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想武侠中的这样一个场景：
两名剑客，相约比武。
第一位先到了约定的地点，执剑以待，一阵风吹过，衣带飘扬，还有地上的轻尘与落叶，盈盈飞舞。
第二位稍晚了些，没准备好，略显风尘仆仆，整了整下衣冠，检查一下佩剑是否锋利，打探四周环境。
第一位剑客：并不着急，目视着对方，沉着地问道，“是否已准备好？”
第二位：略显尴尬，“我的剑还没拔出来，马上就好。”
第一位：继续等待。又问了句，“现在呢？”
第二位：“还有剑招要再熟悉下，稍等片刻。”
第一位：沉默中。依旧静静地看着对方。
第二位：“袖子还没挽好，再等等。”
此时，旁边看的人都看不下去了，比武大事，岂能如此耽搁，纷纷要求快点进行。
终于，第二位好了。
路的尽头是天涯，话的尽头就是剑。
于是，两位剑客摆开阵势，出招，一决高下。
镜头切转：
这是两军交战的场面。
时间：周襄王十四年（公元前638年），春秋时期
地点：泓水，宋国境内的一条河，故道约在今河南省柘城县西北
交战双方：“殷商继祀者”宋国，国君宋襄公兹甫；“蛮夷之邦”楚国，国君楚成王熊恽
过程：（宋国视角）
宋军赶到泓水河畔时，楚军也刚到对岸，准备渡河，杀将过来。
此时，宋襄公的哥哥目夷（也叫子鱼）见此情形，说：“国君弟弟，楚军势众，我军力薄，请君上下令，趁他们渡河之际，发起主动进攻，消灭楚军有生力量。”
宋襄公不紧不慢地回道，“吾乃仁义之师，岂能趁人之危偷袭呢，不可不可。”
目夷无奈，焦急地观望着对岸的楚军，他们很快过了河，开始在岸边集结布阵。目夷着急了，“君上，何不立马进攻，他们已经渡过河了。”
宋襄公瞅了瞅面前的哥哥，一脸不高兴，“不着急，等他们列阵完毕，我们再与其一决雌雄。”心里OS，老哥，战前你一百个不支持寡人打仗，现在怎么这么猴急。
目夷都要哭了。而楚军列阵完毕。
宋襄公下令宋军进攻。
宋是小国，哪里是崛起于南方的大楚国的对手。
交战中，宋襄公不仅没捞着便宜，自己还被楚军射中大腿，宋师大败。
目夷见势不妙，率护卫队保护着国君弟弟撤退。
逃回国内后，大家都埋怨宋襄公打了败仗。
然而，宋襄公却不愿意听，回应道：“仁义君子，不困人于艰险处境，也不攻击不成阵列的敌人，这是自古以来的仁义之道呀。”
目夷辩驳道：“兵者，胜败之理，所谓成王败寇，怎么能以常理论之？若是如此，我们干脆，则干脆给他当奴仆好了，又何必与他开战呢？”
对这次战争记载，见于多处，如《史记》、《春秋三传》等：
目夷曰：“彼众我寡，及其未济击之。”公不听，已济未陈，又曰：“可击。”公曰：“待其已陈。”陈成，宋人击之。宋师大败，襄公伤股。国人皆怨公。公曰：“君子不困人于厄，不鼓不成列。”子鱼曰：“兵以胜为功，何常言与！必如公言，即奴事之耳，又何战为？”——《史记·宋微子世家》
冬十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战于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济。司马曰：「彼众我寡，及其未既济也请击之。」公曰：「不可。」既济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陈而后击之，宋师败绩。公伤股，门官歼焉。 ——《左传·僖公二十二年》
宋公与楚人战于泓水之上。司马子反曰：“楚众我少，鼓险而击之，胜无幸焉。”襄公曰：“君子不推人危，不攻人厄，须其出。”既出，旌旗乱于上，陈乱于下。子反曰：“楚众我少，击之，胜无幸焉。”襄公曰：“不鼓不成列。”须其成列而后击之，则众败而身伤焉，七月而死。倍则攻，敌则战，少则守。人之所以为人者，言也。人而不能言，何以为人？言之所以为言者，信也。言而不信，何以为言？信之所以为信者，道也。信而不道，何以为道？道之贵者时，其行势也。——《春秋谷梁传·僖公二十二年》
我想，大家对于上面的两段描述，很大程度会认同第一个画面中的第一位剑客，认为其可称得上侠客，面临比武，不慌不忙，一直等到对手准备好，公平决斗（或曰：费厄泼赖 fairplay，鲁迅先生就有这么一篇杂文，很有意思）。
而类似的场景，宋襄公以“仁义大侠”之风范对待敌军楚国，为何却成了千古笑柄？我想很大程度上，还是因为身份与立场不同吧：
