时候总是带着一个烧火棍，不知道多少年了，木质的短柄已经被磨的光溜溜了。
这个个子不高的老大妈看起来有点古怪，她有点驼背，在雪地里缓慢地迈着大步，头上戴着一个黑色的皮帽子，紧紧地勒着一头白发，扛着的烧火棍却伸的比帽子还高。
有一天，日本人的队伍开进了村里，把士兵分给当地的人家养着，大家知道她家里有地方，不过却给她分了四个日本学生，年龄不大，只是随军家属。
那是四个乳臭未干的青年，嘴上还有着毛茸茸的胡须，尽管战争使他们的脸上挂满惊慌和疲惫，来到这个被占领的地方，脾气也不刁。
住在老太太家里，他们体现了充分的尊重，一点都不想给这位可以当他们奶奶的人添麻烦，有人看见他们主动去卷柴火儿，烧火，喂喂鸡和猪，而老太太则也不闲着，每日准备饭菜。
后来，有人看见他们替她打扫猪圈，修屋顶，清灶灰，削土豆，剥苞米，俨然是四个好儿子守着他们的妈。
但是她却一直挂念着自己的亲生儿子，每天她都会向驻扎在村子里的兵问，你们知道中国第三十七野战师开到哪里去了？我儿在在那。他们则是用日本兵手册里不太正宗的话回答不知道。
后来，这几个日本孩子渐渐明白她挂念和担忧自己的儿子的感情，他们想到自己也有妈妈在家里等着他们，他们就更加辛勤的帮助这个独居的老妇人了。
而她也很照顾这几个人，因为农民的信息比较闭塞，不太容易受到各种煽动，所以只要不是关乎自己利益的，也没什么仇恨可言。而那种民族仇恨永远都属于那些上层人士。
至于我们这种下等人，本来就为衣食而发愁，能在动荡的年代活着就是一种幸福了，因为本来贫穷，又被一层一层盘剥，因为人数较多，又被强制征兵送上战场，因为最是弱小，又没有抵抗力，所以在各种强权和势力面前只能受到最残酷的迫害，甚至没有人发声。
所以战争的狂热很难感染他们，他们也不会因为所谓的尊严荣誉和煽动性言论而变得热血沸腾。
谁知有一天早上，那老太太恰巧独自一个人待在家里的时候，远远地望见了农田里，有一个人正向着她家里走过来。不久，她认出那个人了，那就是送信的邮差。
他拿出一张信纸交给她，她取出了那副为了缝纫而用的老花镜，这件信是带一个坏的消息给她。
她儿子死了，是被迫击炮弹炸成了两截，信是同班的战士在三周前写的。
她没有哭出声来，在这样巨大的噩耗面前，连感觉都麻木了，她像个木桩一样呆呆的立在那里，身体好像和这片白雪覆盖的大地融为一体，只是喃喃念叨，二狗死了。
随后眼泪才渐渐涌到眼眶里，悲伤也浸到心里，各种事情开始一幕一幕回到脑袋里。
她再也没法见到儿子了，再也没法见到了。
现在她仿佛看见那一情景，那个教人战栗的情景：儿子的脑袋是下垂的，眼睛是张开的，嘴唇……
这时那几个日本孩子刚从树林里回来，她很快地把信藏在衣服里，并且趁时间还来得及又仔仔细细地擦干了眼睛，用和平日一般的神气接待了他们。
他们四个人竟然都挺高兴的，因为他们带了一只肥兔子回来，这无疑是猎得的，后来他们对着这个老太太做了个手势，表示大家就可以吃点儿好东西。
她开始准备午饭，但是到了要杀兔子的时候，她却有些迟钝。然而她肯定不是因为这是第一次杀兔子。
有个年龄稍大一点的日本孩子赶紧接手，麻利的用刀给兔子割了喉，随后又把尸体交还给老太太。
她慢慢从皮里面剥出了鲜红的肉体，但她看着粘在自己手上的血，那种渐渐冷却又渐渐凝住温乎的血，自己竟然从头到脚打了一个冷颤。她仿佛看见自己儿子的尸体，那个被炸成两截的尸体就在自己面前，挥之不去。
吃饭了，她吃不下，与之鲜明对比的是几个青年狼吞虎咽般吃着兔肉。她则从旁边淡淡的看着他们。
忽然她眼里闪过一丝光芒，她问：“你们住这着噶瘩有一个月了，你们叫什么我还不知道。”他们费了好大事才懂得她的意思，于是各人说了各人的姓名。
