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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底应该采取直接压力政策，还是应该提高利率？关于这一问题始终争执不下。根据最近的经验，我们已经有了明确的答案。我们现在认识到，央行在面临这类困境时，最好的应对策略是根据经济需求安排货币政策，即决定其利率水平的高低，同时使用监管工具来化解金融风险，比如对住房抵押贷款的贷款价值比设置上限，或是对特定部门的贷款进行限制，这些政策现在被称为宏观审慎政策。因此，这更符合 1929 年主张采取直接压力政策的人士的直觉：让利率保持在适合经济形势的水平，并使用其他工具来限制对股市的贷款。我们现在能更好地理解这一直觉，恰恰是因为美联储和美国政府的其他部门在2005年和2006年忽视了这一点。它们没有及时采取宏观审慎政策阻止贷款流入美国住房市场。2007年和2008年发生的事情改变了我们对1929年的认识。真实票据理论已经被当作过时的理论抛弃，但从这一点来看，阿道夫·米勒当时主张的宏观审慎政策实际上是更明智和合理的。
货币市场基金不受存款保险制度的保护，而且也没有任何规定，要求它们拿出部分准备金应对潜在的风险，之所以如此，据说是因为货币市场基金的经理们只投资安全的资产，并且在为客户管理资产的时候会非常保守。在货币市场上投资的 1 美元总会值 1 美元，或者至少人们都这么认为。
商业银行一直因自己无权承销企业债券和政府公债而耿耿于怀。证券市场已经从 20 世纪 30 年代大萧条和“二战”的打击中慢慢恢复元气，大企业开始更多地发行商业票据和垃圾债券。企业因此找到了新的融资渠道，并减少了其对商业银行的依赖。银行的利润因此大大缩水。 10 尤其是那些传统上和大企业有着紧密联系的大银行，更是受害匪浅。
《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最终被《格雷姆–里奇–比利雷法案》（即《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替代。这一新的法规在 1999 年 11 月废除了对商业银行、投行和保险公司合并的剩余的限制。韦尔颇为得意地在办公室的墙上挂了一块约 1.2 米的木匾，上面刻着他自己的画像，以及“《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毁灭者”这几个字。多年之后，到了 2012 年，在回顾全球金融危机之时，他终于承认，废除《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是个可怕的错误。《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的废除终结了美国金融历史的一章，一场波澜壮阔的金融自由化浪潮开始了。 1994 年型银行得以横空出世。 2000 年的《商品期货现代化法案》废除了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对金融衍生品的监管。该法删除了关于 CDS （信用违约互换）的发行者必须考虑到自身有可能真的要为 CDS 的购买者实际支付，因而需要持有风险储备金的条款。 CDS 的设计目的是为抵押证券的投资者提供一种自我保障机制，以防范抵押贷款资产池中存在违约的风险。然而，越来越多的投资者在购买 CDS 的同时并没有购买这一产品为之提供保险的相关资产，而只是希望在房地产市场中做空。 2000 年的这一规定对之后的全球金融危机有深远的影响。一些经济学家，比如之前提到的保罗·塞缪尔森，还有芝加哥大学的尤金·法玛、哈佛大学的罗伯特·莫顿等，提出了自由放任的金融市场能够有效运转的有效市场理论。他们提出的不过是一种高度抽象的假说，可以作为学术探讨的出发点。他们论证了在哪些条件下，资产价格能够有效地反映市场有效性所需的所有信息。没过多久，研究者们就发现了金融市场上的很多反常现象，难以用有效市场理论解释。有效市场理论的创始人可能很明了其理论的局限性，但决策者和其他想利用该理论支持自己观点的人就没有这么清醒。像格林斯潘这样的人，对有效市场理论深信不疑。
信用评级机构本应是资产证券化的“看门人”，但它们更热衷于向贷款人提供建议，教它们如何设计 CDOs 以拿到最高的 AAA 评级。既然它们自己都暗自认可这一做法，当然轻易不会给证券太低的评级。贷款人可以在相互竞争的多家信用评级机构之间，挑选能给自己提供最有利评级服务的信用评级机构。
