秩序这个词，出现在社会观念中，往往代表不平等。按今天的想法，如若平等，怎会用秩序来强调？西方人其实不强调秩序，他们强调的是法理。因为从逻辑上讲，有了法理，秩序这一概念上的必要性就完结了。

但是对东方人来说，秩序却非常重要。人类的文化发展史，都是受地理，气候，生活条件影响的。东方这块土地，非常特殊，东边南边是大海，北边是荒原，西边是高原大山，西北边有一小块地方能出去。中原大地有大片土地，迁徙交通相对便利，长江和黄河滋养着农耕，彼此间又由江淮水系相勾连。地理对一个民族的影响，从人文特性和社会属性上，可以讲很多，但这里简单说，因为这种地理结构：四周出不去，中间一大片土地，导致东方人必然强调秩序，要不然，在这个巨大的中心地带（古人认为的天下），必然会乱了套。

如果说某种群体文化也是有意志的，那么，这无疑是东方文化意志的选择。今天我们容易把秩序看成某种压抑的僵化结构，是因为我们交错了历史时空的视角，这方面，本无所谓哪种选择更好。但有趣的是，我们常常误解了东方人，认为我们的文化基因里缺少平等思想。其实是不确切的。

不论是从历史事实上（具体的东西方参照史），还是从思想进程上，东方人并不缺少平等思想。甚至东方人对平等的追求也非常旺盛。在这方面，如果我们不以崇东或崇西的倾向，力求客观看待，东方文明长期处于一种极度推崇秩序，又极度崇尚平等的微妙平衡中。如果用道家哲学来看，这却正像是反者道之动的表现。

关于秩序，周礼和儒家已经说得够多。这里可以从几个视点来看，首先看教育。不管是东方西方，教育最能反映秩序和平等的关系。周朝设立的学校，和祭祀场所是合为一体的，叫做辟雍，这类似于皇家官学，也是典礼的场所。但周朝还并没有后来的太学这个观念，所以祭祀的作用应该居于主要。既然是祭祀，那当然在郊外，《礼记·王制》云：“大学在郊，天子曰辟雍”，可见，虽然用了大学一词，但重心不在学校——谁会天天跑郊区去上学呢。对周朝人来说，出城去郊区，可是极为不方便的事情。在蒙文通先生的《孔子和今文学》里，根据对周朝官制的考证，周代的学校分等级，大家接受教育的机会是明显有等级差异的。我们知道周朝人很有趣，生活在城里的人叫国人，生活在城外的叫野人。当然近一点的可以叫郊人，远的就称野人。国人和野人，虽然不能说有明显上的等级差异，但是享受的权利待遇可是差远了。国人一词，一般是形容城市里的普通民众，但是在城里真正吃香的是贵族。这类似于古希腊城邦贵族政治时代的格局，贵族掌权，城邦平民享受一些权利，但处于底下阶层。虽然国人脾气也不好，发动“国人暴动”那样的事件赶走了周厉王，但是周公和召公共和执政之后，国人便消气散去了。可以说，这带有明显的贵族政治特征。至于野人呢，离城市越远就越倒霉。这里有距离的划分：京城之外百里范围之内，叫做六乡，每乡有乡大夫；二百里范围内，分为六遂，每遂有遂师管理政务。在六乡的范围里，教育还是比较普遍的，大家都有机会上学和做官，但是，乡里的优秀者，并不能进国学深造，不能和贵族子弟比肩，也就是说，在做官上，也是两个不同的系统。但对于更远的六遂，就更悲惨了，《周官》是记载周朝官制体系和学制体系的书，在里面没有任何关于六遂的记载，可见，六遂人根本没有受教育的机会。而在六遂系统的官职中，也找不到关于执掌教化的条文——这似乎是说，国家根本像是放弃了这部分人。至于六遂下面的地方，更就更谈不上教育了。这实际上算是种族歧视，根据蒙文通先生的观点，六遂的居民，属于被征服部族的居民区——这类似于给他们特别划出的保留区。在当时的情况下，可以被看成是不同族别的人群。

但是，既然有这种不平等，为什么我们说文化又强调平等呢。事实上，正是因为周朝的礼坏乐崩，诸子百家并起，提出了各种思想。在这些思想里，带出了大量强调平等的思维，这是时代的需要，也可看成是一种解构活动。

如果从最著名的四大家说起，儒墨道法四家中，有三家在平等一说上特别突出。而唯一并没有特别突出平等的一家，却因为众采别家要义，成为承载平等思想的主脉。前三家是墨道法，后一家是儒家。