她叫他们在一张纸上写出来，还添上他们家庭的住址，末了，她又掏出了眼镜，仔细的看了一会，然后把纸折好揣进衣服里，盖着那封报丧信。
吃完饭，她对那些人说：“天冷，加点草暖和。”于是她搬了许多干草搁在他们睡的那地方。他们看见不免诧异起来，她对他们说明这样可以不会那么冷；出于信任于是他们就帮着她搬了。
他们把那些成束的干草堆到房子的茅顶那样高，结果他们做成了一间四面都围着草墙的卧室，又暖又香，他们可以很舒服地在那里睡。
吃晚饭的时候，他们中间的一个瞧见奶奶还是一点东西也不吃，竟因此担忧了，眼睛有些湿润，劝她注意身体。
她托词说自己胃疼。随后她燃起一灶好火给自己烘着，那四个日本孩子都去睡了。
随后她悄悄地打开了那张通到外面的房门，接着又搬进了好些束麦秸和柴火在厨房里。
她光着脚在雪里一往一来地走，从容得教旁人看不出异常。
她觉得自己准备好了以后，就点着了一束秸秆，扔到那满屋的柴火儿里。
她后退几步站在院子中间往屋里看。
不过几秒钟，一阵强烈的火光透过窗子照亮了那房子的内部，紧接着一大团吓人的火苗吞噬了整个房间。
就像一个烧旺的灶口，屋里的火从那个窗户里窜出来，门前的积雪映出一片红光。
这时一阵狂叫音从屋里传出，简直是一阵由杂乱的人声集成的喧嚷。痛苦的让人分不清是人声，还是犬吠。
木质棚顶向下一塌，一阵旋风般的火焰冲了上来，烧穿屋顶，如同一个巨大火把的火焰，升到了天空。
最后，整座房子都冒出了火苗。房子里面，除了柴火燃烧的劈啪声，墙壁的剥脱声和横梁的坠落声以外，在寂静的雪地，什么声音都听不到了。
屋顶塌陷，这个烧得通红的空架子，就在一阵黑烟里面向夜空中喷出最后一口火星。
雪白的原野被火光照得像是一幅染上了血色的银布闪闪发光。
二狗妈在她那所毁了的房子跟前站着不动，手里握着她的烧火棍，她儿子也用过的那一杆，等到她看见了一切都已结束，她就把棍子往里一扔，咚的一声，好像枪响了一下。
许多人都到了，有些是农民，有些是日本人。
他们看见了这个妇人十分平静的坐在一个树桩儿上，一个日本军官问她：“孩子，哪里儿去了？”她伸起那条瘦的胳膊向着那堆正在熄灭的火堆，“那里！”
人们立刻围住了她。
日本人接着问：“火，怎么烧的？”
她回答：“我放的。”
那个淡然的表情，没人敢相信她，大家觉得是她受了刺激，所以有些疯了。
到最后，在场的人都听她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说了一遍，从那封带血的信，到她听见的最后一声叫唤，她做过的，都讲了。
等到说完，她就从衣袋里面取了两张纸，“这是他们报丧用的。她指了指火堆，“这一张，是他们的地址，你们可以寄信去他们家。
她把纸塞到军官手里，而他这时正抓住她肩，而她却接着说：跟他们爹娘说这是我干的，一个失去儿子的娘干的。
军官用日本话发了命令。
日本人抓住了她，把她推到了那堵还是火热的墙边。随后，十二个日本人迅速地在她对面排好了队，相距约莫二十米。她一动不动。一道口令喊过，一长串枪声跟着响了。响完之后，又来了一声迟放的单响。
这个老婆子并没有倒下。她弯着身子，好像没了双腿。
那军官走到她面前。
她几乎被子弹切成两半，而在她那只痉挛蜷缩的手里，依然握着那张满是血的报丧信。
末了，我拾着了一片石子，那场大火留下的烟痕仍然没有褪去。
老妇人（一）
中日之间宣战的时候，二狗子的年纪正好是三十三岁。他应征入伍，留下老妈单独在家里。
虽然一个人，但是独居老人在这里是一种常态，她靠着儿子留给她的地，日子过得不会太差。不过她也是出了名的倔脾气，跟她儿子一样，不是特别受村子里待见，那个远离大道，靠近村子边缘的院子，也许正好可以对应这种状态。
