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蒋介石的“编遣”会议

（1）

一九二九年一月一日，代表“一统天下”的南京国民政府，在新的一年的第一天，举行了声势浩大的阅兵仪式。它这是在昭示国人，现在统治中国的，再也不是代表清政府余孽的袁世凯北洋政府，而是响当当硬邦邦的辛亥革命主力军同盟会的中央政府。

阅兵场安排在南京飞机场，阅兵台设在飞机场的正中央，有三米多高。在阅兵台的两旁，是临时搭建起来的两座彩色牌楼，在牌楼之间，横拉着一匹蓝色棉布，上嵌白底黑字“民国十七年元旦日阅兵典礼”字样。

阅兵台的后面，也就是两座牌楼之间，是用一个个巨大的屏风连缀起来的主席台后壁。

在后壁的正中央，悬挂着孙中山的画像，画像的两旁，紧贴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这几个字，然后两边才是国民党的国旗“青天白日满地红”和党旗“青天白日”。

阅兵台高高的耸立，在它的四周，则悬挂着无数朵由绿叶衬托下的红花。

想当年，第一次宣布中华民国成立，在南京两江总督署大堂宣誓就职就任临时大总统的就是今天这个国民党的创始人孙中山先生，可是当时他们的政府有多可怜，在宣布成立那天，其财务账上只有两元美钞，这真是天下奇闻！

所以后来在清朝余孽袁世凯的强兵威逼下，只好“南北议和”，把革命的领导权让给了野心勃勃的袁世凯，使他成为中华民国的第一任正式大总统。如今算起来，已是第十七个年头了。

在这十七年中，有十四年是在孙中山的领导下对袁世凯所建立的北京北洋政府进行不懈的斗争，如今已被国民党人终于打倒推翻，所以到了新年伊始，党魁蒋介石就想出要举行这么一个大型的阅兵仪式，来庆祝国民党终于取得了统治中国的中央政权。

这一天，蒋介石穿上他北伐时的戎装，先是带着卫队骑着马在阅兵台前的广场时绕了一圈，然后气宇轩昂地走上那个高高的阅兵台。

这应该是蒋介石在南京进行的第四次阅兵了。第一次，是在他发动“四·一二”政变后建立南京政府的一九二七年四月十八日那天，为了向武汉国民政府示威，他举行了阅兵。后来，又在那一年的七月一日纪念北伐一周年时也举行了阅兵，那是因为当时面临武汉政府的“东征讨蒋”和孙传芳五省自治联军雄踞江北，需要鼓舞士气。

这两次阅兵，都是在蒋介石政权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的严重危机时刻，或者说是在“冒天下之大不韪”的赌博对弈中，为了振作将士们的斗志而掀起的一种活动。

第三次是在去年的十月十日。这一次可不同了，它是在向国人昭示，辛亥革命的武昌起义，就是在十七年前的这一天。那时，国民党的前身中国同盟会的会员组织起在湖北的新军，打响了推翻清王朝的第一枪，而现在则是与同盟会一脉相承的中国国民党人，终于推翻了清王朝的余孽们所建立的北京北洋政府，取得了全国的政权。

今天这一次，却又是在推翻这个北洋政府后实行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新年伊始。

(2)

当阅兵式开始的时候，蒋介石宣布升旗。

那时，还没有一个明确的国歌，所以只举行了升旗，但没有音乐伴奏。

说到国歌，中华民国在建国时是有国歌的，那时已由临时政府颁布过，但改过几次，已经乱了，不能再体现今天的国民党人所面临的形势。

记得第一首国歌，是由沈恩孚作词，沈彭年作曲，名为《五旗共和歌》。这首歌的歌词是这样的：

“亚东开化中国早，揖美追欧，旧邦新造。飘扬五色旗，民国荣光，锦绣山河普照。我同胞，鼓舞文明，世界和平永保。”

但是，在一九一五年袁世凯篡位后，却把国歌改为《中华雄踞天地间》，目的是为他的“复辟帝制”营造声势，到了一九二〇年段祺瑞执政后，却又把国歌改为《卿云歌》。

现在，国民党里大多数人以为，以前的国歌都不适用了，还得重新编写，最好是把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内容用来编为国歌，或者就以国旗“青天白日旗满地红”的内涵，编一首国歌，但目前还没有创作出来。

接着，蒋介石发表了简短的讲话。

在讲话中，他除了对全国民众表示慰问之外，还保证在三年之内他要经过谈判，去废除外国列强跟中国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

当然，能不能实现？国人会拭目以待的。

此时，站在阅兵台上的除了蒋介石，还有一系列特邀人士，他们是如今还健在的一些最早就参加了同盟会的国民党元老，如蔡元培、吴稚晖、张静江、丁惟汾等，也包括现在担任要职的谭延闿，此外就是一些后来才加入同盟会的人，如林森、邓泽如等西山会议分子。

说到中国同盟会，它是一九〇五年八月二十日在孙中山的倡导下，由原来的兴中会、华兴会和光复会在日本东京合并而成的，这三个政治团体的主要人物有：兴中会孙中山、杨衢云、陈少白、陆皓东、郑士良；华兴会黄兴、宋教仁、刘揆一、章士钊；光复会蔡元培、章太炎、徐锡麟、秋瑾、陶成章。

