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还在家挥着锄头种田,今天就拿起背包去外省跑推销了,这是改革开放后十多年内很多温州人曾经经历过的事情,对于他们来说,有些只读过两三年书,有些压根就没读过,连字都不会写,可就是这样,他们依然还敢跑到外省去推销皮鞋、推销纽扣、推销电器,去市场上找老板推销,去工厂里找经理推销,普通话都说不标准,但依然不会不好意思,依然跑完这家跑下家,收获当然也是颇丰的,运气好一天下来能怀揣好几笔订单,马不停蹄的坐上回温州的火车或汽车去工厂下单,为了抢时间自己带上货又奔回工厂交货收钱,字都不认识几个的人居然完成了一笔又一笔连接南北东西各个工厂之间的交易,现在想想简直不可思议呀。
上世纪80年代,市场开放之初的那十多年内,社会治安其实并不好,小偷是比较多的,抢劫的也有不少,恶性劫财杀人案屡有发生,刑事犯罪案件也开始逐年增多,而跑完推销、交付货物的温州人身上有时候怀揣几千元甚至上万元的货款(那个时候的几千相当于现在的几万,绝对算得上是一笔大额),因为银行网店很少,所以他们普遍将钱带在身上,这无疑大大增加了他们的危险,他们不敢太张扬、不敢走夜路,不敢留在当地住宿,很多人为了安全就直接坐在火车站的椅子上休息,又不敢睡着,火车一到便马不停蹄的坐上火车赶回温州,即便如此小心,依然会有不少的温州人的货款被偷,甚至被抢,人生地不熟的他们也只能认栽,庆幸生命还在。即便这般的危险,依然没能阻挡他们全国各地的跑推销,北上哈尔滨,南下广州,西进乌鲁木齐,那里都有他们的身影,可以说,那个时候在中国大地上跑推销的的商人大部分都是温州人,也许,此后到处经商的温州人也是从那个时候打下基础的。
1979-1985年,这段时间还是有投机倒把的罪名的,社会上也普遍有姓资姓社的争论,1981年,国务院两次发文“打击投机倒把”,温州很多从事家庭手工业的人,被判为“投机倒把罪”,并被逮捕入狱;1982年更是发生了震惊整个温州的“八大王事件”(1982年初,中央下发打击经济领域犯罪活动的紧急通知,以“投机倒把罪”抓了一批走在市场经济“风头浪尖”上的人。在个体私人经济发源地温州,五金大王胡金林、矿灯大王程步青、螺丝大王刘大源、合同大王李方平、旧货大王王迈仟、目录大王叶建华、线圈大王郑祥青以及电器大王郑元忠等几人被列为重要打击对象,最终被判刑入狱)。所有在外跑推销的温州人和在温州开作坊、办工厂的温州人,可以说人人头顶都悬有一把达摩利斯之剑,搞不好就会被判个投机倒的罪名,锒铛入狱,而且在外省跑推销的温州人,也是受尽了人们的白眼,可以说即危险又受辱。可即便有牢狱之灾和偏见歧视,也没能阻挡温州人商业扩张的步伐。
积累了第一桶金的温州人,很快便开始租店面、承包商场、买地建厂房,自己手里明明只有1万元,却敢做10万元的生意;别人只敢进最好卖的商品、卖多少进多少的时候,他们大把大把的吃进服装库存,每件加价几元进行薄利多销;当大家拼命挤进大城市打工时,他们却反其道行之,往县镇挺进,大胆的吃下一家家临街店面,进行精装修,大家都以为会没生意,结果生意却异常的火爆,中国不少县镇此后繁荣的零售业、批发业都开始于温州人的开拓和启动;当别人觉得小东西利润太低还麻烦时,他们却敢辞掉稳定的工作,在几平方米大的小作坊里加工这些小东西;即便是已经积累了上百万的温州有钱人,也不会因此就小富即安,他们就敢把全部身家砸进去代理世界名牌,金利来、花花公子、皮尔卡丹这些当时的世界名牌,现在的全国总代理都掌握在温州人手里;
