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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故事纯属虚构，如有雷同，纯属巧合。

一

干棒儿二爷，外号二干棒儿。大名叫周济学，本家行二。是我家住老宅时的邻居，一个七八亩大的大院子的主人。

大宅院的门口，位于一个丁字胡同的东北角。往南的胡同最里头，就是我家的老宅院儿。往西，大约走上400米，是一条南北大街。这条大街往南，通往村里的一条东西大街；往北，则一路通到镇上。村里的小学就在村北口，这条南北大街的路西。

从记事儿起到十一二岁，除了上学，儿时所有的世界，所有的苦恼欢乐，上学、玩耍、游戏、打架，都在这个由一条大街，两条胡同，和一个大宅院子组成和扩展的天地里。

干棒儿，在鲁西一片儿的方言中，本义是用来形容一段儿干枯短小的树枝儿，与枯干，干巴，瘦小是一个意思。后来长大了才知道，“干棒儿”这个词儿，在农村人的嘴里，也能用来称呼一个无父、无母，没兄、没弟，无妻、无儿、无女的干巴巴的可怜人。

据说，干棒儿二爷的爹娘和一个哥哥，是在42、43年大灾荒时，在外出逃荒的路上，先后病饿而死的。十多岁的他多亏一处好心人家收留，才极幸运地活了下来。灾荒过后，村里外出逃荒的人陆续回来。隔了几年，他也跑了回来。从此，便一个人过起了日子，也成了村里人眼里嘴里的“二干棒儿”。

干棒儿二爷的街坊辈分儿大。与我们不同姓，却又被包围在我们这一大姓户人家中间。农村人没文化，不知道尊重人，凡事儿都论家族大小。而他的几户远枝儿本家，都在东西大街南里住，彼此平时也极少来往。虽然他年龄不大，但村里流传下来的习惯，都按辈分儿叫人。所以，这附近街巷胡同里，上点岁数懂点礼儿的，尊称地喊他个二爷，或者喊他济学二爷，他便喜眉笑眼；年轻点儿的，就称呼他二干棒儿爷，他就木憨着脸儿，待答不理；但在小孩子们的嘴里，都戏谑地喊他“二干棒儿”。因为觉得这好玩儿，刺激，让人热血上头……

“二干棒儿，住坯房，下身短，上身长，娶不上媳妇当和尚……”

每当这不知最初是谁编排，带着嘲笑甚至羞辱的顺口溜，被小孩子们扯着嗓子喊起来的时候，干棒儿二爷脸儿就气得乌黑。捡起大院儿里别人存放的花柴竿，嘴里嘟囔着骂着，作势要追要打，孩子们便嗡地散开，顺着胡同往西跑出百十米，一个个兴奋的小脸儿涨红。扭回身儿，瞪着眼，拉着架势，随时准备着再跑个一二百米。

淘气的孩子也不是没被干棒儿二爷逮住过。刚抬手打两下，孩子便杀猪般地喊叫，引来了护犊子的孩子娘。一拉一劝，干棒儿二爷只得悻悻地罢手。有一次下手重了，一个小孩子手上腿上见了血印儿，孩子爹娘便拉住干棒儿二爷不拉倒儿。干棒二爷脸上挨了二个巴掌，身上也挨了几脚。多亏懂礼儿又有威望的三宝爷及时出面解劝，约定由孩子爹娘管束孩子，今后不再痞性喊人外号；干棒儿二爷则赔不是道歉，并出了一块钱的医药费，孩子的父母才算放手。但小孩子们死性不改，没过几天，又随着一帮子大小孩子，在放学后，堵在大院子门口，听着院子里有动静，就轮番呼喊：“二干棒儿，住坯房，下身短，上身长，娶不上媳妇当和尚……”  干棒儿二爷在院子里，大声地喝骂几句，却也不再出来追撵。

时间久了，在一茬茬儿小孩子们嘴里的“二干棒儿”声中，干棒儿二爷也气饱了，性子也磨下来。再有三五个小孩儿挑衅地围着喊他“二干棒儿”时，他要么铁青着脸不搭理，要么扭身就走，弄的小孩子们倒觉得无趣。慢慢地，二干棒儿便正式成了绰号，他的大名儿倒没几个人记得。

父亲有次闲聊时问他，他就摇摇头，叹口气，看着眼前这七八亩大的院子，提着父亲的小名儿说：“福子啊，我不能生气呀！要气死了，这么大的宅子，便宜谁呢！”

