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六年前的一个浅夏天，我骑车去姥姥家。一进院子，看见她正弯腰举着一个葫芦瓢，往一个由水桶改造的花盆里浇水。
我还没下车就问姥姥又种了什么花。
她把瓢放在倒扣的水缸做的台子上，一边慢慢走过来帮我固定车子，一边高兴地说：“皂角儿。”
我跑着趴上去瞅，想看看之前只在小学语文书里学过的皂角树是什么样子。只是一个幼苗，刚展开两片羽状复叶，跟合欢、洋槐那些典型的豆科植物没什么两样。
姥姥看到我有点失望。“别慌，这物件跟人一样，得慢慢长。等长成树就能活千把年。”
她说完去食盒里给我找蜜三刀，拿甜瓜，我就很欢蹦地忘了皂角树的事儿。
姥姥的院子，是我早年记忆里唯一的一点彩色。
在那里总能见到别处难寻的新奇。
姥姥给我们看“四旧”孑存的银饰、玉件，那些工艺品简洁古朴，是当时农村能见到的最高水准，一条银发箍，仅掰下来一个齿，就能圈成银耳环，够我姐戴上到处炫。一对紫檀做的坠子板，黑黑的不起眼两片，但拍打起来声音清脆极了。
她总是有办法变出别处难见的各种吃食，黏玉米磨成细面，加水活面，包上黑糖，热油炸黄，趁热咬一口，香糯黏甜，能惦记上半辈子。细江米蒸熟裹面粉，包上糖炸熟，晾凉了再撒上砂糖、青红丝，放小扣碗里蒸，后来自己再做都没那个味。还有用蝉蜕换的花脸面甜瓜、盘结打弯的芝麻麦芽糖、北方罕见的水菱角、晶莹透亮的金丝蜜枣、蜜三刀、糖栗子、面梨儿……别人想不到的她会做，别人买不着的她食盒里总是有。后来我们慢慢长大，她变得更老弱，这样的神力才慢慢离去。
院子里总是一寸地也不会闲，长满让人惊奇的花草：一枝花开两色的大理花，让我认识到还有这样美好的菊科植物；几盆疯长开花、落地就生根的“掐不死”，是我认识的第一种多肉；多年苦心培育的、心叶变花的“指甲花”，让我在知道达尔文、赫胥黎的前七八年，就意识到最原始的花朵是由叶子分化演变；破脸盆里栽的鸡冠花，开之后的花冠比花盆都大，开花之前，却普普通通的被我当成“苋菜”，后来关注“果壳网”，果然鸡冠花是苋菜的近亲；我还知道了仙人掌的果子很美味，像极了十几年后见的火龙果；柿子是嫁接出来的，根上发个芽长出来的不是柿子而是君迁子；菊花会变异，养着养着花色会变，再养花型也会变；芍药和牡丹长好像，枣子按形状分“老头”和“老婆”，石榴砍个枝条插下就能活……
每次来院子里的短暂时间都是自由的。
可以安静地什么也不做，对着花草果树、小鸭小鹅发呆，不用被爸爸呼来唤去，不用被爷爷嫌我迟钝呆板。也可以放心地玩耍，跟着表哥表姐们疯玩乱跑，带着表弟们无恶不作。不用担心奶奶嫌我鬼点子多，不用担心邻居们气急败坏找上门控诉我。
这时候姥姥总是忙着说话，常常有亲戚邻居来她屋里坐着，把家里的烦事、难解的疙瘩跟姥姥叙说。姥姥生在一个地主家庭，虽没念过书，但是世事洞明。家庭里面、邻里之间别别扭扭的事情，由她一听，一解，回去照着办，事情就一下顺了。嫁闺女、娶媳妇、对八字、望路，也都来找她，伸出手掌，拇指在指节上一掐一转，口诀一对照，求助的人拿半截铅笔头，赶紧往烟盒背面写，记下来就一颗心放肚里了。那时候什么不懂，现在知道姥姥做的事情，在市场上叫做“咨询顾问”，这件事儿做的最好的是麦肯锡。
然而可悲的是，洞明一生，施恩一世，她还是没有调理好自家母子之间、两儿之间的矛盾，等老了，不得不在两舅家轮吃轮住，临终前最后一面，姥姥已经失去了记忆，瘦成了小小一团，弓身侧躺在床上。
姥姥的仙去，让我更加明白了生死。
五姑的早逝，让我心神郁积地恍惚了数年，爷爷仙逝以后，我到处游历排解。姥姥驾鹤那年早春，我在表哥里安插的线报匆匆来了电话，大姐给我订了最快的软卧，我连夜从湖南赶回老家，正进门看见姥姥的黑漆棺材，一个头磕下去，放声嚎哭。从那以后，脑子里只有思念，再没有悲戚。
倒是十五六年前的那棵皂角树，我从看那一眼就再没见过，也不知道是被谁移栽走了，还是被鸡鸭给啄食了，最终没看它长成树。
毕业后在郑州修建污水站，路口有一棵很粗的皂角树，我看到心里一喜，走上去抱住了它，一个前辈笑话着呵斥我：“你没事抱那个脏树干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