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春节来得有点早，回家过年的念头也日渐强烈，在疫情稍松的时刻便开车上了回家的路。
以前刚从家出来上大学时，还是用电话卡公用电话亭，与父母通电话，1月1次，还是为了讨要生活费。现在科技发达了，一机在手，语音、视频想怎么来就怎么来，没有固定频率，想什么时候打就什么时候打，可总觉得少点什么。
随着离家越来越近，心里越雀跃。见到了上了岁数的父母，头发比手机里白，皱纹比手机里深，心里一阵酸涩，却抿嘴展出一脸笑容。
村子里比以前安静了些，往年年底在外打工的、上学的都回来了，小孩子们嘻笑打闹声老远就能听见。现在有的在外打工的在外地买了房，有的在镇上或市里买了房，孩子接过去上学，老人也跟着过去，老家只剩空房子；一些外地上学的也留在了当地，或找工作上班，或因为疫情就地过年。
大年三十，按照我家惯例，父亲负责打扫房屋，张贴喜钱、对联，我当帮手。我们这的喜钱有的地方也叫吊钱，是从年前贴到年后的，不用在正月二十五撕掉。历经一年的风吹日晒，上门框上的旧喜钱已有些残缺，两边的对联有些泛白，我认真地将它们一一清除掉，像对整年的遗憾、残值作告别，张贴上新的后，家里整体看上去亮了不少，红红的，充满喜庆吉利和希望。记得有一年除夕正逢下大雪，我正愁寒假里要写的作文，当时抬头看去，就来了句“万里雪飘点点红”得了个优。
母亲负责年夜饭。按照老风俗，其中几样必不可少的菜是烧肉圆，寓意一家团团圆圆、炒猪血，寓意有财、芋头汤寓意出门遇好人、煮带鱼寓意代代有余，最后吃米饭时是不允许用汤泡饭的，不然以后出门时天会下雨。一早上母亲就开始忙碌，我在父母两边来回穿梭搭把手，到了下午的时候，母亲会给我盛一碗刚出锅的红热肉，红红的，油亮亮的，冒着白白的热气，上面洒些绿绿的蒜花，我能边烫嘴边一口气地全吃完。
小时候是吃完年夜饭，炒完瓜子等坚果，做完收尾工作才放鞭炮的，现在到了下午外面的鞭炮声就陆陆续续地传过来了。
在鞭炮声中一家人围在一起，吃年夜饭，父亲不善饮酒，端着二两的小酒盅浅酌一杯，我和母亲倒了些许饮料，慢慢地陪着。摆满了一桌子的菜，是母亲一天辛劳的结果，也是全家一年的收获和对来年的祝愿。期间聊些家常话，说些彼此身上或身边的人或事，没有激情澎湃的话语，也没有煽情的眼泪，质朴、祥和，和一种莫名的踏实。
说道炒瓜子等坚果也是有说道的，用家里的话说就是“炸老鼠眼睛”。炒瓜子时锅里放上些许干净的黄沙或食盐，灶里小火烧着，锅铲越来越快地翻炒，锅里“啪啪啪”的声音越来越密集，香味儿也就飘出来了，老鼠听见这“啪啪啪”的声音，就吓得不敢出来祸害粮食。不过这声音与眼睛是如何联系地，我是一直没想明白。但是这几年家里也不自己炒了，不知是没有老鼠了还是其他什么原因，街上有好几个店铺长年专门炒各种坚果，年根底下，大家都去或多或少的买些。
收拾完饭桌，不到八点，母亲和我在卧室边开始准备明早一睁眼要吃的糖、明天要发给小辈的红包、翻她明天要穿的衣服、鞋，边等待看春节联欢晚会；父亲被邻居大伯叫去打牌，不过凌点的时候准回来放鞭炮。
今年春节天气很好，太阳每天都出来跟人们打招呼，午后晒在身上暖阳阳的，凭添了一身气力。母亲拉上我，说到地里转转。
一片一片的田地里，绿油油的，刚从地里窜出一码高，精神抖擞地直指天空，向着阳光，是小麦。记得小时候分不清麦子和韭菜，大麦和小麦也搞不清，母亲教我怎么分辨，我当时觉得母亲很有学问，在家干活太可惜了。如今大半辈子过去了，她最终还是没离开这片田地，转头看向母亲，心里沉淀淀的。
还有一块一块地的油菜，也才只有半尺高，五六片叶子，在春风里摇晃，像小时候夏天母亲在打扇。它没有小麦绿，有的叶子泛些黄，有的叶子泛些红，但我知道，在三、四月份的时候，必然是满眼的黄色，金灿灿的，撼人心扉。五月份的时候，家家都在地上铺上塑料布，打菜籽，从早上忙到晚上，月亮出来的时候，还在忙乎，孩子们放学也过来帮忙，踩在油菜籽上，一不留神就摔一跤，打闹嘻笑声此起彼伏，仿若在耳边回响。
脚边有野草冒出头来，在枯黄的草根里，绿绿的，特显眼。应该有毛针、蒲公英，还有些早忘记名字了，放学的路上总有几个孩子或趴在路上拨毛针，或彼此吹蒲公英。
如今这些景像早没有了，周遭一片安静，有一个集装箱，母亲说如今这片地都被人承包了，那是承包商在这里的住处，这几天是回家过年了。抬头看向远处，一棵不知什么名的树上有个鸟窝，几只鸟在树上飞来飞去，母亲说那是喜鹊，叫声或高或低地传来，像一滴浓墨晕染了画布。太阳下，挽着母亲的手，感受着春风拂面，望着这片土地，那些时时探出头来的焦虑和失落被赶得无影无踪，心里一片安宁，魂牵梦绕的故乡情。