我记事儿那年，干棒儿二爷应该是42岁。

二

干棒儿二爷个头不高，1米6多点儿的身板儿。冬瓜脸儿，上下窄，中庭阔；眼不大，厚眼皮，鼻子扁平。脸上和嘴巴两边，早早地长出了好多深浅不一的皱纹儿。上身儿壮实，两条腿却显得瘦。夏天时穿一件对襟儿的粗布白衫，下身是一条极薄的灰裤。有风时，裤脚儿就绕着脚脖儿飘来荡去。冬天穿一套黑粗布的棉袄棉裤，外面披一件绿色的、里子上有着长绒毛的棉大衣，脚上穿一双黄牛皮的翻毛大头鞋。头上除了冬天箍个白手巾，其它的季节，永远都是戴一顶农村里常见的、麦秸莛子编的黄草帽儿。

干棒儿二爷身体壮实，印象中好像没得过啥病，似乎连感冒也没有。因为每天跑到他大院子里玩时，都能看见他或是在院子里坐着，或是进进出出地忙活。门前空地儿的东边儿，有一对儿农村里礅地用的石轱辘，中间用一根一米多长，虎口粗的棍子穿着，每天他都要嗨嗨嗨地举上十几个，我问那叫啥？他说是练功用的，让我掂一掂，我憋的小脸儿通红，也没能摇动半分。有时候他还抻胳臂拽腿儿，练上一套不知名的拳脚，看着不太熟练也不大连贯，没见过啥世面的我和小伙伴儿，就觉得很神，眼里脸上放出光，干棒儿二爷的神色就很有些得意。

他爱干净，门前西边的一棵槐树下，永远有一个灰色的洋漆盆子。夏天时，用一条毛巾不时地浑身上下擦着；冬天就关上门儿，在屋里用毛巾沾着凉水洗。长大了才知道那叫冷水浴，对身体极有好处。 有时候跑到他屋里玩儿，冲门儿是一张方桌，一边一把太师椅，跟我家的一模一样。东间儿挨着东墙，是一字排开的两个大水缸；挨着水缸栽着一根棍子，棍子上头顶着几条擦脸用的白毛巾。西头儿那间，是一个南北通间、能烧火的暖炕。东边门后，盘着一个用来做饭的灶台。屋里很干净，不像西边那个老奶奶家，屋里没有那种呛得让人进去就想跑的怪味儿。

干棒儿二爷平时话不多。说话时声音细里有点尖，事儿急时就带点结巴。平时老爱嗯嗯地清嗓子，吐痰却像发暗器一样极有准头儿。七岁那年夏天，我和一个天天跟我长一块儿的小伙伴儿，亲眼见他坐在屋前空地的马扎上，两肩往上一架，清一下嗓子，运一口气，一口唾沫儿直飞出去，准准地糊住两米开外地上的一个大黄蚂蚁洞口。被粘住的两只蚂蚁拼命挣扎，其它的黄蚂蚁围成一圈儿，打着转儿，不知道怎么对付这从天而降的灾难，也不知怎么搭救自己的同伴儿。

对干棒儿二爷来说，这可能是他平时闲极无聊，用来打发时光的小把戏。但在我和小伙伴儿看来，简直就是与“敌”对战时的“独门神技”。想像着与班里老是欺负我的刘小军那厮开战，一口唾沫先糊住他的眼，上去再一顿拳脚，把他打倒在地，然后打着呼哨，扬长而去的情景，实在是痛快解气！

于是，就缠着干棒儿二爷讲说这“神技”的要领，又找到一个蚂蚁洞，练习了半天，还是不能把唾沫聚成团儿，狠狠地砸在蚂蚁洞口。倒是一阵风刮过来，唾沫反被吹落到自己脸上，看得小伙伴和干棒儿二爷哈哈大笑。

干棒儿二爷不太喜欢有小孩儿来他院子里玩儿。有时候，当孩子们你一团儿我一伙儿地在院子里干仗、疯跑，闹哄得过分时，他就举着一个大扫帚往外轰撵，但却很少撵我们。

我问他为什么？他说，你们俩不费力气，不淘烦人。又一字一顿地说：“主要是你们家大人讲理儿！他们那几个，磕着碰着，我说不清。”

