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对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的理解说我的认识论、方法论
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最大的不同在于：程朱理学认为性即理，性=理，但心不等于理，不等于性；陆王心学认为，性即理，心即理，心=理=性。两者均认为性=理，
为什么会有这种不同，在于两者的世界观不同。程朱理学认为，心为“理在气中”的具体表现，在这具体的世界之外，还有一个抽象的世界——理或者说性的世界。这是一种二元论的唯物论世界观。
而陆王心学则认为，只有一个现实的世界——心的世界，是一种一元论的唯心论世界观。
对于这两种世界观，我的理解是：或许确实存在客观的抽象的世界，但对于我们人来说，却只有一个现实的世界——即你所感觉到的世界，我们所不可能直接认识清楚那个客观的个世界本质，只能通过我们的心，去推断那个客观的世界。这就好比量子力学理论，电子本质是什么，我们不可能完全清楚，只能通过我们的观察得知；但我们观察的方式，却必定会干扰到电子，以至我们无法探知出电子的本质。无论我们以什么方式观察电子，所看到现象，只是“电子与我们观察方式相结合”后的一个现实世界，就好比，带正电的质子与带负电的电子，他们本身是什么样，我们无法得知，但我们可以因为他们相互吸引，可以推断出他们的性质，而我们看到的结果，只是一个稳定的原子世界。
我们只能看到一个稳定的现实世界——如果我们去观察电子，那么不稳定的电子必定会与我们的“心”中不稳定的某种东西相结合，然后以一种稳定的现象呈现在我们面前。一个纯粹客观的、独立于观察外的世界，没有任何意义，对于人来说是如此，对于任何一个在认识着的主体来说，也是如此。
这个认识着其他事物的主体，可以是人，可以是物，是相对于一个物体外的其他任何一个物体。从这个方面来说，叔本华关于主客体定义和区分，是正非常精辟的。只有相对的主体客体，没有绝对的主体客体。“任何一个单独的生物体都和客体一起，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作为表象的世界。如果一个生物体消失了，那么这一作为表象的世界也随之消失了。主客体是不可分割的，甚至思想也是如此，任何一面都是另一面存在的原因的意义，共存共亡。两者之间又互为界限，客体开始的地方便是主体停止的地方。”——任何一个主动去认识其他的事物的事物，就是主体，这个其他的事物，便是客体。对于主体来说，主体与客体统一，构成的这个表象的世界，也就是他所看到、认识到的世界。
有一个独立于主体之外的客观世界，但这个客观世界，对于主体来说，没有任何意义；没有独立于主体之外的另一个现实世界，只有一个主体客体合一的现实世界。从这点来说，陆王心学是对的。
我想，随着量子力学的发展，最终应该也会认识到这点——超弦也好、夸克也好、胶子玻色子也好，如果不是与主体合一、观察到的结果，就只能是推断的结果——就好比我们认识到电子带负电，那么就可以推断质子带负电，而不是它的本质。
世界的本质如何？正如佛家所说那样，“无实无虚”、“如如不动”、“无所从来，也无所从去”。
既然说陆王心学是对的，那么是否意味着程朱理学错了呢？也不是，他们也没错！他们认为在现实世界之外，还存在着一个客观的抽象世界，也确实存在，而且他们认为，那个客观的抽象的世界，有意义；但实际上，脱离了人这个主体，那个客观的抽象的世界，没有任何意义！
所以，总而言之，他们的区别，在于认识论不同。陆九渊说：“今之学者读书，只是解字，更不求血脉，且如情、性、心、才，都是一般物事，言偶不同耳”，这是说到了点子上。
认识论不同，最终也就导致了方法论不同。这个他们的第二个区别。
怎么去认识这个世界？程朱理学既然认为存在一个抽象的客观的理的世界，那就有必要先认识这个理，对这个抽象的客观世界的理全部弄清了，那么“则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所以程朱理学认为，所谓“格物，就是格尽天下事物之理。但天下之理，如何格得尽？就算格得尽，最终格得的恐怕也只是与自己心统一在一起的现实世界的理！
那对于两种方法论，哪一个好呢？只能说各有利弊。