1998年房改后,当大家还沉浸在福利分房制度取消的悲哀中时,胆大的温州人就敢把辛苦赚来的钱投资买房,当时全国各地房价有高又低,沿海城市高,内陆城市低,一套房的价格普遍在5-20万之间,这在当时绝对是一笔巨款,关键是把钱投入这种不动产中如同定期一般(当时很少有人意识到房价以后会年年快速上涨),这种远见这种胆量让人佩服,这也给温州人后来在全国到处炒房打下了基础。2001年,全国煤炭价格飞涨,大家都在担心泡沫快破了的时候,温州人却敢投下巨额资金收购煤矿,几年时间下来,山西省60%的中小煤炭都落在了温州人的手里,此后一路上涨的煤炭价格也给胆大的温州人带来了巨额的利润。
中国加入WTO后,社会上普遍担心中国的企业会在和外商的竞争中失去市场,不少企业家也处于观望状态。而胆大的温州人再一次抓住了这千载难逢的机遇,从银行、从民间大把大把的贷款,买更多的地建更多的厂房,肆无忌惮的扩张着。即便如此,还是满足不了市场的需求;那些在生活环境略微有所改善中成长起来的温州人,刚刚小学毕业,初中毕业,昨天还在课堂,今天就在商城、批发部、工厂里上班了,他们的目的不是赚工资,而是积累经验,未来自己单干。今年在这里上班,明年可能就是竞争对手了,前辈们成功的经历,让他们变得更加胆大了,看准机会、时机成熟,便跑遍左邻右舍、亲朋好友家,这家一千那家一万的将做生意的本钱筹集到,旋即投资下去,很快的本钱便收了回来,他们便连本带利继续投资下去扩大规模,这批人普遍几年时间就百万、千万了。
当别人看到温州人的成功后也想跃跃欲试时,温州人却早已将生意做到了国外,他们的足迹遍布欧洲各国、南美诸国,连战乱纷飞的一些非洲国家和中东也有他们的身影(2016年共有69万温州人活跃在全球的87个国家和地区),当大家还在讨论战后的伊拉克新政府能否维护社会稳定时,温州人已经将店面、工厂开了起来,更胆大的是,一些温州人在战火刚刚洗礼一片废墟的土地上投资房产建设,将100美元买到的旧房子拆除重建,并以5000美元的价格出售,这种行为简直让人唏嘘,当然市场也回报了温州人不怕死的胆大,他们赚取了巨额的暴利。还有那些刚刚去欧洲国家的温州人,当地语言也不会说,却照样开门做起生意,用计算器比比划划的和外国人进行交流,最后也能成为百万富翁。其实,温州人的胆大也不是改革开放后的事情了,自古就有了,比如在明清海禁最严苛时,朝廷下令抓到偷偷出海的,一律斩首,但还是有部分胆大的温州人偷偷下海贸易,因为风险大利润极高,所以一旦成功,必然一本万利。
胆大这种性格让温州人在改革开放后,在加入WTO后,乘风破浪,一往无前,他们每个人就像带有经商使命的帝国勇士一样,去占领属于温州人的每一座城堡、每一块领土,回顾他们的奋斗史,充满着温州军团席卷天下的恢宏和气概。说完温州人胆大的商业扩张历史后,我们再来说说,温州人为什么会这么胆大?首先,人人都有赚钱的欲望,只是有没有被激发出来,温州人就属于被率先激发出来的那一种,俗话说“只要有利,人自有胆”,赚钱是一种本能,这个世界上最不缺的就是赚钱的欲望了,但人的惰性和成事的困难会抵消这种欲望,而温州此地其他的原因致使温州人不得不克服惰性和困难将这种欲望执行下去,执行后获得了高额的回报,便继续执行下去,形成了良性循环;然后,什么原因能帮助温州人克服惰性和困难呢?前面说过,那就是:过多的人口集中在有限的土地上,致使留在土地上耕种的农民生活水平下降,要想让人口数量适合有限的土地,就得有一部分人离开土地去寻找其他出路,而选择离开土地的那部分人,是胆大的人,是冒险的人,是不甘贫穷的人,有这种性格和想法的人都出去了。既然出去的人都有这种性格,那么在外经商的温州人当然也就普遍胆大了,因果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