三

父亲说我与干棒儿二爷有些缘分。

而我与干棒儿二爷的缘分，又缘于我小时候得过一场大病。

在家里的众兄弟姐妹中，我是老小。听母亲讲，刚落生时，我又白又胖，粉团儿似的。长到七、八个月大的时候，因一场感冒转成了肺炎。先是在村里拿点药，打点针儿，不起作用。后由肺炎而化脓，生出积液，眼见着一日重于一日。父亲焦急地托人四处打听，终打听到临县镇上的一家医院。只所以选择这里，是因为这家医院里，当年有几个从天津城大医院里“下放”来的、副主任级别的专家医生，医术在当地很有名。

那时候，村里还是生产队，家家都得靠出劳力挣公分儿活命。从年头忙到年尾，多数人家也都分不到几块钱。我家孩子多，就靠父亲母亲两个整劳力出工。年景好的时候，能分到个两、三块钱；年景差的时候，还得倒欠生产队里饥荒。

为给我治病，父亲把家里能值点钱的东西都卖了。又到街坊和要好朋友那儿，把能借的借了个遍儿，仅凑了二十多块钱。拉着排子车送我和母亲住进了那家医院。

奇怪的是，那时候最好的消炎针药是青霉素、链霉素，我却因为有过敏反应不能使用，医院里也没有其它有效果的消炎针。医生写了一个处方，于是，父亲就借了舅舅家一辆破的连铃铛都没有的自行车，从此每天奔波在周边四五十里地范围内的镇卫生院和村卫生所，找一种叫红霉素的消炎针。

那个年代，就这种普通的消炎针，也不是哪里都能找到和买到。因此父亲有时跑上一天，累的满身是汗，却空手而归。

医院里的专家们对于我这种病症，因为没有足够可用和有效的针药，也渐渐变得束手无策。我的病也愈发严重，积液越来越多，天天啼哭。医生触诊时，小肚儿涨得一敲蹦蹦响 。母亲从住院起，天天流泪，脸上就没干过。更要命的是，住了一个半月，父亲身上带的二十多块钱也快花完了，而我的病却没啥起色。

立秋了，天气转凉，母亲让父亲回家去拿点厚衣裳和被子。邻居们听说父亲回来，关心地来家探问我的病情。父亲一边说一边掉泪。一个叔伯爷爷把父亲拉到一边，叹着气对父亲说：“给孩子预备点小衣服吧。孩子没能活成人的命，有啥法子呢” 父亲的泪更是止不住。

到了傍晚儿，从来不串门，也不和邻居主动交往的干棒儿二爷来家里喊门。没进家，就站在街门儿口，问了问我的病情，从裤兜里摸出一个灰布小方手巾，对父亲说：“这些年我也没攒下几个儿。这是十三块钱，你先拿着给孩子看病用吧，在医院里医生总能想点法儿，还能有点儿指望！怎么着也是条命呢！” 又说：“也别老想着以后了，先顾着眼前再说！” 父亲接过钱，两腿一软，干棒儿二爷赶紧拉住，打个招呼，转身走了。

病急乱投医的父亲，在舅舅的参谋下，在舅舅家临村里请了个阴阳先生襄助。先生说我是童子转世，生来就该有这一难儿。要救，他得想办法去那边儿求情捞人。

纳闷又无措的医生，跟父亲商量，决定开刀做手术，取下根肋骨，死马当活马医治，来挽救我这条小命儿。取根肋骨的治疗方案吓坏了父亲。父亲跑到先生那儿求主意，先生郑重地嘱咐父亲说：千万别让他们开刀，开了刀我这儿就管不成了！又说，如果到了某一天的正晌午，日头一偏，如果见好，就好了；如果不见好，那就是你命里不该有这个孩子。

父亲信了先生的话，坚决地没让开刀。

世间的事儿怪得很。听母亲说，那一天，从早上起，我就不住气地一直哭到到中午，小肚儿涨得像个气蛤蟆儿，小胳膊小腿儿也憋得乌青发黑。吓得父亲不时地跑出去，紧张地看着日头。等到日头偏了以后，病床上的我，也许是哭得太累了，也许是烧得迷糊了，哭声渐渐变小，到最后睡着了。

父亲还是四处找那种红霉素针来打，再配着些能吃的药，慢慢地，我竟渐渐地好了起来。

在医院又住了近一个月，这天医生检查后，对父亲说，问题不大，孩子可以出院了。主治医生操着一口浓重的天津话说：“想不到这么小的小孩儿，得个这么难治的病。长大一定是个有福气的人喲！”