程朱理学的弊端，一是于心外去求理，那就不可避免的会忽视自身内在的心的作用，没一个主宰，让人“茫茫荡荡”的去求，就会如船行大海，而船上没有定舵，难免会随波而流也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朱子不能理解为什么《大学》把“诚意”放在前面，而认为《大学》有脱漏和后人排序之误；二是《中庸》说“故君子遵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道问学是为了遵德性，而以程朱理学的方法，在求理——“道问学”的过程中，走着走着，往往就容易忘了“遵德性”这个初心。三是“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天下之理无有穷尽，以人有限的一生，如何求得尽无限的理？后人在实践这种方法时，程朱理学这三个弊端也确实表现得非常明显。
程朱理学利的方面是，教人在事事物物上求理，下手的功夫扎实，不但理有求得，而且在求理的过程中，做事的方法也掌握了。
陆王心学，因其主张心上求理，就难免产生以下弊端。一是良知只能自己体认，外人体会不得，那么谁去评判？所以后来他的弟子会认为“满大街都圣人”，最后产生“自己也是圣人”的错误认识而不自知。二是良知其实只是一个是非对错的判断，能让人清楚，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但具体怎么做，却没有告诉人，最后难免让人只知道大道理，却具体怎么将这些道理落实到实践中，却茫然不知。这点与禅宗很相似，重“悟”，不重“修”。但实际上“悟道”容易，行道难，在行道的过程中，知道应该采取什么具体的方法更难。
陆王心学的利的方面。既然认为只有一个现实的世界，那么下手方法就简便得多了，在自己心上求理就是了。心之理，即是天下万物之理。理虽有无穷无尽，但没有什么可怕的，“如人走路一般，走得一段方认得一段，走到歧路时，有疑便问，问了又走，方渐能到得欲到之处”。一路走，一路认——致良知，慢慢的，理就明了。所以，陆王心学认为所谓的“格物”就是正事，行事错了，良知自知，按良知的要求，改正就好。所以阳明心学除了“知行合一”、“心即理”、“致良知”这三个核心理念外，其实还有一个重要的理念-“事上磨“。
前两年，我读《传习录》而有所悟后，于是努力按阳明心学理念，事事处处“致良知”，比如，良知之心让我知道，不能随地吐痰、乱垃圾、要对人进行力所能及的帮助、不能懒床等等，也就那么做；良知告诉我不对的就不去做的同时，看到别人不对的，也会去劝阻，有种见义勇为的思想与行动等等，也尽力做到“慎独”。
心学实践给我的体会是：一、做为社会的人，致良知，很难。一难在慎独，也就是自律，需要有非常的毅力与恒心，人除自律外，也经常需要外在环境的的激励与唤醒。有一个视频使我对这方面的体会更深：草原上，一匹马深陷在泥淖中，无论人怎么去拉，也拉不出来，聪明的牧羊人于是找来一群马，在它身边奔腾，最后激起它内心的力量，最终自己从泥淖中出来。这个视频让人意识到：人的内在动力是基础，但这个内在的动力、内在的潜能能否发挥作用、能否激发出来，往往需要借助外力来激励和唤醒。内在外在两个因素共同作用，人才能最大程度发挥出他的潜力，人要自律，也要他律！二更难在对外上，明知有些人、有些事不对，你却不得不违背自己的良知，去做、去附和，除非你想成为“异端”，被人“孤立”，甚至是不想要自己的“饭碗”而去自力更生。二、仅知道理，不难，毕竟心即是理。难在实践过程中的方法，虽然阳明先生在解答徐爱“至善只求诸心，恐于天下之理，有不能尽”的疑惑和郑朝朔“且如事亲，如何而为温清之节，如何而为奉养之宜，须求个是当，方为至善。。所以有学问思辩之功”时，讲得很有道理——“此心若无人欲，纯是天理，是个诚于孝亲的心，冬时自然思量父母的寒，便自要去求个温的道理。。。”、“若只是温清之节，奉养之宜，可一日二日讲之而尽。用得甚学问思辩？”。但实践中，这学问思辩之功——具体操作方法，却也是要下一番功夫的，比如，，我现在能知道所有的教学理念以及为什么会有这些教学理念，但怎么将这些教育教学理念付诸实践，却还是要花很大的功夫去学习教学方式方法。
现在想来，无论程朱理学，还是陆王心学，随着他们研究的深入，结果最后他们却走到了一个各自都不想看到的极端。实际上，理学要借助心学的理念，心学也要借助理学的方法！理学重视战术，却忽略了战略；心学重视了战略，却忽视了战术！
对于“致知”的解读，应该是致良知；但对于“格物”，却是理学、心学两者解读的综合。即格物，既包括事上求理，也包括正事。孔子说“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这句话中，“学”包括学道理、知识，也包括从事上学，看到别人对的，去效法，看到别人错的，自己反省，是否自己这种错误。朱子解说“学者，效也，后觉效先学之所为也”，这种解说没错，但在他后来的意识中，却仅仅把学当成前一种即“学道理、知识”。
所以，我认为，在方法上，程朱理学、陆王心学的方法，合而为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