墨家自不必说，兼爱非攻，已经明确了天下最大的平等观，推及到政治上，认为执政应该被选举，道家呢，道家至少从表面上，不说世间之事。若以“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的视角，任何事物自行演化，都是道的体现，无所谓平等与不平等。道家虽然有这种形而上的原意——但作用于世间之事，多少还是带出了平等观的效用，而到了庄子那里，以《齐物论》的齐物和齐论的思想，更是一个“齐”字说明问题。而法家呢，思想很独特，提出了“摈贵族”的说法，在法面前一律平等。当然这个平等有条件，要服从于执政君王的绝对权力。但不论如何，把贵族特权摒弃掉，倒是很惊世骇俗的一大步。

然而儒家却似乎没有明确地提出平等一说。因为孔子这里，儒家还是着重于恢复周礼的秩序。也就是说相比之下孔子并不激进，如果读《论语》，知道孔子其实很温和。但是在那个学术和思想盛会的时代，作为经世致用的诉求，某一派学术的发展，不可能是独立的，各学派自然要了解别派主张和思想，在此过程中，或是有意，或是无意，一定会受对方影响，当然也反过来影响对方。这导致各家虽然派系上有分，但却彼此采纳。

作为势力较大的儒家，采纳各家的情况也较多，便分出内部的不同流派。《韩非子》说儒分为八，墨分为三，蒙文通先生说，儒分为八是与九流百家相荡相激，左右采获，或取之道，或取之墨，或取之法。这一“相荡相激，左右采获”，非常精道地说明了问题。在《论经学遗稿三篇》中，提到这样一个观念：法家一般自称是殷商的效法者，儒家说“效法殷商为《春秋》家”，这个其实和法家暗合。而墨家认为自己是夏朝的后代，仿效的是夏朝的思想主张，而儒家说“效法夏为《礼》家”，便和墨家暗合。本来，儒家推崇的是周代的贵族政治，但是法家和墨家却是“两边闹腾”——法家要扩充君权，墨家要搞天子的选举，但是儒家因为处于“中庸”，便出现了某种“开源哲学”的效果——不断地取纳两家的义理，而在修身哲学上，又和独悬高处的道家相互融合，以至于发展到汉代，儒家的义理变得非常恢弘。

事实上，从《庄子》一书的结构上，便可看出端倪。《庄子·天下篇》历来被认为非常独特，因为它属于最早的文学思想评论（由此也可见《庄子》一书的宏博之处），这篇文章对历史研究价值极高，是因为文章把当时的学术思想和派别，竟然平行论述了一番。说学术有三大派：有旧法世传之史一派——就是说要传系旧的法礼；有《诗》《书》《礼》《乐》一派——专讲这几本书；有百家之学一派——大概是说博百家所长而建立的学术。《古学甄微》的《儒学五论题词》中提到，黄帝的学问，从伊尹到太公、管仲、都是一派下来的，到周朝，周公和太公，一个讲道德，一个讲仁义，一个讲兵权，一个叫礼乐，便有所对抗，太公是道家的法嗣，属于旧派，周公却是儒家的老祖，是新派。而从春秋时候开始，因为经历了很多大大小小的战争，旧的学说不能满足时代变化，自然会发生演进，孔子算是直接接上了周公，而道家的学术，却分裂了很多派别，只有老子守着部分要义，九流百家便一齐从这里出来，但都归于黄帝。这种说法，有一种非要去找共同根源的意思，很符合中国文化心态，但客观来说，在东方大地，思想是从一个核心原点传播衍生，确也是自然道理。

因此，在这种大融合下，最后强势发展下来的儒家，在“采纳”上必然更有优势，这就导致儒学从其他三派中吸纳了平等性思想。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儒学的演进，其平等性思想是越来越浓烈的。孔子相对只谈礼乐，后期对《周易》的着迷，更突出其关心的还是天地大德。因此在这个基础上，孔子对执政的看法是：择贤而立。因为“贤”才是通天地大德。如同周礼的要义，君王是脑袋，人民是四肢，谁离开谁都完蛋。但是到了孟子时代，可能是因为时代更加复杂，孟子掷地有声地提出了民本思想，则体现出的一种更激进平等诉求：人民有权推翻无道君主——这成为孟子历来并不受统治者待见的原因。而汉代的儒家的“今文学”派别，更是把儒家的平等观，以一种理想主义的角度进行发挥。

在下篇中，将讨论古人对平等思想的表达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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