房利美和房地美大量购入抵押贷款，并将之证券化之后出售，主要集中于 1981 ～ 1994 年。换言之，这大大超前于房地产泡沫。但是，批评者指出，即使是在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房地产市场逐渐失控之后，这两家政府支持机构仍然轻率地发放更多的抵押贷款。房地美一开始就是私人公司；房利美原本是混合所有制，部分股份由联邦政府持有，但在 1968 年改制成了一家私人公司。不过，尽管它们都是私人公司，其背后却有政府的支持。由于这两个机构承担了公共职能，如果房利美和房地美遇到了麻烦，国会仍然会出手相救。
由于背后有政府的援手，房利美和房地美被允许持有比传统金融机构更低的资本金。它们不需要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登记。这更显示出政府对房利美和房地美的支持力度，这样的待遇只有公共机构而非私人机构才能享受得到。政府的支持使得房利美和房地美的融资成本更低，于是就能轻松地发放更多的抵押贷款。
对德国政治家而言，如果能够让渡部分主权，德国或许可以在实现其外交野心的同时又不会让邻国感到不安。如果拥有一种欧洲的外交政策，一个欧洲的外交部部长，一支欧洲的军队，那么德国就可以以此为外衣，实现自己的外交政策目标。这是“二战”之后，德国领导人阿登纳提出的总纲领：先获得国家主权，然后寻找德国在全球舞台上的地位。在 20 世纪 60 年代，足智多谋的德国总理勃兰特向法国提出了在整个欧洲经济一体化的方案里加入货币联盟的提议，以此换得法国对德国外交政策的支持。有了这样的铺垫，到了科尔当总理的时候，德国提出用货币联盟倡议换得法国对两德统一的支持，就顺理成章了。科尔是“二战”之后担任德国总理时间最长的政治家，亦是阿登纳的弟子。
于是，欧盟的外围国家也加入了欧元区。加入欧元区之后，这些外围国家的利率明显降低，这刺激了房地产业的发展。购房者的负担减轻了，建筑公司和开发商的借贷成本降低了，这促使大家借更多的钱来投机房地产市场。在 20 世纪 90 年代，西班牙、葡萄牙和意大利发行 10 年期国债时，要付的利率比德国等北欧国家的高一倍。 11 以前借钱要付 10% 以上的利息，在加入欧元区之后就没有这个烦恼了。投资者认为，南欧国家不能再像过去那样通过制造通货膨胀来减轻自己的债务，毕竟，现在大家用的是欧元这种硬通货币，而且后面还有像德国央行一样强硬的欧洲央行负责欧元的发行量。现在每个成员国的央行不再能用印钞票的办法为本国的财政赤字融资，欧盟定的规则将迫使成员国遵守严格的财政细则。只要宏观经济能够保持稳定，经济增长就能上去，各国的人均收入将最终趋同。只要经济快速增长，财政预算更加严格，公共债务就能保持其可持续性。 12 正是出于这样的想法，投资者纷纷买入南欧国家的政府债券，他们预期这些国家的政府债券收益率会下降，因而价格会上涨。跟其他时髦的投资策略一样，这一策略也有了自己的名字，叫作“趋同表演”。
人们认为，资本从像德国这样的富国流入像西班牙、葡萄牙和希腊这样收入水平较低的国家，未尝不是一件好事。收入较低的国家增长潜力更大，投资机会更多。随着欧元的问世，人们相信以前始终掉队的南欧国家终于可以迎头赶上了。和中国的资本流入美国一样，北欧的资本流入南欧也是双赢的。各得所需，皆大欢喜。
很快，由社会民主党和绿党联合执政的德国政府，在施罗德总理的带领下，推出了《2010议程》。施罗德似乎并非推动激进的劳动力市场改革的最佳人选。他的父亲在“二战”的东部战线阵亡，施罗德14岁就承担了养家活口的责任。他当过建筑工人，支持工友们斗志昂扬的亲工会政治活动。后来，他上夜大并修完了法律专业，获得律师资格。他曾经是青年社会主义者联合会的积极分子，还当过霍尔斯特·马勒的辩护律师。马勒是臭名昭著的反资本主义的学生及恐怖分子组织巴德尔–迈因霍夫（又名“红军派”）的创始人之一。当选为联邦议院议员之后，施罗德为了显示自己的亲民本色，故意不穿西装，而是身穿毛衣。
当德国实施了《 2010 议程》，生产成本随之下降之后，这些南欧国家的生产成本却在上涨。要是在以前，如果德国的成本竞争力提高，德国马克就会升值，这会在一定程度上抵消德国已经取得的优势，但现在不一样了，德国用的是欧元，而不再是马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