身为一国之君，却给敌人讲仁义，岂不是置国人安危于不顾。
下面我们就来回顾这一段历史之背景。探究一下，为什么宋襄公会有不仅我们今天看着好笑，在古代也是饱受嘲讽的行为呢？
我们知道，西周以小邦，牧野一战，打败殷商，成为天下共主。面对这一全新格局，怎么治理天下成为摆在周王朝面前的难题。于是，以宗法制为纽带的分封制被推广开来，王族、功臣新贵和旧贵族、部落等各得其所，拱卫王室，周天子为天下大宗，其余为小宗，同样，在分封的诸侯国内，国君为大宗，其余为小宗，以此推之。《荀子》有言：“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可见分封的侧重点。
上面故事中介绍，为什么说宋襄公为“殷商继祀者”呢？原来，西周打着反抗残暴纣王的旗号，并没有将殷商灭祀，毕竟在古代，“祀”的观念浓厚。于是纣王的儿子武庚继承了殷商封地。但武庚并不安分，与周武王的弟弟管叔、蔡叔一起作乱，被周公平定。微子就被安排代殷后，奉其先祀，封地就是宋。殷商属于战败者，虽有封地，但影响力以及地位在周王朝，就属于编外人员，毕竟在人家治下，但周公还挺给面子，特许微子可用天子礼乐奉殷商宗祀。殷商一脉，就这样传承，一直到了宋桓公，也就是宋襄公的老爸。
这时，外部环境也发生了重大变化，经过几代周天子的折腾，天下大宗的地位江河日下，尤其在周平王东迁洛邑以后，开启了东周春秋战国时代，周天子权威更是一落千丈，各诸侯国走马灯似的做天下“霸主”，经常搞搞“会盟”，让周天子承认其地位。估计周天子脸上笑嘻嘻心里mmp，没办法，人家有钱有军队的，自己穷得都要揭不开锅了，不认又能怎么样。
齐桓公是春秋第一个霸主，诸侯会盟的形式就是他首创。齐桓公葵丘会盟时，宋襄公已经继位，他去参加了。虽然不是主角，但齐桓公依然给足了他面子，客气一番，委托宋襄公以后照顾自己的儿子太子昭。当然，这句照应的说辞，很可能是客套话。总之，这次会盟给新国君兹甫留下深刻印象，也燃起了恢复殷商辉煌的念头。
要说这宋襄公，名兹甫，也是一个挺有故事的人。他的老父亲宋桓公重病的时候，作为嫡子又是太子的他，很谦恭地要让位给他的庶出哥哥目夷（也叫子鱼），认为哥哥比他贤明。其实，这样做挺不简单的，抛开出自真心还是虚情假意，颇有些当年伯牙叔齐谦让的古仁人之风，这也是“仁义大侠”的一个表现吧，要知道，为了争位，父子兄弟骨肉相残的事件不可胜数。不管怎么说，宋桓公当然不会同意，毕竟宗法制下的嫡庶之名分重要得很，妄动之就是取乱之道（后面齐桓公就立马给上了这样的一课）。
说宋襄公不一定是虚情假意，从他对待哥哥子鱼态度上也能体现出来。他即位后，封其兄为相，掌军政大权，辅助自己处理朝政。
太平的日子没过多久，就在宋襄公在老家实行其“仁人之治”的时候，邻居齐老大齐桓公那里真出了乱子。齐桓公姜小白，不听其“仲父”管仲的建议，宠信大太监竖刁和大厨子易牙。齐国朝政一塌糊涂，最终齐桓公自己也被饿死在宫里，齐国五公子（公子无亏、公子昭、公子潘、公子元、公子商人）各自争位，而正牌太子逃到了宋国。老父亲小白，还真给儿子留了一手，不知小白自己要作何感叹，当年的一句虚让之言，竟然为儿子争取了援助。宋襄公兹甫，瞬间正义感爆棚，感觉重任在肩，同时，在他看来，这或许也是自己展示大宋国威的好机会。于是，他决定联合各国诸侯，共同护送公子昭到齐国去接替君位。但是，现实是骨感的，小邦之国宋的号召力并不大，最终只有卫国、曹国、邾国这样不入流的三个小国派了一些人马来。但这并不影响宋襄公的心情，他浩浩荡荡率领四国军队向齐国进发，最终齐国人平定内乱，迎立太子昭继位，是为齐孝公。
经此一事，宋襄公信心倍增。心中殷商辉煌的旧梦又被添了把火。齐桓公死后，霸主之位落空，宋襄公蠢蠢欲动，仗着自己是“公爵国”（古代“公侯伯子男”，位阶高下不同），想成为霸主。不知是否被野心冲昏了头脑，期间，号称仁义的他，就干了几件不光彩的事，扣押小国滕国君主滕文公，挟持鄫国国君，发兵包围曹国。我估摸着他的心思是，我先拿这些小国作为霸业的试刀石。最终，这些小国都臣服于宋。然而，宋襄公并不满足，他的目标是星辰大海，一心要承继齐桓公之霸业。于是，在周襄王九年（公元前639年），以霸主身份自居的他，力邀齐楚等召开鹿上之盟，但齐楚对于宋襄公在会上以盟主身份自居大为不满，不仅如此，宋襄公还未经他们的同意，与其他诸侯国约定秋天在盂地进行会盟。兹甫虽然忘乎所以，但好在哥哥子鱼还算清醒，善意提醒他说，“小国争盟，祸也。”凭我们这样的实力，争霸是自取祸患。当然，兹甫是不会听的。