不过东北的冬天可是很冷的，整个院子完全被大雪抱住，而雪堆在那像韭菜一样永远扫不完。每周她都会去赶集，买点水果。但是因为听说附近会有游荡的野狗，她出门的时候总是带着一个短烧火棍，不知道多少年了，木质的短柄已经被磨的光溜溜了。
这个个子不高的老大妈看起来有点古怪，她有点驼背，在雪地里缓慢地迈着大步，头上戴着一个黑色的皮帽子，紧紧地勒着一头白发，扛着的烧火棍却伸的比帽子还高。
有一天，日本兵的队伍开进了村里，把士兵分给当地的人家养着，大家知道她家里有地方，给她分了四个日本兵。
那是四个乳臭未干的青年，嘴上还有着毛茸茸的胡须，尽管战争使他们的脸上挂满惊慌和疲惫，来到这个被占领的地方，脾气也不刁。
住在老太太家里，他们体现了充分的尊重，一点都不想给这位可以当他们奶奶的人添麻烦，有人看见他们主动去卷柴火儿，烧火，喂喂鸡和猪，而老太太则也不闲着，每日准备饭菜。
后来，有人看见他们替她打扫猪圈，修屋顶，清灶灰，削土豆，剥苞米，俨然是四个好儿子守着他们的妈。
但是她却一直挂念着自己的亲生儿子，每天她都会向住在她家里的兵问，你们知道中国第三十七野战师开到哪里去了？我儿在在那。他们则是用日本兵手册里不太正宗的话回答不知道。
后来，这几个日本青年渐渐明白她挂念和担忧自己的儿子的感情，他们想到自己也有妈妈在家里等着他们，他们就更加辛勤的帮助这个独居的老妇人了。
而她也很照顾这几个人，因为农民的信息比较闭塞，不太容易受到各种煽动，所以只要不是关乎自己利益的，也没什么仇恨可言。而那种民族仇恨永远都属于那些上层人士。
至于我们这种下等人，本来就为衣食而发愁，能在动荡的年代活着就是一种幸福了，因为本来贫穷，又被一层一层盘剥，因为人数较多，又被强制征兵送上战场，因为最是弱小，又没有抵抗力，所以在各种强权和势力面前只能受到最残酷的迫害，甚至没有人发声。
所以战争的狂热很难感染他们，他们也不会因为所谓的尊严荣誉和煽动性言论而变得热血沸腾。
谁知有一天早上，那老太太恰巧独自一个人待在家里的时候，远远地望见了农田里，有一个人正向着她家里走过来。不久，她认出那个人了，那就是送信的邮差。
他拿出一张信纸交给她，她取出了那副为了缝纫而用的老花镜，这件信是带一个坏的消息给她。
她儿子死了，是被迫击炮弹炸成了两截，信是同班的战士在三周前写的。
她没有哭出声来，在这样巨大的噩耗面前，连感觉都麻木了，她像个木桩一样呆呆的立在那里，身体好像和这片白雪覆盖的大地融为一体，只是喃喃念叨，二狗死了。
随后眼泪才渐渐涌到眼眶里，悲伤也浸到心里，各种事情开始一幕一幕回到脑袋里。
她再也没法见到儿子了，再也没法见到了。
现在她仿佛看见那一情景，那个教人战栗的情景：儿子的脑袋是下垂的，眼睛是张开的，嘴唇……
这时那几个日本青年刚从树林里回来，她很快地把信藏在衣服里，并且趁时间还来得及又仔仔细细地擦干了眼睛，用和平日一般的神气接待了他们。
他们四个人竟然都挺高兴的，因为他们带了一只肥兔子回来，这无疑是猎得的，后来他们对着这个老太太做了个手势，表示大家就可以吃点儿好东西。
她开始准备午饭，但是到了要杀兔子的时候，她却有些迟钝。然而她肯定不是因为这是第一次杀兔子。
有一个日本青年赶紧接手，麻利的用刀给兔子割了喉，随后又把尸体交还给老太太。
她从它的皮里面剥出了鲜红的肉体，但她看着粘在自己手上的血，那种渐渐冷却又渐渐凝住温乎的血，自己竟然从头到脚打了一个冷颤。她好像看见自己儿子的尸体，那个被炸成两截的尸体，挥之不去。
吃饭了，她吃不下，与之鲜明对比的是他们狼吞虎咽般吃着兔肉。她则从旁边淡淡的看着他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