如今兴中会健在的就只有陈少白一人，而华兴会却还有两人健在，他们是刘揆一和章士钊。光复会呢，只有会长还在，他就是蔡元培。

这阅兵台上还有一人，今天也来了，他就是在去年年底召开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预备会后愤然出走到欧洲去考察的胡汉民。

记得当时是胡汉民要蒋介石把支持张发奎发动“兵变”的汪精卫抓起来法办，而汪精卫却是与蒋介石“合作”才推翻了西山会议派与桂系勾连的南京特别委员会，所以怎么会去做这事呢？他不仅不抓，还把汪精卫给放走了。这让胡汉民一气之下，就和孙中山长子孙科一起，在元旦前夕，就离开了南京，从上海去了欧洲。

但是在去年八月二十八日那天，胡汉民和孙科却出人意料地回来了。当他们到达香港时，把在南京的蒋介石吓了一大跳，以为这俩人到欧洲去讨回来了什么法宝，然后是来和他秋后算账的。

此时，蒋介石正处于对付各路军阀实行“裁军编遣”的交困阶段，这两个人的到来，着实让他大吃一惊。

（3）

原来，八月十五日在南京闭幕的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蒋介石只实现了他的第一个战略目标，即通过了《军事整理案》，对全国军队实施“编遣”，而另一个目标却是取消各地的政治分会，却没能通过。这使他郁闷不乐 ，苦愁难耐，在会议还没有结束，就住进了上海的一家医院。

在医院里，他成天都在思考，看用一个什么办法才把这个“取消各地的政治分会”给他搞定，可主意还没有想出来，新的危机又出现了。

八月二十八日这天，那个在元旦节前夕愤然出走的胡汉民和孙科，居然从欧洲回来了，现在已到达香港。于是，蒋介石马上敏感到，这俩人一回来，肯定是来“作乱”的，最大的可能性，就是在广州纠集李济深的粤系军队，再加上李宗仁的桂系，在广州另立政府与他蒋某人对着干，其他人没这个胆子，可胡汉民这个人，完全有。因为他连廖仲恺都敢杀，其他又有什么不敢做的呢？再说，胡汉民曾经在广东担任过都督，许多粤系将领都是他的旧部，采取兵变的事那就是他一句话的工夫。于是，一种突如其来的焦虑又马上把蒋介石给困住了。

如果胡汉民、孙科和桂系中的李宗仁、李济深联合起来对付他蒋中正，那就是二十多万人的进攻，这可比共产党在井冈山那几千人马厉害多了！不行，得想个办法拆他们的台。想到这里，蒋介石终于想到一个人来，他就是已宣布下野的桂系的死对头唐生智，他要利用唐生智在白崇禧军中的旧部在关键的时候“反水”，使桂系猝不及防。

为了用好这把杀手锏，他必须要用重金去收买白崇禧手下原唐生智的三位军长，他们是廖磊、叶琪和李品仙。可这三个人现在却在天津以东追剿张宗昌残部，怎么办呢？看来只有委派一人携重金去天津啰！

主意拿定之后，蒋介石找来财政部长宋子文，要他去找陈公博，通过陈公博去把唐生智的大将刘兴串动起来，要刘兴亲自到白崇禧军中去做收买的事。此时，刘兴也是学唐生智的办法宣布下野，把军长的位置让给了廖磊，但没有出国，具体在什么地方，只有陈公博知道。

宋子文遵照蒋介石的嘱托马上去办这事，但此时的陈公博因为李济深重新回广州搞得他连广东省主席也当不成了，而汪精卫又是秘密出走的，还没有来得及带上他，所以就在上海赋闲。

这一家公寓的楼上，宋子文终于找到了陈公博，但他却爱理不理，并且声言要他去找刘兴，这比登天还难。

蒋介石知道这事后，只好硬着头皮去见陈公博，并向他透露胡汉民和孙科已回到香港的事，如果他不去找刘兴办这事，怕是来不及了，到头来大家都没有好日子过。

聪明的陈公博已意识到桂系有可能和胡汉民裹挟在一起，再加上那个可恶的李济深，这些人都是他和汪精卫的死敌，于是就答应去办。

临走时，蒋介石特意叮嘱：“事成之后，蒋某人绝不亏待你。要多少钱，找宋子文去办！”

陈公博马上毕恭毕敬地答道：“这个，请总司令放心，陈某当效犬马之劳！”

之后，蒋介石又给第一军团司令刘峙下达命令，要他加紧训练部队，做好“两广突变”的军事反击准备。

胡汉民、孙科的出走，对蒋介石来说是一种抗议，如今他们又回来了，却对他又构成了威胁。真是冤家路窄！

(4)