父亲拉着排子车，把母亲和我接回家，周围的邻居听说后，都跑来看稀罕。母亲抱着我，邻居们嘴里啧啧地逗着。这时的我，变得又黑又瘦，活脱脱地像换了个人。

第二天，父亲和母亲抱着我，专门跑到干棒儿二爷家表达感激。干棒儿二爷看着我，高兴地笑着，伸出手逗着我的小脸儿，说：这个小孩儿，命还真不小哩！

父亲指着母亲怀里尚不懂事儿的我说：“这个二爷，可是你的救命恩人哪！”

长大点后，我和一个小伙伴，天天拿个小铲子，跑到干棒儿二爷家的大院子里，挖土，和泥，刨蚂蚁洞，常常听不见母亲喊我吃饭的声音，直到母亲站到身后，作势要打时，才不情愿地跟着跑回家。

四

干棒儿二爷的大院儿不方正，前窄后宽。院子西边儿是直的，挨着五户人家。院子的东边儿不是条直线，东南角是另一户人家，就像一整块儿豆腐被切下了一个角儿，整个院子就成了一个拐把儿样的多边形。

从院门口往里走，一条干硬的小路通往院内。小路西边，是三四垛邻家常年堆放在那里的花柴杆、玉米杆儿和乱树枝。东边，是一片梧桐树。再往里，就是些长了一、二十年的大树。大腿粗的，腰粗的。有槐树，有榆树，但没有一棵果树，也没有农村人家里常有的枣树。树都长的一两房高，枝叶繁茂。到了夏天，遮天蔽日，阴腾腾地凉快。左邻右舍的男人们，光着上身儿，掂个板凳儿，端上碗，来到一座下砖上土的三间土房前，找个空地儿，散乱地坐下，边吃边说着地里的农活儿，前街后店儿、十里八村听来的新鲜事儿。一顿饭很快进了肚，碗见了底儿。没走的，干棒儿二爷就给每人再倒碗开水，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不图别的，就图这儿比家里敞亮、凉快。

到了晚上，小孩子们最快乐的事儿，就是打着手电，一棵一棵地绕着树转，尖着眼睛，逮一种叫“知了猴”的蝉蛹。逮着的，高兴的大呼小叫；逮不着的，心里就悻悻的，气别人比自己逮的多。走运时，一棵树就能抓上五六只，一个晚上能逮几十个。大人孩子高高兴兴地回到家，把“蝉蛹”泡到水里，拿盐腌上。第二天洗干净，搁锅里拿油炸一炸，对于穷的常年没钱卖肉解馋的人家儿，就是一顿美美的大餐。

虽然整个大院儿都是干棒儿二爷的，但他却很少加入这只队伍。他一个人过，每年都能攒上几个钱，也就能每隔半月二十天，到三里地外的集上，割上二两肉，回家炒一炒。肉香便伴随着烟气，弥漫到附近的几户人家。不一会儿，就传来邻居家孩子的哭声和大人们的打骂声。

每年六七月的时候，父亲有时候自己去，有时候让我去，给干棒儿二爷送些自己种的北瓜茄子豆角；到了阴历九月，家里的枣树打了枣儿，母亲就装上满满一盆，让我端着给干棒儿二爷送去尝鲜。也捎带着让我问问干棒儿二爷，有没有需要拆洗缝补的衣服，顺便拿回来。

慢慢长大点了，父亲就隔长不短地跟我讲小时候得病的“神奇”经历，讲干棒儿二爷如何拿了钱给我救命。我再见到干棒儿二爷的时候，心里就多了几分的亲近和感激。

但那个带给我无尽乐趣的大院子，对我来说始终是个迷。一次我好奇地问父亲，“后院儿那个干棒儿二爷，为啥他一个人住那么大个院子，咱家的院子为啥这么小？”

父亲摸摸我的头笑笑，叹口气说：这事儿说来话长。就因为这个大院子，你这个二爷才遭人惦记，才有人眼气儿眼红。

五

大院子是在干棒儿二爷的爷爷手里置办下来的。

干棒儿二爷的爷爷是个油瓶儿。本是十里外殿上村王家的娃娃，因爹死了，自家的叔伯又容不下，娘心痛他小，就带着他改嫁来到了周家。周老满前边的媳妇留下二个孩子，没人照管，因图他娘长的好看，才没多嫌他是个油瓶儿。从此，就随周家，改姓叫周西仁。

