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同，北宋诗人、画家，又称与可，治蜀太守文翁的后人，人称石室先生，自号笑笑先生。
文同一生最大的贡献便是“画竹”，他自创“湖州竹派”使中国历史上有了第一位以画竹为主的画家，对后来的郑板桥影响深远。然而，很少人知道，他还是苏东坡的表哥，也是当时“诗文书画”全能的文豪，东坡曾有评价：诗一，楚辞二，草书三，画四。可惜的是，文同身后百年，诗名却渐渐被画名所淹，以至今日，世人再说文同，却只道他的竹，很少谈及他的诗文。
再看文同一生，他出身寒微，中年入仕，他的诗歌创作与其官宦生涯密不可分，国家政治渗透到他生活和创作的方方面面。文同爱竹，一生清廉为政，高风亮节，却没有“咬定青山不放松”的青竹精神，在政治上，文同更多的是表现出中庸平和的态度，他的思想意识呈现出儒佛道互补的矛盾结构。他积极地入世，汲汲于建功立业；又消极地避世，淡泊功名利禄，仕与隐的矛盾表现得如此突出，或许，这与当时儒释道“三教”并隆的时代特点不无关联。
文翁之后，书香门第
前文提到，文同是文翁后人，那么文翁是何许人也？
汉景帝末年，文翁为蜀郡守，举贤能、修水利，政绩卓著，特别是在教育上尤为突出，对开化蜀地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文翁任蜀守时，大兴办学之风”。“武帝令天下郡国立学校者,自文翁为之始”。
虽然远祖身世显赫，但到了文同的祖辈和父辈，可能仅算得上下层地主阶级。1018年，文同出身于梓州农村，彼时家境已经寒微，他自己曾说“本是锄犁人，强为替组客。”
即使如此，后来的士大夫都极为推崇文同的出身。苏辙在《祭文与可学士文》中说“汉蜀太守，石室之孙。散居梓撞，耕稼隐沦。是生高人，文如西京。”文同的同年老友、资政殿学士范百禄在《文公墓志铭》说“其先文翁，庐江人，为蜀守，子孙因家焉。至立，徙巴之临江，学谁周，门人推为颜子。其后又徙梓州永泰之新兴乡，曾祖彦明，祖廷蕴，考昌翰，皆儒服不仕。”主安石在《送文与可学士悴邓州》的开篇即写道“文翁出治蜀,蜀士始文章”。
可见，文家虽然不是高门显宦，却是世代书香门第。“曾祖彦明，祖廷蕴，考昌翰，皆儒服不仕”就是很好的佐证。
这样的门第,这样的家庭,使得文同从小就受到良好的教育和熏陶，从小便表现出卓尔不群的特点：公幼志于学，不群，乡人异之。
文同十几岁时便博览群书：经史子集，无所不究，未冠能文。
才情初显，豪气冲天
1046年，28岁的文同在在梓州应举得乡试第一名，一时间，在当地名声大噪，写下一首《太无观题壁》：
三十穷男子，其势胆气存。
鸿毛在乡里，骥足本乾坤。
周孔为逢揖，柯雄自吐吞。
平生所怀抱，应共帝王论。
不到三十的文同，书生意气，满心豪气，读罢此诗，只觉得一股矫健豪迈的飒爽之气迎面而来，甚至有一种目空一切的浮躁。
但是，结合文同的家族，从他所受的家庭教育和影响这样的角度来理解和品评这首诗，又觉得他的傲气是可以被接受的。沿袭自祖上的那样一种报效君王、兼济苍生的世代儒家的进取精神，文同勤苦自勉，积极上进。从十三岁时的“谨奉教”到而今三十岁才崭露头角，锋芒初露。作者夺魁之后的那样一种光耀门媚的狂喜，我们应该能够理解。
而立入仕，中庸为政
1049年，年过三十的文同一举中进，位列第五，随后进入仕途。