哪知，蒋介石却是虚惊了一场，因为胡汉民和孙科到香港后，并没有去广州，而是在香港滞留了下来。

八月二十八日，胡汉民、孙科一行到达香港。在二十九日这天，胡汉民向香港的一家媒体公司发表了一番讲话。有记者问他，对目前中国的时局有何看法，他说了三点：

一、中国应当彻底实施“五权宪法”；

二、国民党人要团结，不要动不动就以批评左派抨击他人；

三、主张撤销政治分会。

胡汉民“出走”的这几个月，并不是对中国的事情漠不关心，而是在随时关注。当初，他是想给这个蒋中正一点威胁，使他召开二届四中全会上彻底破产，而且更想看他以后的笑话，特别是那个规模巨大的第二次北伐。他想，这个事情，他蒋介石未必就有那么大的神通，把一个松散的国民党一下就攥在一起把张作霖赶出北京城。但是，后来的事实证明，他是想错了。他真是小看了这个曾经和戴季陶在上海交易市场既做“多头”又做“空头”的浙江小契弟。

他不仅把二届四中全会正式会议开得很成功，而且还由此崛起成为国民党中举足轻重的人物，更其重要的是居然把各路“诸侯”拿捏在一块儿，进行了成功的第二次北伐。

所以，他胡汉民这次回来，硬碰硬地与这个姓蒋的对着干已经不现实，只有改变策略，用软绳去套这只猛虎。

如今还有什么软绳能去套这只猛虎呢？胡汉民想了想，看来只有孙中山提出的“五权宪法”可以用来制衡。他不是在八月初已宣布国民党从“军政”过渡到了“训政”吗？这正好是实行“五权宪法”的最佳时期 ，把孙中山抬出来压这个蒋介石，他不敢不听。

当记者问胡汉民：“国民党正在进行第二次北伐，您为什么还要跑到欧洲去呢，难道与现任国民党最高层有什么不协调？”

胡汉民答道：“如果有这方面的传闻，那纯粹是谣言。我到欧洲去是专门考察西方的先进政体，为今天之中国进入‘训政’略尽绵薄之力！”

有记者问：“据说您到欧洲考察，回来后要在广州停留以实践您的考察结果？”

胡汉民一听马上就明白了，这是蒋介石在试探他呢？什么实践考察结果，其实是怕他带兵征讨，于是马上说：“我不在广州停留，而是直接要去南京。”

胡汉民的言论登载到香港的《大公报》上，让蒋介石看了转忧为喜。

想不到胡汉民也能改头换面，这让蒋介石感到有些意外，看来人都是会变化的。原以为胡汉民要刀兵相见，没想到却是来送“和平”的橄榄枝。以前的一切估计与预料，都不作数了，真是虚惊一场！

更其重要的是，胡汉民还提出“撤销政治分会”，正好是他蒋介石所需要的。这就好像是等米下锅，太及时了。他就是因为这个才感到头疼，才住进医院，没想到胡汉民的一席话，使他的病居然好了。

胡汉民在香港发表的三点意见，在国民党中也唤起了很多人的共鸣，于是马上掀起了一股春风化雨般的“迎胡”热潮。

毕竟，他所表述的意见也正是大多数人所主张和拥护却又无法实现的，所以胡汉民的到来，那就是中国的“训政”将步入正轨，又怎能不表示一下对他的热情与敬意呢？

九月三日那天，胡汉民、孙科在陈铭枢等人的陪同下从香港坐轮船直接到上海。在上海外滩那个热闹的码头，蒋介石特意派张群前去迎接。作为门生的李济深，也派了一个叫邓家产的手下人，也到码头去迎接。

接下来，在胡汉民的住处，访客简直是络绎不绝，宛如门庭若市。因为目前国民党的政权，基本都是仿效孙中山所提倡的“三权分立”而建起的模式，可如今胡汉民却带来了“五权宪法”，这好像比孙中山更先进地体现了西方人的那种民主制度？

其实，这个也是孙中山的版权，是他的独创，只是许多人不甚了解罢了。

当然，在访问胡汉民的人中，蒋介石也是其中之一者。他找胡汉民却不是一般的闲谈，而是单刀直入讨价还价的单独密谈。此时，蒋介石在胡汉民面前表现得很谦恭，一口一个“胡老前辈”或“请多多指教”，俨然像一个小学生似的。

胡汉民比蒋介石大八岁，个子不高，长着一副清癯冷峻的面孔，不戴眼镜还好，一戴上眼镜就像一个刻板的私塾先生，给人留下的印象就是“打板子”。但是，今天看见蒋介石居然是这样一个态度，也就笑容可掬，原来他也可以有和颜悦色的表情。

二人经过几次密谈后，最终达成了“共同执政”的口头协议。

看来蒋介石准备派刘兴去收买目前还在白崇禧手下的那三个唐生智的军长，已是多余的事了。

现在一看胡汉民这架势，恨不得和他穿一条裤子，又哪来的“兵变”可能，所以他暗中叮嘱宋子文，刘兴找他要钱的时候，暂时不忙着给，待以后再说。

（5）

这样，在一个月后，也就是十月三日，国民党中央在上海终于通过了《训政纲领》和《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

几天后，也就是十月八日，国民党中央又公布出了一份国民政府委员名单，其上面有蒋中正、谭延闿、胡汉民、蔡元培、戴季陶、王宠惠、冯玉祥、孙科、陈果夫、何应钦、李宗仁、李济深、杨树庄、阎锡山、林森、张继、张学良等十七人。