不幸总是追着不幸的人。生活也总是欺软怕硬。来周家不上三年，他娘又因为难产，撒手而去。临死时拉着他的手，怎么都不肯闭眼。周老满又续了三房，从此，后爹对他不管不问，后娘嫌他命里带煞，非打即骂，常年没个好脸。两个哥哥又天天作践他，吃饭也是饱一顿饥一顿。好容易熬到十七岁，有媒人上门说亲，后爹后娘不盖房不出聘，自没有哪家肯把闺女嫁过来。多亏本族人周八爷说了些公道话，周老满和后娘架不住街坊四邻们的议论，一商量，才花了十几个铜子儿，在村子东北要了三分荒地，胡乱盖了间草房，远远地打发了，图个眼前干净，生死由他去。

周西仁离了狼窝，倒生出一些骨气。看着破烂的家，一狠心便往天津投了袁世凯的新军。十多年后，二干棒儿的爷爷发了财回了家，还带来个小手小脚的河南女人。周西仁重新翻盖了三间房，又买下了50亩地，寻了个榨油卖油的营生，从此安顿下来。那时村里还没多少户人家儿，周西仁便把周边的荒地一扩再扩，扎了篱笆，就有了后来大院儿的雏形。地保带人找茬，周西仁又花了二两半银子，让地保给出了地契，从此大宅子便名正言顺有了正主儿。后来油坊的生意越做越大，周西仁和一个伙计忙不过来，就又雇了四个伙计。不到五年，日子便红火起来，成了周边有名的富户。奈何子嗣不旺，河南女人只给他生下一个儿子，便是二干棒儿的爹。

二干棒儿的爷爷当过兵，身上便不免带着些兵气和匪气。有了钱，底气就成了别人眼里的傲气；嗓门大点儿，背地里就有人挖苦揭短儿。因此上，与邻里的关系就处的磕磕拌拌。人们历来是恨人有，笑人无；嫌你穷，怕你富！后爹的二个哥哥眼红这个外来的带犊儿翻了身，便勾结了地保，到老城的县衙门里，举告周西仁发家的钱来路不正。县官不问青红皂白，便一顿板子，打的三魂出窍，下了大牢。官司一拖三月，小脚的河南女人只能变卖了家里的油坊，又卖了三十亩地，换成钱交给周八爷和地保，搭救自己的丈夫。县官看再无油水，便准了保状，放了二干棒儿的爷爷回家。二干棒儿的爷爷回到家，看着刚刚发起来的家又败了下去，连伤带气，不到半年，撒手而去。剩下这个河南女人，守着二干棒儿的爹这棵独苗儿和二十亩田，刚刚能过个日子。后来，二干棒儿的爹就在这个院儿里成了亲，生下了二干棒儿和他的哥哥，直到后来逃荒饿死在外乡。

解放后闹土改，各家的土地都归了公。 驻村的工作组看了干棒儿二爷从房梁上拿下的房契地契， 认可了他是这个大院子的主人。

后来，干棒儿二爷就成了村大队下的四小队的一名社员。划成份时，因为他家从前有过50亩地和一个油坊，干棒儿二爷就被划了个中农。

六

干棒儿二爷曾有过两次成家的机会。

二十六岁那年，干棒儿二爷红鸾星动。 本村的刘媒婆拉着五里外的谢家媒婆，来到干棒儿二爷家里说亲。提的是谢家媒婆十里外娘家邻居的闺女。闺女比干棒儿二爷大三岁，腿脚儿有点毛病儿，但能下地干活。干棒儿二爷没烟没茶，就拉了两个板凳儿，倒了两碗白开水，坐在院里，不点头儿，也不摇头儿。俩媒婆只当干棒儿二爷脸皮嫩儿，后来才隐约觉得是干棒儿二爷心里不满意。临走时，干棒儿二爷没客气客气，也没说留下来吃顿饭。谢家媒婆跟着刘媒婆颠着小脚儿，出了大院儿的门，撇着嘴，相互看看，说：这个憨人，啥也不懂，活该他打光棍儿！