文同一生绝大多数时间在州郡任地方官，曾先后担任过邓州军事判官、静难军节度判官、邓州通判、汉州通判,知普州、知陵州、知兴元府、知洋州。他怀着“上坚报国之心，下固立身之节”的政治态度“竭己思虑，求民隐微”、“均税赋，简摇役，扶循良，明冤狱”,在地方上推行仁政，所到之处皆有政绩。
当时在同个朝堂下共事各位士大夫对文同为官评价甚高，王安石称他是“循吏”，苏轼说他“守道而忘势，行义而忘利，修德而忘名。”苏辙说他“忠信笃实，廉而不判，柔而不屈。”司马光说他“襟韵游处之状高远潇洒，如晴云秋月，尘埃所不能到。”赵林说他“立言作诸蔑,励世亦自规。”范百禄总结文同一生的政治生涯说“公资廉方，居家不问资产，所至尤恤民事。民有不便，如己纳之阱中，必出之而后己。”
因为多处州县，加之出身贫寒，使他对于民间疾苦，有着深切的体会，期间更是创作了不少以农家生活为题材的诗作：
野老扶白头，耕垦事由垄。
岂无儿与孙，冻馁实我恐。
地产只数出，财用知几种。
食肉与衣帛，贤者何言冗。
——《野老》
这样一首平实的，谈不上什么艺术加工的诗，却足以心灵。一边是衣不蔽体食不裹腹，还被迫从事生产劳动一边是锦衣玉食养尊处优,还贪得无厌。文同同情农民的贫苦和悲惨命运的诗歌为数不多，但因为他出身下层社会，对农民的生活比较熟悉，对农业生产比较关怀，所以写出了这样力透纸背的好诗。
作为一个“锄犁”人，作为一个“释来去乡县川丝”的农家子弟，文同十分关心农民，关心农事。他的思想性和艺术性俱佳的上乘之作，往往出自于农村题材，一首《咎公溉》应是他不可多得的叙事诗：
晚泊咎公溉，船头余落晖。
携家上岸行，爱此风满衣。
村巷何萧条，回顾烟火稀。
问之曰去岁，此地遭凶饥。
斯民半逃亡，在者生计微。
请看林木下，墙屋皆空围。
好田无人耕，惟有荆棘肥。
至今深夜中，鬼火流清辉。
众稚闻此语，竞走来相依。
错莫惊且哭，牵挽求速归。
除了关心民间疾苦，他也关心时事政治，这与他入朝堂为官的经历息息相关，他几次在朝为官，先后任判尚书职方兼编校史馆书籍、秘阁校理、知太常礼院兼编修大宗正司条贯、判登闻鼓院等。在其位，谋其政，文同对于仕途，有着自己的底线和操守，但同时，在政治立场上，又显得有些中庸，大有明哲保身的意识，最具代表性的是《寄题杭州通判胡学士官居诗四首·方庵》一诗：
众人庵尽圆，君庵独云方。
君虽乐其中，无乃太异常。
劝君刘其角，使称著月床。
自然制度稳，名号亦可详。
东西南北不足辨，左右前后谁能防？
愿君见听便如此，鼠蝎四面人恐伤。
“胡学士”即苏轼，此诗表面上咏物，其实通篇都是在表明处世原则和政治态度，是在规劝苏轼，不要锋芒毕露，要警惕小人暗算。文同不仅自己把这作为立身处世的基本原则，还多次以此劝戒好友苏轼和苏辙。
又比如，文同在《依韵和子瞻游孤山二首》一诗中劝告苏轼说“平生美志自偿足，休问满眼生曹蒲。”又在《子瞻戏子由依韵奉和》一诗中告诫苏辙说“千钧一羽不须校，女子小人知重轻。”
因为抱定这样一种政治态度，文同的诗尽管与政治相关的不少，但往往是点到即止，殊少评议，讥刺则更是凤毛麟角。他的政治诗，往往只流露一种闲适的、无关痛痒的政治情怀。如“闻多新得策，事少早休衙。”“职事凡少休，余复不经眼。”等。
由此看来，文同在为仕上，既有报国之志，又有避祸之心，仕与隐的矛盾显得尤为突出。
自成画派，墨竹先锋
文同的故乡在四川，川蜀之地的竹子尤为特别，簇簇丛丛，叶阔竿长，不见结顶，遮天蔽日，生长之势用凶猛形容亦不为过。文同曾在故乡建“墨君堂”，并自比王子猷的居室。墨君就是墨竹，文同“嗜竹种复画”，以“墨君”名其室。