这里，有一个我们还不熟悉的人，他就是杨树庄。原来他是北洋政府里的海军副总司令，曾经统辖着东南沿海各舰队。在一九二七年三月十四日这天，当北伐军攻进上海后，他宣布脱离北洋政府易帜南方国民政府，但是没多久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政变建立了南京国民政府，他也就成了蒋介石的海军总司令，所以目前的政府委员也有他一个名额。

这里，还有一位是我们很熟悉的，他就是张学良。几个月前，他还是国民党第二次“北伐”的对象，可如今却写进了南京国民政府委员的名单，这让人感到太意外了。

原来张学良自从在六月十八日接任东北奉系军阀的主帅后，他就马上去控制了军队的指挥权，但是由于他年轻气傲，却没被张作霖曾经的得力干将杨宇霆放在眼里，而是处处给他“挖坑”。同时，他马上就受到了两方面的军事压力，一方是国民党的北伐军还在继续向北推进，而另一方则是日本人驻守在奉天的关东军，也在虎视眈眈地瞅着他。

这内忧外患的压力，使张学良不得不做出对未来前途的明智选择。

反正是要想成为他父亲拨弄的那个局面已永远不可能，或者说要“独统天下”其机遇已过去，现在这样下去可能连东北这个立足的地方都不复存在。

怎么办呢？他只能去依附一方，再抗击另一方，才能求得自保。

那么，依附于哪一方？日本人，还是南方的蒋介石？他惦念来惦念去，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只能依附于蒋介石。

哪怕蒋曾经是讨伐他的敌人，但为了民族大义，他只能这样。

如果不这样，情况就会很糟糕 。首先是日本人的威逼。日本为实现它霸占满蒙的野心，开始是要挟他父亲张作霖，但张作霖不听，就在皇姑屯把他炸死了。

如果张学良也不听呢？可能还是这个下场。

当然，投靠日本人可能就没有这种风险了，但另外的事情又钻出来了。

“杀父之仇”不仅没报，反而还“认贼作父”，这不是颠倒乾坤了吗？在日本人的保护下让东北“独立”，这不是把东北从中国的版图上宰割出去，而成了秦桧一般的千古罪人了吗？

所以，“两害相权取其轻”，他张学良只能向讨伐他的国民党南京政府投诚，可能才是唯一的出路。

当然，为了这事，他也少不了要与国民党那边讨价还价地谈判，而那边也有明白人看出了他的难处，所以最先就给他送来了橄榄枝。

在北京被攻下后的第三天，也就是六月十八日，首先占领北京的阎锡山，就以北平卫戍司令的身份，派出于珍、邢士廉等说客马上到奉天去，以吊唁张作霖为名，对张学良表示慰问，而实际却是去规劝张学良，服从国民政府之领导。

所以经过周密思考，张学良终于拿定了主意，趁蒋介石来北平祭奠孙中山之际，就把那个邢士廉又派回来作为他的信使，回北平与蒋介石亲自协商，并提出了一系列的交换条件。

可此时，日本人也在加紧活动。驻奉天日本总领事林久治郎奉田中义一之命，警告张学良勿与国民党勾连，否则所造成的不良后果，应该由他自己承担。

这一下，可把张学良给吓住了。于是，就沉默了两个月。直到九月下旬，南京国民政府派出外交部长王正廷去找美国人与日本人交涉，声言东北是中华民国不可分割的整体，这样张学良才敢向国民党表示一个明确的态度，所以也就有了他被列入国府委员名单的资格。

（6）

在南京国民政府中，随着政府委员名单的公布，各院、部的人选名单也陆续出来了，他们是：

行政院长谭延闿，副院长冯玉祥；

立法院长胡汉民，副院长林森；

司法院长王宠惠，副院长张继；

考试院长戴季陶，副院长孙科；

监察院长蔡元培，副院长陈果夫。

行政院下面的各部部长为：

内务部长  阎锡山

外交部长  王正廷

军政部长  冯玉祥

财政部长  宋子文

交通部长  王伯群

铁道部长  孙科

工商部长  孔祥熙

农矿部长  易培基

教育部长  蒋梦麟

卫生部长  薛笃弼

以上政府机构的框架，就是胡汉民根据“五权宪法”再结合西方国家的政权模式搞出来的一个模板，至于人选，那就是蒋介石、谭延闿之流去物色了。

这里有一个异象，就是把冯玉祥、阎锡山这两个军头大佬都吸收进了政府，就是没看见有李宗仁的名字。

胡汉民这个政府框架，其“五院”要受国民政府主席节制，而国民政府主席一职，应该是谁呢？当然是他蒋中正莫属啰！

其实，蒋中正这个名字，才是蒋介石的大名，而我们叫他“介石”，那是因为他在一九一二年日本留学时在《军声》杂志上发表过一篇文章，就用的这个名字。

这应该是一个笔名。不过，这个名字很好，它基本上把蒋介石一生所做的事都概括了。从效果来看，他确实像一块“界石”。在他之前，国民党已经走向“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轨道，其党的性质也就是一个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政党，可是在他之后，却把国民党推向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怀抱，成了国民党右翼势力最忠实的代言人。