附和宋襄公的小国家都如约到达会盟地点，楚国出于对中原的觊觎，也参加了，而齐国和鲁国就不太愿意，就托故未来。
出发前，哥哥目夷劝宋襄公带上军队，以防有变（从这里也能看出来，兄弟俩关系不错，哥哥处处为国君弟弟着想），毕竟楚国是蛮夷之邦，不见得能讲什么信用。这时的宋襄公的仁义之心又起，他认为，大家已经约好，楚人不会不守信用的。于是他就轻车简从，颇有单刀赴会之气势。在兹甫看来，霸主之路，只在眼前。
然而，怕什么来什么，楚国果然狼子野心，事先埋伏了军队，就在宋襄公得意洋洋想与楚成王大熊同学争当霸主的时候，楚成王撕破脸皮，直接命人抓住宋襄公，并带回楚国囚禁起来，伺机威胁攻打宋国。
堂堂国君做了人家的阶下囚，不知道宋襄公作何感想，“今日又南冠”，偷鸡不成蚀把米。宋国上下急成一团，设法欲救主公。终于，在当年的冬天，各诸侯再次会见时，在鲁僖公的调停下，楚成王迫于压力，释放了宋襄公。
被羁押几个月的宋襄公终于回国。但，骄傲的他怎么能咽下这口气。他决定要报这一箭之仇，以洗刷囚禁之辱。然而，宋襄公算是还有自知之明，楚国毕竟太强大，宋国直接打人家底气不足。于是，就打算找个软柿子捏捏。郑国出现在他的视野，他听说郑国支持楚成王称霸，就决定先收拾这个小弟，也算是给楚国点颜色。子鱼哥哥知道后，马上去劝弟弟消消气，以大局为重，不然只会带来祸患。但这时候的兹甫是听不见去的。子鱼只能叹息。周襄王十四年，宋襄公率军攻打郑国，果不其然，小弟郑国马上向大哥楚国求救。
楚国当然不会坐视不理，派大将去攻打宋国国都（“围魏救赵”的故事翻版呀，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楚国军事实力并非浪得虚名）。老家被人盯上了，宋襄公赶紧回师相救。子鱼又出来相劝，“国君弟弟，还是息事宁人吧，我们虽是殷商后裔，但大商早就亡了，低调一点，快乐生活不好么，不要直接跟楚国交战。”兹甫已经是箭在弦上，不会听哥哥的任何建议的。于是就有了前文的“泓水之战”。
宋襄公的结局：
战后第二年，宋襄公箭伤发作，不治而死。留给后人无限评说。
后人有诗专赞子鱼和兹甫这兄弟俩：
战国君臣相弑诛，廉而让位有谁知。
襄公不纳当时谏，至死方知叹子鱼。
后人对宋襄公的评价，几乎就是两个极端，赞的极叹，贬的极贬。
例如司马迁认为其虽败而不失君子之风，“襄公既败於泓，而君子或以为多，伤中国阙礼义，襃之也，宋襄之有礼让也。”更将其列为春秋五霸之一。
宋代苏轼评其“非有仁者之素，而欲一旦窃取其名以欺后世”，是虚伪的仁义。
而毛主席则直言宋襄公为“蠢猪式的仁义道德”。
当然每个人都是站在不同的立场，从而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这也是正常。我们评价一个人既要站在全局角度，也不能脱离其时代背景。
我们都知道楚王问鼎的典故，天子权威不再，各诸侯国发展如日中天，周王朝已经震慑不住。早期各诸侯国的争斗还遵循一些礼法，就如同宋襄公遵循“不鼓不成列”的礼法，毕竟很多诸侯国是互相通婚的，大家都多少带着亲戚关系，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哪能赶尽杀绝。所以，可以认为，“仁义君主”宋襄公泓水之战的失败也是礼崩乐坏局面在军事上的表现。这是一个时代的缩影。“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宋襄公大概也会这么感叹吧。但是作为一个国家的君主，恪守这种自己坚持的“仁义礼法”，但可悲的是，别人都已经将此抛弃，落得战败身死的结局，给后人以笑柄。
时间的车轮并不需要走多远，到活跃在春秋末期的孙武时，这种古礼法已经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以《孙子兵法》兵家的“兵者，诡道也”，一切行动都是为了最终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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