文同爱竹，他对于竹的喜爱和熟悉简直到了痴狂的程度，与其时代也喜竹的文士，或者那些擅长画墨竹的画家都难以与之匹敌。苏轼曾言“与可所至，诗在口，竹在手”，“朝与竹乎为游，莫与竹乎为朋，饮食乎竹间，偃息乎竹阴”，他与竹为友，日日俯仰林中之烟云，呼吸吐纳间，竹的操挺之姿、虚怀之德都潜化进他的心里。自然与人心相契，竹与文同“物我无间”。文同称竹为君，见竹即如见其人，种竹、咏竹、画竹、游于竹林之间，以竹命名自己的住处，取之为食，恨不得晚上抱着竹子睡觉。以竹为伴者多是仰慕其君子一般的性情，苏轼就说“与可之为人也，守道而忘势，行义而忘利，修德而忘名，与为不义，虽禄之千乘不顾也”。
此时，在文人的普遍意识中，竹与君子的关系比唐人“比德于竹”又更近了一步。
北宋院画盛行，文同则属于文人画派。
文同画墨竹在写生上功夫至大，“于谷构亭其上，为朝夕游处之地”，以至“疑风可动，不笋而成”的逼真效果。文同的《墨竹图》工笔带写，法度严谨。米芾所言以墨深为面，淡为背，自与可始也。虽是以墨写竹，竹的干、枝、叶主次分明、层次清晰，叶繁而不乱。有些竹叶分浓、淡两种墨色层层渲染。有些又用“撇出法”，线不闭合，微露笔痕，这种画法其实形似极矣！
可惜的是，文同的墨竹作品，早在元代就已鲜见，且真伪难辨。历经近千年，今天公认为他传世墨竹真迹的是收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一幅《墨竹图》。
文同在墨竹史上的影响力，也和苏轼的赞颂推动关系极大。
“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这既是苏东坡的自誉，也是评点文同的话，“胸有成竹”这个成语则典出文苏。
有一学者曾论：苏轼的墨竹得益于文同，但文同的墨竹亦离不开苏轼的褒扬。而苏轼在推广文同墨竹的同时，实际上是传播了自己的思想。在后世人心中，苏轼几乎成为和陶渊明相类似的抽象的文人偶像，所谓文同墨竹对后世的影响，很大一部分体现的是苏轼的思想。但是由于苏轼墨竹源自文同，后人画竹即使实际上受到苏轼的影响，却常被认为是师法文同。这个论述很是恰当。后世画家有的甚至没有见过文苏作品，但仍在画上自题仿湖州、学东坡。因此，相较于绘画实技，他们传承更多的是文苏的思想精神。
病逝陈州，魂归故里
1079年 ，文同授命赴湖州途中病卒于陈州。
第二年，文同灵柩西归，最后葬于故里，文同稍显平静的一生划上了句号。
苏轼听到文同去世，悲痛欲绝，连哭三天：
气噎悒而填胸，泪疾下而淋衣
……
梦相从而惊觉，满茵席之濡泪。
纵观文同一生，虽在政治上没有波澜壮阔的起伏，在文学上亦无传世的名篇，其书法作品更是早已失传，留给我们的也仅有《丹渊集》四十卷，拾遗二卷，以及墨竹四幅。
但是，斯人已逝，精神不死，文同的一生有很多地方可圈可点，可歌可泣。
他为官一方，胸怀正气、恪尽职守、鞠躬尽瘁、两袖清风，口碑极高。时至今日，多地仍有大规模纪念文同、倡导文同文化、弘扬文同正气之举的活动。
他书画双馨，诗文兼善，成就非凡，苏轼、司马光、米芾等人对他尤为敬重。
他一生清廉，高风亮节，苏东坡曾说他：料得清贫馋太守，渭滨千亩在胸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