在过去，媒婆是个专门的职业。是个技术活儿，也是个艺术活儿。如果没点嘴皮儿手腕儿和眼力见儿，吃不成这碗饭。那时没有自由恋爱一说，村里人信的就是“三媒六证”，否则就是大逆不道，成为别人茶余饭后的笑话儿。因此上，乡村里男男女女的婚姻大事儿，都得靠媒婆们的嘴儿和腿儿，婚姻市场也就由这些十里八乡的媒婆们把控着。家里有姑娘小子的，长到了十七、八岁，父母们就慌着多方托人，央求媒婆给说合一门亲事儿。如果到了年龄没媒人上门，爹娘就能愁得白天看见星星。被托付的月老儿们，奔走在男女双方的家里，不跑上个三趟五趟，十趟八趟，沾些油水，得些好处，能给做成一对儿的也是稀奇。即便有胆大些的青年男女，在集市上庙会上，自己相中个意中人，也得央告父母，托个靠得住能干些的媒婆，来回说合，才能成就好事儿。

媒婆们大多是些年纪四、五十岁靠上的女人，家里村里能说会道，好的歹的都来得。也有男媒婆，男女搭配，为得是你唱我和，双簧儿唱得更便利。媒婆行里也有规矩，一不能跨界，各方都有自己的圈儿；二不能撬行。遇到好人家，谁占了先，就由谁做到底，除非主家儿不满意；三得做实功课。除了主动上门央求说合的，媒婆们先从相熟的人那里打听了男女方的家境、模样儿、脾气儿、为人，找个熟人给主家捎了信儿，再实地登门。懂行的人家儿便备置好烟酒糖茶，好生招待。到了饭点儿，再备着一桌子席面儿，请媒人上坐，吃饱喝足。走时再提些饼干点心，说着麻烦费心的场面话。如此个两三回、三四回，媒婆才真的上心给主家儿物色。碰着不懂行老实木讷的，转着圈儿提醒。还不开窍的，媒婆就在圈儿里、街面上散布些男家的坏话，其他的媒人也不再上门。所以，精明的父母明知道媒婆嘴里是个空信儿，宁愿借钱好吃好喝地招待，也不敢开罪这些婆子们。

干棒儿二爷年轻不懂，又没爹娘能给他做主张罗，不免就着了道儿。

多亏三宝爷听说后给他提了醒，干棒儿二爷才找了个晚上，提着两包点心，来到刘媒婆家，断断续续地说些好话，也提了自己的想法儿。刘媒婆嘴上笑着应着，心里却有了盘算。

二个月后，刘媒婆领着谢家媒婆和一个男媒婆登了门。这次男媒婆是主媒，提的是村正北十五里外赵家屯赵老海的二闺女，说人模样周正、勤快，但女方要求得翻盖新房，还有杂七杂八的各种聘礼。干棒儿二爷看看自己的三间土房，算算自己手头儿的积蓄，没敢应承，也没敢一口回绝。中午买了酒菜糖果，又拉了三宝爷当陪客，吃喝招待了大半天。干棒二爷说了自己的难处，央求媒人给捎个话儿，看能不能将就将就，降低点条件。媒婆满口答应，走时又每人一包糖果二包点心。就这样，十天半月一趟，折腾了三五回，谢媒婆和男媒婆咬住了嘴儿，说女方家里不通融，不盖房就不应承，又派了干棒儿二爷好多不是。看着自己的亲事没啥进展，兜里的钱又花费了不少，干棒儿二爷的心慢慢就凉了一半。

一天，干棒儿二爷到集上换锄头，恰碰着个赵家屯卖锄头的，俩人聊起来。干棒儿二爷有心打听赵老海家的二闺女。老头说，赵老海就仨儿一个闺女，闺女今年才十三。干棒儿二爷闻听，登时气得鼻孔冒烟。

回到家，干棒儿二爷就结巴着找刘媒婆讨说法儿。刘媒婆赌咒发誓，一口推到谢媒婆和男媒婆身上，转脸儿又甜眉笑眼地答应另外给他寻个更好的。干棒儿二爷一拳打在棉花上，又一口气憋在心里。从此，再不提找媳妇成家的事。

一来二去，干棒儿二爷的年龄就越来越大，也再没有媒人上门。

再有人提起话头儿，干棒儿二爷脸上就僵着，淡淡的说：一个人也挺好，清净！

七

父亲用了三年半的时间，还上了干棒儿二爷借给的十三块钱。每次还钱时，干棒儿二爷都边推让边说：我手里能过得去，啥时候有了你再给，不要紧着自己！父亲知道各家日子都不容易，还是把自家里的日子紧了又紧！父亲会木匠活儿，闲时做些桌椅橱柜，拉到集市上换钱，也给干棒儿二爷做些板凳儿、马扎儿。还清钱的那一年，又做了一对太师椅，来感谢干棒儿二爷的情义。干棒儿二爷很不落意，坚持要作价买下，俩人推来让去，最后父亲只得收了木料的成本钱。