以上的名单我们没有看见李宗仁，但并不是蒋介石冷落了他，而是另有安排。现在他大权在握，下面的每一个人就是他的一个棋子，该用在什么地方，他心中有数。

原来，包括李宗仁在内还有两个人没有进政府，他们是何应钦和李济深。所以，他又以军事委员会的名义补充了一个任命：

参谋部参谋总长  李济深

训练部总监部总监  何应钦

军事参议院院长  李宗仁

现在，一切都安排妥当了。

这样，就正式对外公布，并决定在辛亥革命纪念日这天，也就是十月十日，举行政府主席和各院院长、各部部长的宣誓就职仪式。

十月十日早上八点，蒋介石换下了军装，穿上了具有中国传统风格的那种长袍马褂，胸前别着一朵红色的塑料花，然后带着五院院长、各部部长，到南京中央党部宣誓就职。

下午，他又穿上军装，到飞机场去阅兵。

（7）

经胡汉民这么一拨弄，蒋介石被顺畅地推到了国民党的最高领袖位置。接下来，他就要实施下一步的计划了。那就是根据《军事整理案》，编遣全国的军队。为此，他准备召开一次全国性的“编遣”会议，于是就任命训练部总监何应钦为筹备这个会议的主任。

经何应钦的安排，本准备在十月十日蒋介石宣誓就职之后，马上就召开这个“编遣”会议的，但出奇的是，只有冯玉祥一个人来参加，这就把事情搞“黄”了。

此时，阎锡山在山西躲着不出来，李宗仁在武汉也不挪窝，而他的两位得力干将白崇禧和黄绍竑呢？一个在天津以东到山海关一线剿匪，另一个却在桂林看家护院。还有他们的铁杆同盟李济深，也是回到广州不来南京。

“编遣”会议居然出现了这种局面，使蒋介石心里十分窝火，他不得不召开就职以来的第一次国民政府委员会议，就“编遣”这个问题召开讨论。在会上，他要财政部长宋子文向大家公布一个数据，即最近几个月的军费开支情况。

宋子文说，财政收入每月只有五百万元，而军费开支就得九百万元。这个短缺的四百万元，只有向外国银行借款。这样下去，就会贷下永远也还不清的外债。

由此，大家纷纷表示，不裁军，或者说不“编遣”军队，那是肯定不行的。

之后，高参杨永泰还向蒋介石献策，通过全国的舆论工具，去轰击那些拿枪的军爷们，使他们在精神上受到压力，看他们来不来开会？！

蒋介石听后，马上找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陈立夫，要他专门负责这个“编遣”军队的宣传工作，把它当作一种进攻的武器。

就这样，在全国的各大报纸，如《中央日报》、《民国日报》、《民立报》、《申报》、《大公报》等，马上就掀起了一股评论“编遣”军队的热潮。

有的说，中国贫穷落后的根源，就是军阀割据势力太多，如今已进入和平安定的“训政”时期，根本就用不着这些势力了，应该彻底废除。

有的说，北洋军阀已经完蛋，如果各地方再保留军队，就是搞“封建割据”，或者说，是想打仗而不顾老百姓的死活。这不是又一个北洋军阀吗？

他们认为这些人是重新掀起战争的狂人，是属于全国民众“共诛”之对象。

还有的说，从历朝历代的现象来看，大规模战争一结束，军队就该“削减”，多余的人就该解甲归田，这是大势所趋，势之必然。所以有人如果还想保留军队，那就是存有“不良”思想。

难道他们不懂得“鸟尽弓藏”的道理？难道他们想“造反”不成？

也有人在大谈国民党内的团结问题，从反面论证如果不团结，就消灭不了北洋军阀，也推翻不了北京政府，所以眼下的军队“编遣”，也需要团结。化干戈为玉帛，才是有志之士的明智之举！

各种舆论像雪片似的在各大军阀的头顶上飞舞，然后又发酵，最后就造成了体积膨胀，把一些事情说得有板有眼，这让各路军头老爷终于坐不住了，怎么办呢？只好乖乖地到南京来，参加蒋介石为他们筹备的“编遣”会议。

（8）

当然，在这个参会人数还没有全部到齐之前，正好是蒋介石进行个别谈话的时候，于是他就搞起了火力试探。或者说，蒋介石要先采取一个“摸底”的办法，看看已到的“诸侯”心里究竟是怎么想的，然后再采取相应的策略来对付他们。

冯玉祥是第一个来参会的人，他不是被蒋介石任命为军政部长了吗？所以冯玉祥一来，就被蒋介石请到汤山去洗温泉。

在洗温泉的过程中，蒋介石就顺便“请教”了他这位盟兄有关军队“编遣”的问题。

作为军政部长，冯玉祥也应该考虑这些事，所以在他的心里，早就有了一个“裁留”军队的标准方案。当蒋介石问到他时，他就给这位盟弟说出了“三有三无加齐全”这几个字的“裁军”标准。

蒋介石问：“是哪三有，又是哪三无？”

