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德格尔认为，几千年来人们抛弃了一个问题，抛弃了存在这个本质，而把目光集中在了存在者的身上。在《存在与时间》的开篇海德格尔震人发馈地说：“我们的时代虽把重新肯定“形而上学”当作自己的进步，但这里所提的问题如今已久被遗忘了。人们认为自己无须努力来重新展开巨人们关于存在的争论”。十八世纪的卢梭曾高喊“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现实中我们也曾这样评价自己或者他人，“××是一个感性的人”或者“××是一个理性的人”。然而这样一些言论或多或少让我想起海德格尔对存在的质疑。海德格尔的这样一种睿智的观察力，不得不让我们有所启发。自由、感性、理性这些词往往是人这个名词的谓词。你可以说人是自由的，人是感性的或者也可以说人是理性的。这都是对人这个词的一种限定。无论这种限定是先验的还是后天加上的，他们都仅仅是人的一种属性。如果我们把他们作为人，那也就等于把存在者当本质而忽略了存在作为本质的元义。

　　人是自由的。

　　人是感性的。

　　人是理性的。

　　这可能是对上述三句语言的最简明的概括。从这三句话里我们可以看出其中“人是”是三句话中最基本的前提。感性、理性、自由都是对“人”的限定。抛开这些限定，我们看“人是”。“是”是一种动，是对静的否定。费希特曾经为此大做文章。他的新知识论认为：A是A，同时又认为A不是非A，然后再通过一种唯心辩证法的肯定和否定的肯定来获得对这个世界的认识。A这里只是形式，而我则是一种先验的设定。这表明，既然“人是”是一种认识。也就是说当我们讨论认识的时候大可把“是”加在人后面尽情演绎，而当我们讨论本质的时候则完全可以把“是”给去掉。作为一种本质，为什么一定非要跳出人去追问人是什么，而不把目光集中在人自身。以至于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的第七章中不得不无可奈何地留下这样一句话，“凡是能够说的，都能说清楚；对于不能说的，我们保持沉默。”而这恰恰造成人的本质（存在）的死亡。结果就成了跳出人就跳出了人的本质，而成了一种对人的描述和限定。

　　事实上这样以来，往往会被贴上不可知论、怀疑论、唯心论一系列地所谓“消极”意义的标签。似乎我们关于存在的探讨完全陷入了一种闭口缄默的僵局。然而这偏偏就是存在。以至于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里说，“存在这个词是无法定义的”，故而在该书中我们能见的往往是他“声东击西”的对“此在”的描写。而对存在则是避重就轻。然而这种画地为牢式的自我禁闭却正是存在的终极真理式的表现。它的可信度即使是以解构著称的德里达都毫无办法。

（这里讨论的是“是”而非人。）

　　出于这样一种误解，海德格尔把存在这个词的原始状态考证为“存在者的‘本质’在于它去存在〔Zu-sein〕。如果竟谈得上这种存在者是什么，那么它‘是什么’〔essentia〕也必须从它怎样去是、从它的存在〔existentia〕来理解”。无独有偶，黑格尔在讨论本质论时也曾把存在考证为“being”，“being”有一种要去存在的意思，而本身不是存在，是一种向存在的状态。至于两位哲学大亨的观点正确与否，我们暂且不谈。但我们至少可以从他们的论证方法中获得两个基本的启示：1〉,一切的哲学问题都可以以对语言的探讨开端；2〉,除了面向事物本身之外，本质往往在现象之后。

　　人或者存在，如果去掉那些描述性的词，至此成了“未解蔽的真理”。为了能够认识他，我们最好“陷入”胡塞尔的陷阱——“描述现象学”。

　　存在是本质，是实体，是不变的变者，既存在又不存在。在某种程度上，它本身就是具有两个极端性质哲学术语的矛盾体。

　　我们或者认为自己平时多是一个感性或者理性的人，常常陷入这样一种形式逻辑中无法自拔。然而就像之前所说的一样，感性和理性都只是人（存在）的限定词。如果想要论及存在这种终极本质意义上的问题，我们只能缄默其口。否则就跳出了自己划下的“牢”，时时刻刻面对未知的“畏”的责难。而唯有描述现象学的方法能够给我们一线“知其白，守其黑”的可能性。所以，大概只有在这种意义上，我们的语言都是描述性质的。而不至于使存在失去了家园。

　　感性的人大多表现为受情绪的左右；理性的人则大多受规则的左右。具有这种现象的人，我们就可以用感性和理性来定义。但是若我们仔细分析不难发现，情绪也好，规则也好，这都不是人（存在）或者更恰当地说是我。那么通过以上两句话，我又在哪呢？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