坚冰慢慢融化，农村变革的大幕也徐徐拉开。春潮带雨，洒遍了大江南北，也吹绿了村里村外的杨柳。树儿们迎着春风，舒展着绑缚了太久的身躯，争先恐后地吐出嫩嫩的枝芽。

土地又重新回到了农民手中。仿佛一夜之间，土地就变成了聚宝盆。乡亲们还是用那把锄头，却从土里挖出一个又一个的金疙瘩儿。那年麦收，三宝爷一家的十几亩麦田，就在学校后面的麦场里，堆成了大树一样高的一座小山。

日子就这样在希望和欢快中过去。我考上了六里外镇上的初中，只有在过星期和假期时，才有空到干棒儿二爷院里儿坐一坐，玩一会儿。干棒儿关心又好奇地问学校里都有啥？老师们咋上课？学习苦不苦？成绩怎么样的一些事儿，听我说成绩能在年级里排上前几名时，干棒儿二爷就满眼地笑。看得出来，他比我还高兴！我看他时，却眼见他脸上的皱纹越来越多，一年比一年地见老。

初三那年，学习越来越紧。一次过星期回家，见干棒儿二爷院儿里很热闹。到家一问，才知道有人要给干棒儿二爷说合，物色个孩子，预备着将来给他养老。

过继养老的条件，是等干棒儿二爷到了不能做活儿，顾不了自己时，由过继的孩子来伺候干棒儿二爷，养老送终。百年后，给干棒儿二爷摔盆儿打幡儿，入土安葬。孩子则继承二爷的所有财产，包括那个七八亩大，现在很能值些钱的大宅子。

消息传出来，就有附近的邻居，大街上孩子多的人家，托着中间人，争着抢着要抓住这个机会。从没啥来往的远枝儿本家的子侄，也都争着来认他这个叔伯。有的干脆直接找到干棒儿二爷，毛遂自荐。一向冷清的干棒儿二爷家里，从此你来我往，白天夜里没断过人。天天闹哄哄的，像村里人赶大集。又像农村庙会上的戏台，一队队人马，威武雄壮，走马灯般地你上我下；须生、老旦、丑角儿，花脸，逐个登台亮相，咿咿呀呀。

也有人撺掇父亲，说把你家四娃子也说说呗，二干棒儿平时就待见。父亲平静地笑笑，说：“嗨，四娃他没那个命！”

干棒儿二爷陆陆续续相看了五六个，却都没表态。

忽然有一天，听说干棒儿二爷中了风，嘴歪眼斜，口里流着涎水，说话呜呜哇哇，大小便也拉在屋里、炕上，弄得满屋子污秽，臭气呛人。觉得有希望的那几户人家，轮番地上门儿，拆洗被褥，擦屎端尿，但没人说拉着干棒儿二爷去城里看医生。渐渐地，人来的越来越稀，过不到一个月，再没人出现在干棒儿二爷的家里。

一个星期后，干棒儿二爷的中风却突然好了。只不过，他的话比以前也更少了。不忙时，他还是坐在门前的马扎儿上，两肩往上一架，清一清嗓子，运上气，练着他那几乎从未失手的“独门神技”，神情里却带着看破世事人情的淡漠和凄苦。

日子又平静地过了起来。

上高中的下半年，我们家搬离了这个我住了十七年的老宅，搬到了村子西北角的一处新家。从此，干棒儿二爷的消息就听到的少了。

后来，我上了大学，走出了农村。再后来毕业参加工作，又在省城安了家，回村的机会也更少了。

八

十多年后，我调到下边市里的一个下属公司任职。这个市离老家不到一百公里，一个半小时的车程。看着父母年龄越来越大，便渐渐养成每隔一两个月，就回趟老家看他们的习惯。

父亲明显地一年比一年见老。依然很瘦，头发白了一多半儿，背也驼了，走路有点飘，但精神很好。母亲倒越发结实，从院里提一桶水到屋里，脚步一丝儿不乱。知道我爱吃饺子，计算着我快要回家，就提前割好了肉，买了韭菜，或者把家里存的南瓜，配上自家种的大葱，切碎了调成馅儿，一家人就围着一个小方桌儿，一边儿包着饺子，一边儿东南西北地聊着。母亲便把她在村里听的见的新鲜事儿，讲给我听。临走时，再往车里装上一捆子大葱、各种瓜果，还有他们烙的大油饼。