冯玉祥说：“有训练的，编；无训练的，遣。有革命性的，编；无革命性的，遣。有战功的，编，无战功的，遣。”

冯玉祥有一段时间没来南京，就是在河南训练他的部队，并且还在九月十七日这天举行了纪念他在五原誓师的大会，以激励将士们的斗志，或者说，叫革命性。所以现在蒋介石问他，他就把这一因素也加了进去。

蒋介石一听，已明白了他的心思，那就是不会轻易地交出军队，但他还没问完，于是又问道：“怎么个齐全呢？”

“枪械齐全的，编；不齐全的，遣！”冯玉祥说。

“看来仁兄真是用了一番心思呢，”蒋介石不阴不阳地说，“这样很好，你看目前各集团军应保留多少军队？”

冯玉祥以为蒋介石在称赞他的方案，于是就说道：“在我看来，第一、二集团军各编十二个师，三、四集团军各编八个师，其他军队加起来，也编八个师，这样也就够了。”

他说的其他军队，是指那些杂牌军，特别是从北洋军那里投诚过来的，可能也包括张学良即将投诚过来的奉军。

蒋介石听后点了点头，答应在开会的时候提出这一方案，让大家来讨论。

这之后，蒋介石在心里却在做一道小学的数学题，冯玉祥的军队和他都是十二个师，以后在关键的时候，他还能驾驭得住吗？不行，得另外想办法让冯玉祥这个方案搞不成。

这时，那位高参杨永泰又出面了，他给蒋介石出主意：“把阎锡山那只老狐狸抓住想办法，用他来撬掉冯玉祥的这个如意算盘。”

（9）

当阎锡山从太原匆匆赶往南京时，也是十一月了，他马上就得到了蒋介石的热情接待，还以私人身份邀请他吃饭，然后两人就进行密谈。

蒋介石首先说：“我与冯汉章是换过金兰的弟兄，拜他为兄，而百川兄又是与冯汉章换过帖子的结义兄弟。所以，你是他的兄，也就是我的兄！”

这“兄去兄来”的一番话，让阎锡山感到很熨帖，再加上蒋介石那桌丰盛的酒席和宋美龄那娇滴滴的声音和妩媚的笑容，倒把阎锡山搞得全身酥麻，仿佛一下就掉进了九天云里。

待酒足饭饱后，蒋介石拿出了冯玉祥的方案来让阎锡山思考，说：“冯汉章提出了一个方案来，今天无论如何也要请老兄您也提出一个方案，我们好在编遣会议上讨论，看适合于哪一种！”

此时，阎锡山才知道他已中计，这是蒋介石特意安排的“杯酒释兵权”。但是，一看到冯玉祥的那个方案，阎锡山的心里就打起鼓来。他想，这冯大个子也太露了，把他和小蒋的兵力搞得一般多，这小蒋能同意吗？所以现在才想借助于他的力量去推翻这个方案。

这桌酒席看来不是白吃的，那“兄去兄来”的话也不是白听的。这是蒋介石在向他要报酬，也是在与他博弈。如果他顺从了蒋介石去推翻冯玉祥的方案，可能得到的就是好处；如果他不这样，就会被蒋介石认为这是他与冯玉祥串联好的，那问题就大了。这个结果，不仅捞不到好处，还得赔进去很多。

所以经过思考后，阎锡山也拿出了一个方案来，这个方案是：第一、二集团军各编十个师，第三、四集团军各编八个师，那个其他的杂牌军，可以编为六到八个师。另外，再增加一个中央区，也可以编六到八个师。

天啦，蒋介石一看这个方案，简直要兴奋地叫起来。这阎锡山就是一个精灵，他蒋某人怎么想的，好像他阎老西都知道，真是他肚子里的蛔虫。照着这个方案，他就可以控制十六到十八个师，那是任何力量都没法抗拒了。

当一切准备工作都做得差不多的时候，蒋介石又开始召开国府委员会议，并于十二月十九日通过了一个《全国编遣会议条例》，具体如何编，那就要专门召开编遣会议了。

十二月二十六日，全国编遣会议预备会在南京召开，蒋介石先是把冯玉祥的方案拿出来讨论，结果矛盾很大，都说凭什么冯玉祥的编制会那么多，或者有人也攻击第一集团军的人数。

然后，蒋介石又把阎锡山的方案拿出来讨论，结果大家看到又多了一个中央区，也就不好说什么，而且人数又做了相应的调整，也就没多少争论了。

这一下，蒋介石心里更有数了。于是，他宣布散会，正式的“编遣”会议将在一月一日元旦那天召开。

可是过了三天，也就是十二月二十九日，撤退到东北的北洋奉系军阀张学良部却通电全国，脱离北京政府易帜南京国民政府。

这个消息，虽然大都出自人们的意料，可一旦成为现实，还是令人兴奋的。兵法上说“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化干戈为玉帛，毕竟是一件好事情吧，因为它意味着成本付出很小而收效却很大。