一次回家，吃饭时，母亲忽然提起干棒儿二爷五保补助的事儿。母亲听说，镇上要各村统计申报本村的五保户和孤寡老人，每户每月能发上十五块钱的补助。村里报名单时，把干棒儿二爷漏了。干棒儿二爷找到村里，村里说名单已经报上去，要补上也得等到明年。母亲很有些打抱不平，“明明是他们的错儿，为啥还得等到明年？”又说：“你在县上不是有几个管点事儿的同学呀，问问他们，看能不能想想法儿，今年就给添上。十来块钱虽然不多，但他无依无靠的一个人，这些年岁数也大了，地也种不好，日子过的艰难。”

我问了问干棒儿二爷的情况，还有那个装满了儿时记忆的大院儿，回去时就专门拐到了县里。管事儿的同学二话没说，一个电话打到镇上。隔了不多久，母亲给我来电话，说你二爷五保补助的事，村里给办了。

我在这个市里待了五年，又调回到省城的公司。

那年冬天，刚过了立冬节气，就前前后后下了几场大雪，天气异常地寒冷。快到过年的时候，母亲打来电话，问我今年还能不能回老家。我回她说今年任务比较紧，到时候看吧，能回就一定回！母亲就在电话里问了问家里和孩子的情况，我也嘱咐她了好些话儿，说今年天冷，身上穿厚点儿，别感冒了；下雪了，地上滑，出门手里要拿根棍儿；冬天屋里取暖生火，千万得注意安全等等，母亲“嗯嗯”地答应着，随口接了句：“是得注意点！你那个干棒二爷前些天就是中煤气死的，也不知道啥时候死的。亏了今年天冷温度低，不然还不得臭了！” 我心里一惊，半晌愕然！

等到过年回家，母亲才陆陆续续把干棒儿二爷的事，前前后后地讲了。

一个月前，镇上来村里统计五保和低保户的情况，并要求实地走访到户。村里本已填好了各种表格，看看外面灰沉沉的天和地上还没化的雪，不想再跑一趟。新来的包村小姑娘很认真，村主任只好陪着她，照着名单挨户转了转。等转到干棒儿二爷家时，掀开门上挂的厚厚的双层棉帘，外边儿没上锁，门在里面插着，喊又喊不应。隔着门缝儿，主任闻到一股呛人的味，就多了个心眼儿。踩着西边窗台下的柴垛，隔着窗户又大声喊，还没回音儿。主任怕了，忙打电话叫了几个人，一起把一扇门从门框上搬下来，屋里还弥漫着很浓的煤气味儿。主任胆子大，到炕前掀开被角一摸，干棒儿二爷已经浑身冰凉，不知死了多长时间。

村里报了案，后经过调查检测，炕前炉子上的拔火筒横管里，堵满了烟尘和锈屑，最后确认是因煤气中毒死亡。上边来人调查的那天，干棒儿二爷的院子里，嘁嘁喳喳，拥拥挤挤，站满了前来看稀罕的人。

干棒儿二爷的远枝儿本家坚决不让干棒儿二爷埋进周家祖坟。他爷爷原来埋的自家老坟地，如今也是别人家的承包地，那家人记恨当年干棒儿二爷中风装病的旧茬儿，村里派人做了好多工作，始终不同意。没办法，最后只得村里出钱出人，为干棒儿二爷置办后事。干棒二爷火化后，就埋在了村东规划的一片准备当公墓用的荒地里。

村里收回了干棒儿二爷的大院儿。想着规划规划，把大院子分分当宅基卖了，补补干棒儿二爷死后的各项花费开销，但村里人忌讳这院子里死过人，没人肯买。从此大院子也就一直空着，小孩子们也再没人敢进去玩儿。

干棒儿二爷时年78岁，属猴。

年后初三的晚上，我掂了瓶老酒，拿了酒杯，一个人来到老家后面一个十字路口，向着东边，倒上三杯酒，然后一一洒到土里，心里默默叨念：干棒儿二爷，你一生孤苦，无依无靠！尝尽冷暖，受尽欺负！如果真有来世，但愿你早日托生！愿来生里有福有禄，不遭磨难，儿孙满堂，尽享天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