为了纪念这一天，张学良已把奉天改称“沈阳”。言外之意，这是他的一次艰难的选择，也是一次很有价值的选择，这是走的“维护祖国统一”的阳光大道！

当然，沈阳这个地名，早在元朝时代已就有了，而张学良只是把它恢复到原样而已。这说明他是有“回归”之心的 ！

（10）

到了一月一日，蒋介石原计划除了阅兵，还要安排一项重要的内容，那就是召开“编遣”会议。

可是由于张学良的“易帜”，马上又把蒋介石搞得手忙脚乱。上午阅兵之后，下午又要召开国府会议。毕竟，东北的张学良已通电易帜，接下来，东北的善后事宜以及和日本之间的关系，就该由国民政府出面了，作为主席的蒋介石，肯定得召集大家先计议一番。

再说，张学良已投诚过来，他还有几十万的军队呢，这个事又很麻烦，或者说，也需要“编遣”，所以还得磨蹭。这就意味着那个全国的“编遣”会议又得推迟。

当然，在这个推迟的时间里，蒋介石还得做一件事，那就是把支持冯玉祥那个方案的人全部争取过来，让他们支持阎锡山的方案。

一九二九年一月五日，国民党南京政府全国军队“编遣”会议终于开幕。

参加会议的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监察委员会的委员，各集团军总司令、总指挥，共六十多人。

在开幕式上，全体与会者先是站起来对着孙中山遗像做孝忠宣誓，然后才能坐下。那种半文不白的誓词，早已被记者出身的陈布雷写好了，只要大家照着念就行了，其内容大致如下：

敬以至诚，宣誓于总理灵前： XXX委员等遵奉总理遗教，实行裁兵救国。对于本党之一切决议，竭诚奉行，不敢存丝毫偏私、假借、欺饰、中辍之弊。如有违犯，愿受本党最严厉之惩罚，谨誓！

那个“XXX”的地方，是需要各自说出自己名字的。

蒋介石右手举起了拳头，左手拿着陈布雷给他写的这个稿子，先念一句，下面的人就跟着念一句。

宣誓完毕后，蒋介石发表讲话。

这个讲话稿也是陈布雷写的，先是讲了国民党人自孙中山创建兴中会以来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大致过程，再谈同盟会会员以发动武昌起义为起点建立中华民国的历史，最后才谈到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中华革命党人也就是今天的国民党人，为反对袁世凯称帝如何进行第二次革命，直到现在推翻了他的余孽的统治。

总之，在这三个阶段的一系列革命活动中，国民党中的革命志士是如何为了国家利益，民族大义在殚精竭虑，沥血呕心。从古至今，亘古没有。

接下来，蒋介石马上就说到了现实问题。他说：“可幸的是，现在张学良已主动投诚，加入到国民政府这边，这就预示着在中华大地上，国民党已取得空前之胜利，也取得空前之统一。所以现在政府已从‘军政’进入‘训政’，这就说明军人已完成了历史使命，唯有‘编遣’始能自救，唯有‘编遣’才能救国，否则就是白吃皇粮，养痈为患，无所事事，自相糟践，此实为愚昧刁顽之举措，国穷民贫之祸端……”

但是，会议进行了三个多小时后，军政部部长、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冯玉祥却气冲冲地走出了会场。这是什么原因呢？原来蒋介石拿出了他和阎锡山的方案后让大家选择，结果绝大多数都支持阎锡山的方案。

这一下，可把这个冯大个子给气晕了。

他差点儿没掀翻凳子，而是“呼”的一下站起来，气哼哼地拂袖而去。

他知道，又上蒋介石的当了。原来那汤山的温泉也不是白泡的，那是要付出昂贵的服务费。

冯玉祥从会场走后，就再也没有回来。

蒋介石曾派人去请，他推说病了，不能下床。

在开会期间，桂系李宗仁那边也在蠢蠢欲动。为保住军队，其得力干将白崇禧在天津致电蒋介石，提出军队可以保留下来，不打仗了，可以垦荒。他说：“际此建设之初期，唯以实边为上策”，还以曹操的“屯田制”来证明他理由的充分，最后是“拟请于国防计划确定后，以全国多数之兵移屯于东北西南各边地，巩固国防，并同时开发宝藏”。

白崇禧这一主张其实很有参考价值，但蒋介石却在心里发笑。为什么呢？因为他想起了杨永泰的那句话，要对付这帮军阀，冯玉祥靠金钱，阎锡山靠地盘，张学良靠外交，而李宗仁、白崇禧，只有靠枪弹。

也就是说，蒋介石就是要通过对全国军队的“编遣”来削弱各派的军队力量，而桂系却是重点被削弱之对象，如果不听，就拿“枪弹”来说话。所以，你白崇禧还在那里讲保留军队去“垦荒”，这不是正好撞在枪口上了吗？

（11）

一月八日，编遣会议召开第二次会议。

蒋介石又讲了许多话，在场的人大都听厌烦了，居然打起了瞌睡，但只有一人却听得很入神，而且还是一副毕恭毕敬的样子。

他是谁呢？他就是阎锡山。

其实，这是他在蒋介石面前装的。而此时，他的思路也跑得很远很远了。别人在为自己的军队“被裁”而发愁，他却在为这次“编遣”可能会大赚一笔而精神矍铄。他很庆幸他所提出的方案居然能顺利通过，那完全是他摸到了蒋介石那根墨线，然后顺着它提了起来的缘故。古人云“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这可是颠扑不灭的真理。

这个第二次会议，冯玉祥依然在称病，并未出席。一旦裁军，就算给他保留十二个师，那也只有十二万人，而以前他可是三十四万人，所以会被裁掉二十二万人。这，想起来是非常痛苦的。

但更可恶的是，阎锡山却为蒋介石增加了一个中央区，这就在无形之中帮助蒋介石又多了六到八个师，这就等于是让他冯玉祥一下就少了六到八个师，这不令人愤愤不平吗？所以，他冯某人是不会去开什么鸟会了，他已被当着木偶耍了一回，难道说还有第二回？

阎锡山的心情一好，就想到外面去玩，用他的话说，就是出去透透气。所以，在开会期间，他带着随从居然坐火车到无锡去游览。

在无锡，他先是游了明朝东林党人留下的东林书院，又泛舟五里湖，来到了蠡园。突然间，他看见西面有一座山，很是奇特，便问向导：“那是一座什么山呀？”

“锡山。”向导答道，他怕阎锡山误听成了“西山”，又加了一句，“无锡的锡！”

阎锡山心中一怔，这“锡山”不就是自己的名字吗？于是，又问道：“既然叫锡山，那么你们这儿怎么会称为无锡呢？”

向导老老实实答道：“锡山原是有锡的，但方圆百里的人都跑来开采，结果是胡乱挖掘，还出现互相殴斗，这就死伤了不少人。直到后来把锡采光了，死人流血的事件也没有了。看来是‘有锡则乱，无锡则安’， 所以为了保一方平安，当时的官府就把这里叫做‘无锡’了！”

阎锡山听后觉得怪怪的，他叫“锡山”，这里也叫锡山，还方圆百里众人来开采，直到采完天下就太平了，难道他这个锡山也是如此？是不是也把他搞成无锡，天下就太平了呢？

可如今的情况是，他有锡，冯玉祥有锡，李宗仁有锡，还有那个张学良也有锡，如果不被蒋先生采光，天下可能就不太平。

于是，一种莫名的悲哀突然涌上了阎锡山的心头，使他很不痛快，所以再也没有言语了。真是“有兴而来，扫兴而返。”

（12）

编遣会议还没有结束，在一月二十六日那天，南京国民政府就开始宣布成立国防会议，特任命蒋中正、谭延闿、冯玉祥、阎锡山、李济深、李宗仁、何应钦、王正廷、宋子文为国防会议委员。

接下来，南京政府又任命冯玉祥、刘骥等十六人为国民政府陆海空三军抚恤委员会委员，冯玉祥为委员长，刘骥为副委员长。

鉴于上个月第二十九日张学良发表“易帜”通电，所以在一月三十日这天，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举行第一百七十三次会议，决议将北洋政府时代的“奉天省”改称“辽宁省”。

以上这些，都是在“编遣”会议期间国民党对冯玉祥、张学良两股军事力量所拿出的态度。让冯玉祥到京城来做官，给他一个抚恤委员会的委员长来当，级别很高但没有实权，这实际上就是“杯酒释兵权”。

至于张学良，还在让他办“入户”手续。可能以后也是同样的结果。

冯玉祥突然之间就失去了兵权，这让下面来开会的各路军阀们马上就感到一种悲凉，他们想到的不是冯玉祥，而是他们自己。

冯玉祥那么有影响的人在几天之内就被拿下，接下来就该轮到他们了。

这时，他们才后悔支持阎锡山的方案来。但他们没想到的是，不管支持哪个人的方案，都会走到这一步。除非大家抱成团，那这个蒋介石就把他们没办法。

但是，他们能抱成团吗？

阎锡山也觉得情况不妙来，冯玉祥的“下场”让他有一种兔死狐悲之感，这是因为他马上就意识到，下一步就该轮到他了。怎么办呢？三十六计，走为上计。

在二月四日这天，阎锡山以父亲病重为由，向南京国民政府呈请准假四个星期，然后溜了。

在返回太原的途中，他以为冯玉祥的受损完全是他提出的那个方案所致，所以他第一敏感就是有可能冯玉祥会在半道上截杀他，所以他不敢坐火车经过冯管辖的山东、河南地界，而是密令自己的行营主任梁巨川在上海包了一艘轮船的单间，然后化装成乡下财主模样，从南京乘火车到上海，再乘船从海上抵达天津，最后从天津乘火车经北平、石家庄回太原。

而他的其他随行人员，则在他走后的第二天，才乘坐蒋介石为他特意准备的专列返回太原。

二月九日，也就是除夕那天，阎锡山平安抵达太原。

阎锡山所做的临时改道，蒋介石不知道，冯玉祥也不知道。所以，阎锡山的这种做法，也正应了那句“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但用他的话来说，却是“小心驶得万年船，不会有错的”。

在阎锡山离开南京的第二天，冯玉祥也如法炮制，以豫、陕、甘灾重及第二集团军“编遣”之事非需他回去处理不可，也离开了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